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东野圭吾刚出道的时候，写的东西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985年，他凭《放学后》拿了江户川乱步奖。那是一部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本格推理：校园、密室、师生恋、精巧的杀人诡计。主角是一个数学老师，破案靠的是逻辑推理。整本书散发着一种“我就是要炫技给你看”的精英气。那个年代的东野圭吾，年轻气盛，觉得推理小说嘛，诡计够复杂、逻辑够严密、结尾够反转，就是好小说。
然后他吃了十年的憋。
那十年里，他写的本格推理销量惨淡，入围直木奖六次，铩羽而归六次。最惨的时候，他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看到自己写的书被退货堆成山，随手拿起一本，上面落满了灰。他后来在自传《我的晃荡青春》里写，自己当时站在仓库里想：完了，这条路是不是走到头了？
头没走到，路拐弯了。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出版。这部把本格推理套路往死里吐槽的作品，标志着他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从这以后，东野圭吾不玩密室了。他开始写人，写人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和代价。1999年，《秘密》入围直木奖。小说里没有谋杀，只有一个灵魂错位后关于爱的终极拷问。同一年，《白夜行》开始连载。一个穷极复杂的社会派悲剧徐徐展开，所有精巧的诡计都让位给了人物命运。直木奖评委终于坐不住了，把奖给了他。
这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写出了《嫌疑人X的献身》，被直木奖称为“无冕之王”的杰作；写出了《新参者》，用一条商业街的人间烟火来包裹一桩谋杀案；写出了《解忧杂货店》，干脆连凶手都懒得写了，就写烦恼和救赎。他完成了从“本格推理小说家”到“东野圭吾”的进化。
这种进化里藏着一条特别清晰的脉络：他关心的东西从“怎么杀人”变成了“人为什么会杀人”，最后变成了“人为什么而活”。早期作品里那些冰冷的密室和血淋淋的尸体，渐渐被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家庭有工作有烦恼的人取代。加贺恭一郎在《新参者》里说：“刑警的工作不只是找出凶手，还要找出案件背后的故事。”这其实也是东野圭吾自己的创作宣言。
今天再回头看他当年的本格作品，会觉得那个写《放学后》的年轻人有点陌生。但如果没有那个在推理迷宫里撞了十年墙的东野圭吾，就不会有后来那个能写出“献身”二字沉重分量的东野圭吾。他不是抛弃了推理，是把推理从目的变成了手段。诡计不再是用来炫技的烟花，而是用来切开人性的手术刀。他甚至把手术刀也放下了，直接伸出手，去触碰读者最柔软的地方。
一个作家最大的勇敢，不是写出多么复杂的故事，而是敢于背叛过去的自己。东野圭吾用了十年时间，把那个执迷于诡计的年轻人留在了仓库的退货堆里，然后独自走入了更广阔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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