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民与陕甘的革命星火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 涛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由于政治腐败经济枯竭而导致乡村社会防灾减灾工程日益瓦解等，酿成严重的农业危机与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在1928年之后的陕西表现极其突出。

　　深入认识这一时期从陕甘边到渭北地区，革命者如何应对天灾、如何赈灾、如何救民等问题，是理解陕甘革命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的重要视角，是理解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时这块根据地“硕果仅存”深层次原因的重要视角，甚至还是理解瓦窑堡会议后中央调整各项政策建设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重要视角。

　　天灾的连发性和外溢性

　　辛亥革命以后陕西天灾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连发性。陕北“平原多为沙漠，田地仅有山头，居民稀少，出产极薄”，连续性的灾情导致成灾问题非常严重：其中，大旱导致1928年至1930年历史上罕见大荒，就是这种天灾连续性的集中显现。“点雨未落”导致“寸草不生”，在陕北这样一个基本上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成灾往往意味着春苗全槁、秋苗未种。连续性干旱让传统社会、传统农业的脆弱性完全暴露，即便是所谓的有钱之财主，“食料不过玉黍心、草根”，油渣、树皮早经采罄，糠秕土粉不能果腹，“家家空虚，颗粒不存”“甚有鬻子卖妻，投河陷井，服毒以求死者，不可胜数”“灾区之广，灾民之众，灾情之惨，为从来所未闻”。

　　天灾的另一特点是外溢性，天灾不仅容易诱发瘟疫等次生灾害，而且往往放大灾害击垮脆弱的经济社会秩序，反过来又加剧了灾情。

　　1928年起，榆林、汉中、关中尤其是渭河以北区域遭遇连续大旱，灾情之重超过光绪三年丁丑奇荒。尽管陕西当局及华洋义赈会采取一些救荒措施，但各省普遍受灾，军阀无力也无心援手，更何况还有贪官上下其手、土豪敲骨吸髓，连带着导致雪灾、蝗灾、瘟疫等次生灾害。1929年深冬、1930年岁初，陕西连续大雪，积雪不融，幸存的灾民早就粮、柴两缺，“冻馁交加”导致扶风县1月十天中冻饿死者男女老少5285人。

　　1928年以后，各色军阀忙于争权、忙于混战。灾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外溢，加速了旧中国原本脆弱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的解体。

　　筹粮赈灾 组织农民

　　可以观察到民国时期北方社会动员、政治动员直至酝酿革命的重要现象之一是，天灾放大“人祸”，“人祸”加剧危机，危机倒逼抗争：1928年起，陈珪璋等就是带着活不下去的饥民在合水一带打土豪、分大户，陕甘高原上的饥民成为催生社会大变动的重要因素。

　　解百姓倒悬之苦，往往是富有正义感的先进分子乃至中共党员干部甘冒风险、挺身而出的重要动力，在这些骨干的带领下，找不到生路的农民被逼着行动起来，进而一步步组织起来，这就成为灾区酝酿并发起革命的重要形式。

　　“交农”来应对灾荒是推动农民抗争的组织形态。1928年初，天灾之下，渭北三原等地党员骨干组织农民举行“交农”，所谓的“交农”就是农民集中起来“罢种”抗税的斗争形式，是典型的“弱者反抗”。兵差徭役、苛捐杂税逼得难熬春荒的渭北农民几乎没有活路，从最初“官欺人踏衙门，老子欺儿逃出门”的弱者无奈，到“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的反抗口号，是被逼无奈的农民愤然反抗。在党员和农运骨干黄子文、刘铁山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渭北三原、泾阳等地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其中三原农民“交农”行动较为成功，迫使国民党三原县县长马润昌免除了三原农民当年粮款。

　　从群众动员逐渐深化的过程来看，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容易的，因此，在生存危机下发起的“交农”，既是前期中共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延伸，又是培养群众斗争意识和组织意识的重要实践锻炼，更为其后依托群众开展斗争并实施政治动员的重要步骤，因此，不能仅视作直接服务革命武装斗争的序曲。

