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文化：如何保护散落的文化“繁星”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电视剧《主角》讲述三秦大地戏曲故事，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唤起侨批家国记忆，“村超”“村BA”等民间赛事持续火爆……近年来，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文艺作品和体育赛事频频出圈，带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走进大众视野。在地文化根植一方水土、融于百姓日常生活，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传播潜力。本期圆桌对话，光明智库邀请专家通过分享鲜活实践，探讨在地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与谈人

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

胡 钰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京晶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沙 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陈之殷 陈 恒

1 在地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光明智库：在地文化资源生于日常、长于乡野，承载着集体记忆，如何理解在地文化的独特之处？系统性保护零散的在地文化资源，对于厚植中华文化根脉具有怎样的价值？

胡钰：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目前我国已拥有世界遗产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相比于这些具有显示度、集中度的大型文化遗产，大量散落的在地文化资源以活态方式、日常状态成为存续民族记忆的“星火”。

在地文化作为中华文脉的“微观基因库”，具有覆盖范围大、延续时间长、认同度高、实践性强的特点。在地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四个维度：文化多样性价值。丰富的在地文化是形成中华文脉完整谱系的重要部分，保障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活力。文化认同价值。方言、民俗等是每个个体最原生、最日常的文化触点，成为从“家庭认同”到“家乡认同”再到“家国认同”的最细密、最坚韧的连接纽带。文化安全价值。在地文化以其全民参与和稳定认同，构建起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内涵和价值认同。文化传播价值。在地文化在传播中极具辨识度，使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不可替代的文化感染力。整体而言，保护在地文化是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长远价值的基础性工程。

向勇：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整体视野下，在地文化是支撑中华文明“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多元一体格局的底层肌理，是民族文化根基得以持续生长的鲜活土壤。这些地方文化形态，承载着不可复刻的集体记忆与地方经验，其系统性保护对筑牢文化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价值。

一方面，它补全了中华文脉的完整谱系。中华文明的传承始终存在两条并行的脉络：一条是典籍记载、庙堂传续的“大传统”，构成了文明的主干；另一条是民间日用、乡土沿袭的“小传统”，填充了文明的肌理。乡土民俗是传统礼乐制度在日常中的演化遗存，地域家风是儒家伦理在家庭单元的微观实践……这些文化枝叶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的生态图景，让中华文脉跳出博物馆的静态陈列，真正成为活在普通人衣食住行中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微观底座。每一种在地文化都承载着一方人的集体记忆与生活情感，保护在地文化本质上是守护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原乡”。当无数个体的乡土记忆汇聚叠加，便形成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归属感与精神凝聚力。这种扎根烟火日常的认同，比抽象的概念宣示更有穿透力，也更具持久的生命力。

刘京晶：

在地文化的价值就是日常实践本身——它在说、在做、在身体记忆里。它不是被观赏的文化对象，而是参与塑造人们行为方式和情感结构的文化实践。方言中蕴含的不仅是词汇和语法，更是一整套地方性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和人际互动逻辑；家书文化不只是书信档案，而是维系亲族关系、传递价值观的日常机制；乡土伦理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款，而是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活态规范。

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人们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日常回答越模糊，对本土文脉的回望就越迫切。这种心理动因，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在高速流动的时代里重新寻找文化锚点的本能。尤其是年轻人在标准化、同质化的城市生活中成长，对“地方性”的渴望反而更加强烈——近年方言梗在短视频平台的流行、城市年轻人对乡土文化的消费热情，都是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

2 在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光明智库：虽然近年来对在地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在地文化产生兴趣，但是相较于传统的非遗、古建保护，在地文化保护还存在哪些难点和不足，其保护与传承的关键是什么，有哪些案例？

胡钰：

从难点来看，恰在于其日常性与平常性。日常性往往让大家“看不见”，平常性则可能“看不上”。比如，方言、侨批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但却难以纳入现行非遗、文物保护体系。同时，这类文化内容平常无新或不够时尚，比如口传心授的民俗仪式等，难以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显性要素。因此，“被看见”且“被看重”是在地文化保护传承的关键。

“被看见”的困难，体现在代际传承受阻和政策体系缺位。在地文化尚未建立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完善保护机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民俗、民间手艺只能靠民间学者、文化爱好者自发记录，保护行为是零散的、自发的、有限的。

