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非市场政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这要有一个边界，同样是政府的行为，怎么定义非主市场化行为？
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讨论时使用了这个表述，主要指政府对市场指令性的干预，这种干预跨越了市场规则。《反垄断法》中提到“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但怎么才算滥用，存在评估的滞后性。
我想对国内而言，这里少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非市场化政策是非常独特的，它构成了三种跨市场规则的非市场化行为。
第一种非市场化行为：行政指令对市场价格体系及法规的强干预
比如，运用货币政策给购房者降息，这是市场行为，但下文件做指令性限涨、限跌，地产商在2019年就要求七折销售，办公室精英不批准，这就是非市场化的行为了。
又比如要取消某一个行业，不能与市场法规冲突，公司注册是合法的，正常经营，依法纳税，一纸文件取消了，这也是非市场化行为，而且杀伤力极大，行政权大于法权，一定会陷入塔西陀陷阱，这是任何市场关系中的最高代价，无法修复，不管你的出发点多么美好。
第二种非市场化行为：非同一抽象原则
如果在同一竞争性领域中，所有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在基本的规则上必须一致，比如贷款利率，完全是企业信用等级和银行产品的同一规则执行，不能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国企利率低，民企利率高，这也是本质上的失信，是隐性的塔西陀陷阱。
同一竞争性领域，不是按市场同一抽象原则，而是所有制锚定，看起来很社会主义，但一定会引起资源错配，因为行政权替代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做资源配置，会失去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效率。
也可以说，同一抽象原则覆盖范围越小，市场的有效性越差。
第三种非市场化行为：软预算约束的外溢
这就是在国际市场冲突中的规则冲突，比如通过补贴低价竞争市场。
很多人奇怪了，我的产品又便宜又好，难道不是全世界人民受益吗？没错，是全世界受益，但属于不正常竞争。如果你的价格卖得低，利润比对手还高，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力，如果你卖得比对手低，利润切薄了，甚至赔钱，要依赖政府补贴政策平衡，那就是恶意竞争。
当然，中国现实的情况并不具有贸易的侵略性，不能说是恶意竞争，而是过剩产能的外溢。
这就是耶伦曾经提出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行为的严重关切，这包括中国非市场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外国公司市场准入设置的壁垒和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换一个说法，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国家资本的干预，但是，我们的干预是以体制为锚定的。
有意思的是，耶伦有一种经济学的自信 。
她认为：“我相信中国转向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不仅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
是不是真有好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反干预已经成了21世纪贸易议题的核心问题，全球结束了WTO时代，进入了贸易规则重构的新时期，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靠产品的强大打破规则，还是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中国的产品从中低端前移，非市场化行为就是多余的，然而要实现效率与创新的突围，首先要解决的，恰好就是放弃非市场化行为，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位：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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