　　“筹赈”来救济灾民是彰显革命道德的重要实践。面对三秦大地六百多万灾民，国民政府前后调度救灾资金不过200万，即便没有中饱私囊，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军阀反而借机摊派压榨，如三原本已灾情沉重，但“军用大借款”竭泽而渔，甚至对只有80元资本的商号也要派40元。地方豪绅更有趁势兼并土地、编制民团来扩大自身势力的。可以说，坐视天灾蔓延、秩序崩解的无能，让国民党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革命者不可能无视群众的苦难。面对枵腹待毙的老百姓，共产党人不惧牺牲，明知会暴露甚至会被捕的危险，打破各方面的阻力，组织和实施了公开性的筹粮“筹赈”活动。1929年黄子文、唐玉怀等在三原武字区组织筹赈委员会，不到1个月，筹粮80余石、救济3700多名灾民。

　　斗争来保障赈灾是建立革命秩序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好地开展筹粮“筹赈”，党正学等收缴石家堡反动民团的枪支，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黄子文在筹赈委员会公开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权力，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正因为筹粮“筹赈”是充满斗争的，因此，一批共产党领导骨干遭到反动势力的报复，如黄子文兄弟被逮捕，如党正学等被戕害。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筹粮“筹赈”活动不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救济了众多灾民，而且增强了灾区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还在武字区等革命力量较强的灾区形成了革命权威、确立了革命秩序，为其后更复杂更激烈更残酷的斗争提供了基础。

　　制定革命政策

　　军队、根据地和统一战线，彼此关联在一起，共同构成关乎革命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重重剥削之下，国民党统治区下农民“虽然节衣缩食的竭其全部每年收入，亦不足以缴纳政府税捐，地主田租与高利盘剥”。在客观上推动了劳苦大众更好地认识了共产党人及其革命实践，也推动了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斗争中注意教育团结和争取被迫啸聚山林的饥民是陕甘军事斗争开展的重要基础。1967年，刘景范在给中央组织部撰写的个人材料中就提出，早在1929年，刘志丹等骨干就趁大灾荒，既注意发动饥民斗争，也注意趁苏雨生等扩编军队，组织可靠的群众往里派，争取“借鸡下蛋”，在刘志丹的安排下，刘景范等就趁机打入苏雨生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

　　对那些熬不过灾荒的民间武装，对这些政治上不反动的民间武装，考虑到基本力量大多是没有生路被迫“上山”的灾民，刘志丹积极做工作，比如在宜君小石崖一带活动的罗连城的民团，就没有简单加以消灭，而是主动加以联系甚至孤身犯险去和罗连城谈判，不仅解除了该民团顾虑，而且还帮助刘志丹解决了部分粮食供给和伤兵养病等难题。在刘志丹细心工作和影响下，一些啸聚山林的“好汉”看到了希望，追随刘志丹毅然参加革命，其中不乏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出色指挥员。

　　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结合灾荒实际制定政策满足群众实际需求。1959年4月，刘景范回忆中强调，由于陕甘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陕甘边劳动群众遭受军阀地主的层层剥削，加上连年旱灾，生活十分贫困，尤其是宁县、合水一带，群众可以说是穷得没有衣服穿。刘志丹等人长期参加筹粮“筹赈”活动，深知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在开始土地革命时，刘志丹等革命者没有照搬南方土地革命的办法和经验，机械地把重点放在分土地上，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服，不缴粮款和租子，在实际工作中，只要一宣传这些政策，群众就急不可耐地问“什么时候实行”。在革命者打土豪分东西给群众时，获悉相关消息的贫苦农民甚至百里跋涉赶来领粮食和衣服。

　　在这些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奋斗在陕甘的革命者逐渐摸索形成了真正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真正能够引领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十大政策”，让根据地在各方敌人重重围困中能够顽强坚持下来并发展起来。

　　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无论是陕甘边还是渭北，甚至是南方苏区，革命军民能够选择的防灾减灾救灾的手段其实有限。由于注重开垦荒地、分田分粮和互助合作等，根据地不仅能熬过“灾荒”，而且能保障工农武装的粮食供给，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