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此刻的毛森八十五岁，身板清瘦，随身只带一只小皮箱。有人凑上前低声打量：“真是他？”随行人员轻轻答道：“正是，当年的东南特别站长。”只这一句，就把在场人拉回到半个世纪前那个烽火与阴谋并存的岁月。
追溯到1908年8月，江山县界牌乡泥墙青瓦的一户农家传出啼哭声。小名阿猷的孩子后来改名毛鸿酞，再借人文凭考学时又成了毛善森，终归定格为毛森——姓名几经辗转，命运也随之拐弯。
15岁进小学、17岁考取省立师范，他原本可做一名乡村教员。可他嫌“三尺讲台”太局促，跑到杭州，又被同乡拉进浙江警官学校。戴笠正忙着网罗新人，毛人凤一眼相中这位嘴甜心狠的学生，从此，“特务”两字便成了烙印。
1933年前后，福建事变爆发。毛森被装扮成军事记者潜入19路军，游说、分化、递送密电，一番折腾后，19路军土崩瓦解。老蒋的中央军开进福州，毛森因“功劳”被提拔为福州特警组主任。这一仗，他第一次尝到暗线取胜的甜头，也埋下了后来声名狼藉的种子。
抗战全面爆发，戴笠急需“敢死之徒”。毛森回到家乡江郎山招兵，拉出一支五百人的别动队。训练场上，他语速极快，手指着靶场喝令：“打准了，鬼子不会给第二次机会！”队伍很快便在浙赣铁路沿线炸桥截线，日军头疼不已。那年春天，他在江郎山刻下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村民记住了字，也记住了这个满脸杀气的后生。
然而刀锋一转，1943年冬，毛森在上海被捕。日伪高价悬赏缉凶，他的手下陈纪廉、周觐光接连落网，供出了“老板”。狱中，他靠黄金收买看守，又借民族大义软化对方，甚至指挥在押特务枪杀叛徒余玠。几个月后，他利用守卫刑俊才策划越狱，深夜翻墙而遁，直奔浙西游击区。
抗战胜利，上海灯红酒绿。毛森摇身一变成了“东南特别站”掌门，抓捕汉奸、没收财产，顺手也填满了自己的腰包。那些年，他常坐着雪弗莱轿车呼啸外滩，金条塞满后备箱。可风光转瞬即逝。
1949年5月，解放军兵临大上海。毛森奉命接任上海警察局长，却撑不过三个月。5月24日夜，他从南京路改穿便服，搭小船逃往厦门。两个月后，厦门也告失守，他仓皇东渡台湾，开始另一段身不由己的流亡。
岛上的日子并不好过。靠与毛人凤的私交还能混口饭吃，可1956年毛人凤病逝，政坛风向突变，旧部遭冷遇。毛森识趣，辗转香港、琉球，最终落脚美国华盛顿。那时他已无兵无权，只能在华人圈讲述“英雄往事”，借书写回忆录赚取微薄稿费。
美国的冬夜里，晚景清寂。唯一让他欣慰的，是三子毛河光在实验室里搞出了超高压合金，被请进克莱因科学院；夫妻俩随即搬到加州，靠儿子的一份薪水维持体面。朋友偶尔来访，毛森会搬出当年在上海炸仓库、在杭州翻墙的故事，眉飞色舞，似乎仍在指挥千军万马。
1980年代初，对岸改革开放的消息飘洋过海。毛森的长子毛建光回杭州参加商展，把西湖新修的柳堤照片寄到美国。老头沉默良久，只留一句：“总得回去看看。”可护照、身份、健康都像三道关卡，直到1992年才拨云见日。
故乡之行持续了不到一个月。上海的弄堂、杭州的断桥、江郎山的石壁，一处处旧迹像翻相册。山腰那行刻字依稀可辨，他撑着拐杖摸索残缺的石缝，喃喃道：“当年用血刻，现在只能说声谢谢。”随行的乡亲怔在一旁，不知作何反应。
同年10月，他病逝于旧金山，心肺衰竭。墓地对着金门大桥，海风日夜拍打。许多往事随风散了，但档案里依旧记录着：从福建事变到暗杀上海汉奸，从指挥破袭到镇压民主人士，他的名字始终与血与火相连。
有人说毛森的一生像极了乱世枭雄：前半生拼命假装爱国，后半生忙着自保奔命；也有人感叹他终究没能逃出历史的审判——纵然漂洋过海，也只能把往昔功过与冷雾一起，永远留在太平洋的潮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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