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佘祥林因“杀妻”被错判入狱，妻子突然归来后获释，一名办案人员割腕自尽

2005年3月28日，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

那天下午，一个女人拎着一只旧行李袋，站在镇子东头一栋老房子的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院子里晒着几件衣服，风一吹，衣架在铁丝上吱呀吱呀地晃。她伸手推开门，跨进门槛。屋里光线很暗，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和一种说不上来的、老人住久了才会有的人的气息。她站了几秒钟，眼睛适应了黑暗，才看见堂屋中间坐着一个老太太，正低头在剥豆子。老太太抬起头，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老太太手里的豆子撒了一地。她没有叫，也没有站起来，整个人僵在椅子上，嘴角一直在抖，脸上不是哭也不是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的表情。

这个女人叫张在玉。在这条镇上，她已经被当成死人，当了整整十一年。

京山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有一份已经泛黄的卷宗。封面写着“佘祥林故意杀人案”，立案时间是1994年4月。卷宗的第一页是一份报案记录，报案人是张在玉的母亲，报案内容是女儿失踪，怀疑被女婿杀害。接下来的几十页纸，把一个人的命运碾成了一条单向的隧道——侦查笔录、证人证言、法医鉴定、审讯记录、起诉书、一审判决、二审裁定、重审判决。每一页都盖着红色的公章，每一个公章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在文件上签过字的人。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调走了，有的还在原单位，有的死了。

卷宗的最末一页，是一份2005年4月13日的无罪判决书。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中间隔了十一年，四千多个日夜。

佘祥林和张在玉的婚姻，开始于1989年。他在京山县机械厂当工人，她也在厂里干活，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处了一段时间就结了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一家三口住在机械厂分配的一间平房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张在玉性子温和，说话慢条斯理，不怎么跟人起争执。佘祥林脾气急一些，花钱大手大脚，有时候发了工资没几天就花得精光，为这事两口子没少拌嘴。但说实话，那些拌嘴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里都不算稀奇。隔壁邻居家吵得更凶，锅碗瓢盆都摔过。

变化是从1993年开始的。机械厂效益下滑，张在玉面临下岗。工作没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压上来，再加上之前累积的那些婚姻里的不快，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出问题。起初只是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了两眼通红。后来发展到神情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有时候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发呆，叫她好几声都不应。到了十月份，病情加重，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得靠佘祥林照顾。

那个年代的京山小镇上，人们对精神疾病几乎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什么叫精神分裂，只知道“疯了”“傻了”“脑子坏了”。张在玉的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她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女儿是被女婿逼疯的。这个想法一旦扎下根，后面所有的判断都顺着这个方向长。她觉得女儿嫁错了人，觉得女婿在外面有人了，觉得女儿的命是被这个男人毁掉的。

1994年1月2日，张在玉又一次精神失常发作，从家里跑了出去。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她有过两次离家出走的经历，都被找了回来。佘祥林这次没有像前两次那样着急去找，他找了几天，没找到，就不再找了。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继续找，他说她以前也跑过，过几天就回来了。这句话在案卷里被记录了下来，后面加了一行侦查人员的批注：对妻子失踪态度冷漠。

张在玉失踪之后，佘祥林的生活照旧。他照常上班，照常喝酒，有时候在外面喝醉了回家倒头就睡，衣服都不脱。邻居们把这些看在眼里，三三两两地议论，说他老婆不见了也不着急，肯定心里有鬼。这些议论后来都变成了证人证言，用签字笔工工整整地写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

1994年4月11日，吕冲村一个农民在窑凹坝堰的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已经在水里泡了将近三个月，面目全非，只能大致判断出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法医做了尸检，确认头部有钝器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死亡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前。这个时间点，恰好卡在张在玉失踪之后不久。

专案组很快成立。那时候办案条件有限，DNA鉴定技术在国内还没有普及，确认尸体身份主要靠家属辨认。他们把张在玉的母亲和哥哥叫来认尸。母亲蹲在尸体旁边看了很久，站起来说，是她女儿。哥哥犹豫了一下，说有点像，但尸体身上的毛背心他不记得妹妹有。专案组又找了机械厂的两个同事来认，其中一个同事看了一眼就说是张在玉。

