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长诗般的叙事

（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张 浩

　　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具抗联战士曾经使用过的特别的弹药携行具，它的形制像所有军事用品一样简单利落，但表面却绣满了生机盎然的牡丹花和象征着吉祥的万字纹。不难想见，那位披挂这件装备的抗联战士会是怎样的鲜活，在其崇高形象的另一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意气风发却又九死不悔的具体的人。

　　诚然，时至今日，关于抗联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关于如何突入历史肌理，抵达那些已经被隐没在时间长河中，交织着荣耀、苦涩、悲怆与缺憾的复杂体验，却始终是一个进行时的话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卜庆祥以历史上杨靖宇率领下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进行的两次西征为题材创作的25万字的长篇小说《西征西征》，毫无疑问是对此作的一次极为厚重的表达。

　　在《西征西征》中，作者卜庆祥延续了其自转向非虚构写作后，那种对于文献史料一贯的考究和严谨的态度，仅从对于细节的呈现也不难看出其在考据上的近乎执着的扎实功夫。当杨靖宇麾下那支由来自中国、朝鲜和波兰的农民、工人、学生甚至是神父组成的队伍，在作者的笔下被再次唤醒，于东北的密林和荒原中对日本殖民者发起坚贞不屈的斗争时，读者所感受到的除了崇高和震撼，更多的还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新奇和陌生。

　　从抗联战士以代号和绰号相称的日常生活，到同日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场面；从飘荡于林海雪原中的土匪黑话到画卷般徐徐展开的东北风物；从对于“归屯并户”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控诉，到对于或坚强或懦弱的普通百姓的勾勒，《西征西征》绝不仅是对抗联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简单讲述，其所构建起的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全息空间，而这完全仰赖于一个又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细节的叠加和互动。这就使得《西征西征》的叙述并不像是一个技巧性的行为，而更像是一种时间长河自由流淌的结果，它从内里就透着一种沁入人类潜意识的对于史诗时代的向往。

　　1936年11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师的第二次西征因遭遇暖冬，辽河未封冻无法渡河而被日军包围，第三师的战士们血战一昼夜后拼死突围。这一事件的叙述，成为整部《西征西征》中最具悲壮史诗气质的情节之一；当抗联战士们在温暖但残酷的河岸流光最后一滴血，那种在身陷绝境中迸发出的勇气，是一曲足以代表民族文明高度的赞歌。

　　这远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就能够达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写作者具有一种古典诗人式的品性和思维。鲁迅曾如此谈论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而对于《西征西征》这样一部基于民族抗争的史实构建而成的作品，需要在一个本土化文化范式中接受来自其欣赏者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筛选和评估。显然，《西征西征》在这方面达到了可称非凡的水准，除开散落于文本各处的由抗联战士创作或由民间流传的歌谣之外，更为出彩的则是其对于诗性化的叙事节奏的组织。叙述由两句抗联歌谣作为开篇：

　　树叶子关门了，好日子就到了。

　　树叶子开门了，苦日子又来了。

　　而接下来的情节就在这两句歌谣的引导下从容不迫地进行着。我们很少能够得见叙事韵律如此独特的作品，无论是关东绿原上的少年情愫，还是山野之中赶山人的寻宝之旅，抑或高山密林中的刺刀见红，都被编织在这样一种兼具文化感和生命感的独特叙述节奏中，它直白地展示出侵略者的残酷与丑恶，但也没有让其遮蔽住人间的美好与希冀。相对于纯粹的叙事，诗歌往往更加适宜用来表达那些曲径通幽的复杂情感。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古典长诗的节奏里，《西征西征》中关于杨靖宇的伟岸与决绝，少年云龙的敏感与成长，郎先生的迷思与醒悟等一系列复杂而细腻的描述，才具有了撩拨当下读者心弦的力量，才得以匹配在作者卜庆祥的笔墨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那个有血有肉的历史时空。批评家胡河清所期待的那种融汇了传统哲学、古典精神、民族性格和自然观念的中国全息现实主义写作，似乎可以拿来对《西征西征》进行最为精准的概括。

　　1939年12月1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东北游击抗日救国运动八年来，余对于有工作意义与历史价值之文件，不断蒐集保存……惜以军事艰难，既无游击根据地确固之机关，复缺文件保存之有力助手……仅余自己携带及一九三八年留置宝清者幸得瓦全，仅全部文件十之二三而已。其中尤以党的调查统计及抗日联军将士阵亡、负伤或因工作牺牲之统计调查表，存留极少，于民族革命战争历史意义上殊为最大憾事。”毫无疑问，这种沉重的缺憾，对每一个对抗联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来说都是能够得到理解和认同的。放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抗争史，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之广，还是生存条件之恶劣上，东北抗联的游击作战都难出其右，如果任由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被隐没在历史的角落，也未免太过残忍。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征西征》同读者的见面，不过只是其文本旅行的开端。

　　而纵观卜庆祥近些年的创作成果会发现，《西征西征》的诞生实际是有迹可循的，这是他始终秉持着那种独属于写作者的经世主义姿态下的必然，不仅有赖于其数十年的记者生涯沉淀下的职业素养，亦是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精神的继承和践行。

　　如果说卜庆祥早期诸如《米鹤娘娘的绣楼》《夏日事件》这样的作品，还习惯于将历史作为文本之一部分，那么从2023年的《沸腾的生活》到2024年的《葱茏直上石头坡》，再到最近的《西征西征》，则清晰地显示出他不断地向事件纵深处切入的倾向，历史在这里不再作为文本之部分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文本成为历史触角的延伸。在这样一个宏观的视角下，读者方能串联起卜庆祥接连推出的作品在精神内核上的连续性，他似乎正在借助一种类似绘画中透视法的写作技艺，重新整合那些跨越了漫长时代的东北往事，将它们形塑为一种能够引起当下读者共鸣的感觉与体验，这极老派，也极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