安徽
2023年9月10日清晨，东京涩谷区一间不足三十人的小会议室里，77岁的日本和平研究者松本正雄对着投影说：“中国没要钱，日本却还是欠着。”短短一句，令在场青年面面相觑。没人想到，揭开这段疙瘩历史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本国学者。
松本出身大阪，1980年起在大学教授现代史。那年，他准备给学生讲“卢沟桥事变”时发现，最新版课本把“侵略”变成“冲突”，把“强征劳工”写成“劳力供给”。一种奇怪的缺口扑面而来。他走进图书档案，再走向战场遗址，随后扛起摄像机，想把缺口补上。1988年，第一部记录片完成，拍的是北平的沦陷与民生；1992年，他开始系统追踪731部队细菌战，足迹遍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一走就是十二年。
旅途中，他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赔偿”。村里老人拉着他的胳膊问：“日本咋就一句道歉都不给？”松本明白，中国在1972年复交时宣布放弃国家层面索赔，动机是中日和解，也是避免日本民众再次承受天文数字的负担。但放弃索赔不等于放弃记忆，更不代表民间权利就此作废。
1978年10月，靖国神社新合祀14名甲级战犯。对中国来说，那座神社不再只是祭祀阵亡将士的宗教场所，而成了能否直面侵略责任的试金石。事隔一年，日本政府启动对华ODA贷款。外务省对内宣传这是经济互惠，对外却有人把它包装成“替代赔款”。贷款利率低，却终究要还本付息，说是“白送”，显然兜不住账。
与贷款同时展开的，是教科书表述的反复拉锯。1990年修订版，将1937年的七七事变写成“日中双方的偶发冲突”，连“侵略”二字也削去。松本在课堂上摊开当年的军部电报：事变三天前东京参谋本部已发出“若有事端，即按预定计划扩大战局”的暗号。学生一时寂静。课后，有男生小声问他：“老师，这是真的吗？”松本叹了口气：“假不了，可惜书上看不到。”
1995年，中国劳工耿谆等四十二人把鹿岛建设告上东京地方法院，控诉花冈矿山的虐役与鞭打。法官承认事实，却理由充足地驳回赔偿请求。上诉、高院、再上诉，拉锯五年，最终鹿岛支付了忠魂慰藉金并设立基金。金额不高，却第一次让“企业责任”四个字写进和解文本。
同年夏天，战后五十周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用了“侵略”“殖民统治”与“深刻反省”，却缺席“谢罪”“补偿”。词句的细微差别，被亚洲各国放大成显微镜下的冰裂纹。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1970年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跪地，无需旁白，画面本身就等于清账。松本把那段影像插进纪录片第三集，标题只写一句：“姿态可以改变历史温度。”
2004年，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明确认定731部队实施过细菌战。判决书长达300页，承认“侵略医暴”，却以国家责任已由《旧金山和约》结清为由，不予赔偿。中国原告团走出法庭时，记者问：“下一步？”带队律师回答：“我们只要一个对等的道理。”这句话后来被松本反复引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并非铁板一块。松本拍片期间，曾遇见一位自称元731部队卫生兵的老人。镜头前，老人双手发抖，说：“我被命令往瓶里放鼠疫蚤，我怕，可还是做了。”话音未落，泪水已夺眶。松本没有追问，他知道人性与责任的缠绕，比任何剧本都复杂。
2005年以后，右翼势力在网络上抬头，甚至有人向松本家寄刀片。他报案，警察回复“缺乏直接证据”。威胁没有阻断拍摄，反而让片名愈发直白——《不认账》。这一集里，他把镜头对准日本街头随机采访的大学生：“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吗？”六成以上回答“没学过”。松本摇头苦笑：“历史课缺席，麻烦不会缺席。”
有人质疑他“抹黑祖国”，他搬出数字：日本政府向东南亚五国支付战争赔款合计54亿美元；对中国，则以ODA方式提供近300亿美元贷款，四十年本息已基本偿清。“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日本占便宜。”他说。
2020年，新冠疫情让松本不得不暂停海外拍摄。他整理三十六年采访录音，准备在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前完成终剪。片尾并无控诉，也没有昂扬背景乐，只留下哈尔滨平房旧址的冬日风声。屏幕黑下时，字幕一行：历史不可讨价还价，债务可以，但良知不行。
讲座结束，那群青年围上来索要签名。有人问：“老师，您为什么坚持？”他答得很轻：“因为我不想让下一个世代，再用谎言去缝补空白。”会议室窗外，秋阳正烈，街道车流如织，东京的喧闹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交织成一道无法忽视的背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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