“被看重”的困难，体现在学术研究与发展认识的双重滞后。一方面，对民间、乡间的在地文化缺乏重视，对其承载的乡土伦理价值、社群联结价值、文化基因价值研究不足。另一方面，全社会还缺乏地方文脉有效转化为地方发展动力的认知，像“村超”为榕江获得知名度、侨批转化为热门电影的成功案例仍不够多。其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未能认识到“挖掘老文脉、增强新动能”已成为当代区域发展的有效方法。

刘京晶：

在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确实存在着碎片化、被动化、边缘化等问题。碎片化，表现为跨系统协同机制的缺失。保护行动往往是各自推进、难以合拢，文化传承、产业形态、人口结构、基层治理等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文化保护生态。

被动化，集中表现为“事后追认”的惯性。如我国现存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家书文化的境遇同样典型，超过三成因搬家等原因损毁了家书。面对这样的消亡速度，仅凭被动式抢救是不够的。

边缘化，则呈现为：位阶低——许多在地文化资源既难以纳入文物范畴，也不完全符合非遗认定标准；权重小——在地文化保护在地方绩效考核中权重偏低，保护工作往往依赖自发性而非制度性要求；资源少——保护资金匮乏，社会资本参与不足，保护投入与消亡速度严重不匹配。

沙垚：

在地文化的守护，必须回到文化如何与此时此地的社区生活链接这一核心命题。

首先，让在地文化发挥实际功能。在地文化延续千年是因为它有实用性，比如维系宗族秩序、组织集体劳动、调节人际关系、安顿精神世界等。当前保护的核心任务是为它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找到功能定位。文化只有参与社会治理，在社区中发挥一定功能，才能更有机地内嵌于社会，不至衰微。比如，一些地方戏曲能够满足留守老人的文化需求，就会有存在的价值和土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文化能不能保护”，更要问“这个文化能为乡村做什么”。

其次，以文化活动帮助社区组织。比如，一场庙会涉及物资采购、人员调配、路线规划、安全维护，这是对村庄社会网络的全面激活；乡村春晚的筹备，需要村两委、文艺骨干、返乡青年、妇女儿童共同参与。这种在共同目标下的临时性再组织，本身就在培育村庄的自治能力，是基于地方文化认同和文化传统的集结。反过来，乡村组织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为在地文化保护提供支持。

向勇：

的确如此。在地文化的保护必须扎根乡土日常，构建常态化留存机制，同时嵌入乡风文明与基层治理的深层肌理，实现“在生活中保护、在治理中传承”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构建常态化留存机制，是保护工作的基础。其一，明确责任主体。依托村级文化管理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退休教师、乡村青年等群体，组建专职与志愿相结合的在地文化联络员队伍，配合乡村文化特派员的专业指导，让文化的持有者成为文化的守护者。其二，探索数字化留存方式。针对家风、民俗等软性文化资源，通过口述史采集、民俗影像记录、方言语料库建设等轻量化手段，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数字资产。比如，我们此前在浙江松阳推进的“乡土口述计划”，系统采录了村中老人的生产生活记忆与年轻新业态主理人的乡村实践，既留存了地方文脉，也成为乡村美育鲜活素材。其三，打造场景化的承载空间。依托现有文化礼堂、村史馆、闲置民居，打造小型、便民、活态的文化阵地，让文化融入婚丧嫁娶、节庆议事等日常场景。

另一方面，推动在地文化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是活态传承的关键。其一，以文化共识凝聚治理合力。在地文化中的传统乡约、互助习俗、家风伦理，本身就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贵州榕江“村超”能够零商业资本介入、全靠民间自主运转，正是侗族村寨传承千百年的“侗款”互助传统在发挥作用，村民自发分工、协同维护秩序，是传统治理智慧的当代表达。其二，以文化阵地拓展治理场景。浙江宁海南溪村的“文化大院”模式颇具参考性，文化空间同时承担村务协商、纠纷调解的功能，在文化互动中增进邻里信任，提升治理效能。其三，以文化实践涵育文明乡风。河南修武将乡土文化元素融入村落环境改造与公共活动，在审美熏陶中培育文明风尚，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乡风建设的双向赋能。

3 在地文化的转化与传播

光明智库：促使在地文化破圈并具备长期传承价值，最应该抓住的核心是什么？短视频时代，如何通过内容、载体、场景等创新，让一次次在地文化的“出圈”沉淀为特色文化资源，真正激活本土文脉的内生生命力？