几份辨认笔录摆在桌上，专案组内部开了一个短会。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定人。失踪女性、精神病史、婚姻矛盾、家属指认、同事辨认，这些信息拼在一起，指向的方向只有一个人——佘祥林。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寻找真凶”，而是“证实佘祥林杀了妻子”。

张在玉的母亲也认定了这个方向。她找了镇上两百多个人联名上书，要求严惩杀害女儿的凶手。那张签名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有些字迹工整，有些歪歪扭扭，有些签了名之后还加了一个红手印。这些名字，后来被专案组放进了案卷里，作为“群众呼声”的佐证。

专案组开始集中力量突破佘祥林。他们先去他工作的派出所了解情况。佘祥林当时在派出所当治安员，是临时工性质。同事说他以前闲聊的时候提到过“想摆脱她”——这个“她”指的是他的精神病妻子。这句在办公室里随口说出的话，被侦查人员记了下来，作为“犯罪动机”的一部分。

佘祥林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以为就是例行问话，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清楚就行了。他说妻子是精神失常后离家出走的，他没有杀她。侦查人员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说她以前也跑过，会回来的。侦查人员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报警。他说他以为她能自己回来。

这些回答在审讯笔录上被写了又划、划了又写，改了好几个版本。侦查人员分两组轮番审讯他，两天两夜没让他合眼。审讯室的灯一直亮着，他分不清白天黑夜，只知道困，困到整个人像被水泡过的纸，随时都会瘫掉。最后他招了，说他杀了妻子，把尸体扔到了水里。

但这份供词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他前后一共交代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每一种版本都不一致——作案工具不一样、作案地点不一样、处理尸体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是真实的供述，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犯罪过程有四种完全不同的记忆。这是屈打成招的典型特征：被审讯的人已经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什么了，他只在乎说什么才能让审讯停下来。

专案组不在乎这些矛盾。他们带着佘祥林去指认现场。后来他在申诉材料里写道，所谓的“指认现场”，是侦查人员提前给他指了位置，他照着走过去，然后被拍下来作为证据。案卷里甚至没有找到那具无名女尸的DNA检测记录，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证明那具尸体就是张在玉。把佘祥林定罪的，是一份靠肉眼辨认完成的认尸笔录，一份矛盾百出的口供，还有一个“他对妻子态度冷漠”的模糊印象。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后，佘祥林翻了供。他在法庭上说他被刑讯逼供了，他没有杀人，他要求重新鉴定尸体身份。但法庭没有采纳他的辩解。1994年10月13日，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死刑。

这份死刑判决递到湖北省高院之后，事情出现了一丝裂缝。省高院在二审复核中发现了很多疑点。尸体身份不明，口供多次变动，现场没有物证，动机部分完全依赖证人印象和情绪化推断，没有客观证据支撑。1995年1月10日，省高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但重审并没有让这个案子变得更严谨。案卷在京山法院和荆州中院之间来回转移，一拖就是三年多。1998年6月15日，京山法院做出一份折中判决：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份判决的意思非常微妙。省高院说了证据不够死刑，那就不能判死刑。但又没有哪个部门愿意站出来说这个人无罪，因为一旦宣布无罪，就等于承认之前所有的环节都错了。十五年是死刑和无罪之间的缓冲地带，它既不得罪上面的高压线，也能给下面一个交代。至于那个被关在里面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杀了人，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问题。

佘祥林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多，加上判决前被羁押的四年五个月，前后十一年。

张在玉没有死。1994年离家出走之后，她因为精神失常不辨方向，一路流浪到了山东。她在山东被人收留，病情慢慢好转，后来再婚，生了一个孩子。她不知道自己在老家的档案里已经被认定为“被害人”，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因为“杀害她”正在监狱里服刑。直到2005年春天，她带着孩子回到京山娘家，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才把自己从一个“死人名单”里拉了回来。

派出所核实了她的身份，做了DNA比对。结果出来的那天，负责比对的技术员在实验室里坐了很久，反复看了好几遍数据，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专案组。他说，这个人确实是张在玉，活的。

从那一刻开始，所有建立在“张在玉已死”这个前提之上的证据，全部坍塌。尸体不是她，认尸笔录是错的，口供是逼出来的，动机是揣测的，群众签名是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的。整座司法大厦从地基开始碎掉，每一块砖都在往下掉。