刘京晶：

流量热点的传播逻辑是奇观化展示——外部视角发现地方文化中的“看点”，通过平台算法放大传播，受众是旁观者和消费者。这种传播中，文化主体是被展示的对象，不是传播的参与者。一旦算法推荐转移、受众注意力转移，热度就自然消退。而具备长期传承价值的在地文化传播，其核心特质是文化主体获得了表达和传播的能力，实现了“自己说”。

比如贵州“村超”从2023年出圈后持续长红，关键在于让村民从“被展示对象”变为了传播的主角：参赛队伍、赛程安排、节目表演均由村民自发组织，十余万群众参与非遗节目表演和巡游。更值得注意的是，榕江县系统开展新媒体电商人才培训，孵化出上万个村民自媒体账号，内生传播力被真正激活。当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是护航角色——提供保障但不越俎代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榕江县此前曾多次策划赛事IP，均因缺乏文化内生动力和持续性而未能出圈。可见外部推力再猛，都不如文化主体自身的传播力觉醒来得持久。

潮汕侨批文化的“破圈”则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侨批长期处于静态展陈状态，理解门槛高——手写繁体字、夹杂方言、语境遥远。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让侨批文化先完成了“情感共鸣”这一步；汕头侨批文物馆顺势升级打造写批体验区、家风场景区等沉浸式空间，让观众从被感动走向参与体验。这条“情感共鸣—场景体验—日常浸润”的传播递进路径，核心逻辑是在降低文化理解门槛的同时，重建文化实践的场景。

向勇：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内容，不能只聚焦文化的外在形式，更要呈现文化背后的人与生活，回归人的主体性。要培育本土创作者队伍，用村民的视角讲述乡土故事，内容才具备持续的生命力。

载体创新层面，要从“单一短视频”转向“全链条IP生态”，延伸文化价值。围绕在地文化的核心基因，构建IP化的多元载体，让文化从屏幕走进日常生活。从核心价值理念出发，逐层延伸出故事内容、视觉符号、衍生产品与体验场景。比如甘肃张家川的马家塬西戎文化，没有止步于博物馆文物展示，而是延伸出数字人互动、文创周边、研学课程，让抽象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产品。

场景创新层面，要从“线上围观”转向“线下在场”，将沉浸式体验转化为深层的地方依恋与文化认同。将线上流量引导至线下场景，打造主题节庆、研学营地、民俗体验地等沉浸式文化空间，让受众从看客变为参与者。

沙垚：

近年来，在资源相对薄弱的乡村，依托在地文化优势发展旅游产业，成为不少县乡的热门选择。我们看到，研学、民宿、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新型和年轻化的业态纷纷落地，其中“节会”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动员、造势导流的方法，比如乡村艺术节、乡村音乐会等。可以看出，在地文化要从“短期出圈”走向“长效传播”，关键在于坚持“内源型”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走群众路线。文化“长红”不是靠外部策划，而是群众内生动力和自豪感的外溢。二是全民参与。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每个人都参与到通过新媒体平台点赞和宣传家乡文化的热潮之中。

胡钰：

近些年我们重点调研了贵州榕江“村超”现象与广东佛山“龙超”现象。它们都是在地文化传播的现象级案例，具有突出的人民性与人情味。参与者都是当地普通民众，充分展现了对民间传承和习俗的热爱，这种情绪可以很好地感染观众，形成数以万计的自媒体传播矩阵。

从传播内容来看，整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向价值导向。在佛山的龙舟比赛中，“宁可煲烂，不可扒慢”的口号广为传播，代表了龙舟选手们奋勇争先、敢拼敢冲的精神内核。在榕江“人民足球、干净足球、快乐足球”的氛围中，足球成了展示地方人民友爱与向上精神的鲜活载体。

这种自发性、情感性与在地性的高度统一，不仅强化了文化认同，更将抽象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践与传播内容。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讲述者、内容再生产者，都在塑造集体记忆与价值共识，展示在地文化的形象与魅力。

4 在地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制度构建

光明智库：目前我国在地文化保护多依赖地方自发探索，缺乏统一、系统的制度体系。如何完善顶层设计，规范引导在地文化发展？

刘京晶：

完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解决保护对象的认定标准问题。可考虑建立“在地文化保护名录”，与非遗保护体系并行互补，对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民俗、乡土伦理等实施名录管理，使软性文脉保护进入由政府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在中央与地方的衔接机制上，2026年2月财政部、住建部联合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为在地文化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架构：中央确定建设主题并安排补助资金，省级统筹跨省域资源配置，县级政府承担具体实施。地方层面也有值得关注的制度创新：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是全国首部此类省级地方性法规，从调查认定、名录管理、分类保护到活化利用、保障监督，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制度链条，并强调以数字化平台推动遗存信息的采集与共享。

在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上，关键在于明确保护边界与开发底线。可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在地文化开发中的禁止性行为，如不得以商业表演替代仪式本义、不得以猎奇视角展示民俗文化等；同时对合规的文化创新和传播实践给予政策激励，如税收优惠、品牌授权等，使保护有底线、创新有空间。

沙垚：

在地文化保护不能只靠财政投入，要以制度杠杆撬动社会资源。比如我们在江西浮梁推行的“乡创特派员”制度，吸引企业家、创业者、社会工作者、艺术家、设计师等人才，经县组织部门认定后，自带项目落实到各村，作为乡村“首席运营官”，发掘乡村在地文化资源，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新产业新业态。这一制度尝试解决人才下乡难扎根、资源调配难统筹的问题，形成可持续的在地文化保护运营机制。同时，要以制度建设承接流量，做好配套。制度建设解决让“网红”变“长红”的“底座”问题，包括旅游服务标准、应急响应机制、利益分配规则、质量监督体系等，将流量“洪流”变成“活水”。

胡钰：

必须将在地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整体布局。第一，推动各个层面在地文化资源普查建档，特别是对古村落、原生民俗、传统技艺等进行系统梳理；设立长期性支持项目，建立在地文化传习所、民俗展馆、体验空间等；建立在地文化建设评估制度和舆论引导制度，推动构建政府监管、群众监督、行业自律的在地文化多元治理体系。

第二，加强在地文化保护教育。立足本地居民，培育青年传承群体，鼓励本地居民参与民俗展演、社区日常节庆等在地文化活动；将在地文化融入中小学课程，设计在地文化研学项目；依托数字手段建立在地文化资源库，通过短视频、线上云展、沉浸式展演等进行广泛传播教育活动，实现在地文化的数字化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

第三，推动在地文化适度产业转化。在保护在地文化真实性与本地居民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在地文化的产业化，以市场收益反哺文化保护。划分公益传承与市场开发的清晰边界，推出正向开发清单，重点鼓励发展小体量非遗文创、轻量文旅、民俗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特别是在地文化主理人经济，以文化热爱者主导产业转化。优先扶持本土小微工坊、乡村文化合作社等在地文化建设平台，带动本地居民通过在地文化开发进行就业，让文化红利留存乡土。

向勇：

要从丰富的地方实践中提炼可复制的通用范式，纳入制度化的考核与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保护有标准、活化有路径、传承有动力”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让在地文化保护从地方的“自选动作”变为“规定动作”，从“短期项目”升级为“长期事业”。

提炼可复制的活化范式，核心是区分“内容独特性”与“方法通用性”，避免同质化。在地文化的魅力在于其地方独特性，可复制的从来不是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底层的工作机制与方法体系，可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基础方法层，建立“资源普查—基因解码—分类建档”的标准化流程。国家层面可出台统一的在地文化基因库建设指南，明确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普查标准与建档规范，指导各地系统梳理本土文化家底，提炼核心文化基因。二是机制保障层，构建“政府引导、村社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协同机制。浙江湖州窑里“儿童友好艺术村”探索的“高校学术支持+地方政府配套+村集体主体+市场机构运营”模式，通过多方协同平衡公益性与市场化，这种协同逻辑具备较强的普适性。三是场景应用层，推出分类施策的活化路径模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总结文旅融合型、社区治理型、产业赋能型、公共美育型四类活化模板，各地可按需适配、灵活调整，避免盲目跟风网红模式。

与此同时，建立三级联动的考核激励体系。将在地文化保护纳入各级考核体系，扭转短期功利的发展导向。其一，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核，调整“重场馆建设、轻内容运营”的考核偏向，将在地文化资源保有量、活化利用率、村民参与度、传承人才培育数量等设为核心指标。其二，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切实提高文化振兴的考核权重，将在地文化保护、乡风文明培育列为硬性指标。其三，纳入文化强国建设地方评价体系，构建县域文化生态评价指标，把在地文化保护与活化成效作为衡量地方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内容，引导地方树立长期主义的文化保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