2005年3月30日，荆州中院紧急撤销原判，佘祥林取保候审。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身上穿着监狱发的一套灰色旧布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入狱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一块已经停走的手表、一串生锈的钥匙、一张女儿满月时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他用手掌把照片压平，塞进上衣口袋里，贴着胸口。

他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的房子早就没人住了，门锁锈死了，他拿钥匙拧了半天拧不开，最后找邻居借了一把锤子把锁砸了。屋里全是灰，墙角结了蜘蛛网，灶台上的锅长了一层绿毛。他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褪色的年画，画上的鲤鱼已经看不清楚颜色了。邻居告诉他，他母亲死了。他入狱之后，母亲到处上访喊冤，被关了好几次，身体越来越差，没等到他出来就咽了气。他的女儿，从六岁起就被寄养在亲戚家，读到初一就辍学了，跟着叔叔去南方打工，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站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那双本该握着铅笔的手，被焊锡和电路板磨出了一层厚茧。

他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站在那幅褪色的年画前面，站了很久。

2005年4月13日，京山法院再审宣判佘祥林无罪。判决书念完之后，法警帮他解开了被告席上的围栏。他从审判庭走出来，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他抬起手挡住眼睛，手指缝里的光晃成了一片。

国家赔偿程序随后启动。荆州中院赔偿他二十五万六千九百元，京山县公安局赔偿二十二万六千元，因哥哥曾被错误羁押赔偿四千元，因母亲去世赔偿二十二万元，当地政府另外给了二十万元生活补助。那些当年出具“良心证明”说见过张在玉出走的邻村村民，也拿到了赔偿。纸面上看，这是一串还算说得过去的数字。

但这些钱买不回来十一年。买不回来一个母亲临死前最后看儿子一眼的机会。买不回来一个女孩在流水线上被消耗掉的学生时代。买不回来一个人从三十岁到四十一岁之间四千多个日夜的空白。

荆门市政法委对当年办案人员展开了追责调查，最后的结论是，本案中有关人员的行为已构成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但两名主要办案人员已经死亡，不再追究。韩友华、卢定成被免职。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被写进了调查名单。潘余均，京山县公安局原专案组成员，案发后升任巡警大队指导员。冤案翻过来之后，他被停职审查。他多次喊冤，说自己当年只是服从安排，没有做过刑讯逼供的事。2005年5月21日，他被专案组带到黄陂区隔离审查。四天之后的凌晨，有人在黄陂区一处公共墓地的树上，发现他自缢身亡。旁边地上有一个被剪开的易拉罐，他用那片金属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在一块墓碑上，用血写了三个字：我冤枉。

他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调查结论认定当年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这意味着他参与过的案件程序是有问题的。但具体到他个人身上，是他亲手实施了逼供，还是他只是那个庞大办案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跟着惯性往前转，多年之后被推出来顶罪，这个界线已经模糊到谁也分不清了。他用死亡给自己做了一个注脚。而那块墓碑上的三个血字，是这个案子留给人间的最后一个问号。

那具从窑凹坝堰水塘里捞上来的无名女尸，身份至今没有确认。她的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全部消失在档案的夹缝里。杀她的凶手大概早就死在某一次严打审判的枪口下，或者至今还活在某条街道的阴影里，每天照常吃饭、上班、睡觉。没有人去追问她的下落。她像一个被借来的道具，用完之后就被放回了角落，没有人记得她还曾经是一个活人，有过父母，可能也有过孩子，有过属于她自己的一份人生。她被安葬在一块没有名字的墓地里，墓碑上刻的日期是1994年4月11日，那是她被打捞上来的日子，不是她真正的忌日。

张在玉回来之后，和佘祥林见了一面。两个人坐在各自命运的另一端，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和十一年不能倒流的时光。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那天之后，张在玉带着孩子回了山东，佘祥林留在京山，继续过他被打破了又拼回来的后半生。

后来有人问他，你恨不恨。他想了想，说，恨有什么用。他把那张女儿满月时的照片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人看。照片上那个胖嘟嘟的小婴儿，已经长成大人了。他说，我现在就想好好看着她。这辈子欠她的，我还不起，但我想守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