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李宗仁回忆录》是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孵了将近七年，中英文双稿，成书过程拖到李宗仁1965年回大陆之后才慢慢浮出水面。
李宗仁
唐德刚在后记里说，李宗仁口述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剩下八成五是他泡在图书馆拿档案、旧报、战史补出来的。
这就表明，它既不是纯自传，也不是纯史著，而是一位失意军阀在异国晚境对着一位史家聊天，聊完再由史家按自己的史识重新编排。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很好理解李宗仁“有没有美化自己”这个问题了：要看美化落在哪一环，是李宗仁本人在口述时刻意绕开的，还是唐德刚在补史时刻意放大的，或者是口述史这种体裁天生就允许的那层柔光。
先给出结论：这本书当然美化了李宗仁，但它美化的方式不粗鄙，不靠撒谎，而靠三件事：选料、定调、留白。
选料是只把那些能显出自己识见、气量、担当的片段讲细讲透；定调是把所有失败都定在“蒋先生不肯听我”这个论调上；留白是对桂系内部的算计、五战区治下的民生溃烂、1949年最后几个月他自己进退失据的狼狈，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整段不提。
唐德刚的文笔又把这种叙述打磨得筋道利落，读者顺着读下去，很容易把李宗仁读成民国军政场上唯一清醒、唯一宽厚、唯一被冤枉的人。
这层美化不是涂脂抹粉式的假，而是一种更高明的自辩：它让你在合上书时觉得，此人即便有错，也只是错在太老实、太肯担事、太不被容许做成事。
先从成书处境说起。
李宗仁口述是1958年前后，人在纽约，离开南京政府已经九年。
他不是坐在胜利者书房里写回忆，他是败局已定、归途未卜、蒋介石在台湾把他骂作“叛徒”、北京对他还在观察的夹缝里说话。
一个人在这种位置上回头讲自己一辈子，第一本能不是“求真”，是“把这一生讲圆”。
唐德刚懂这个，所以他一边替李宗仁补史料，一边在后记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长官聊天时信口之处若原样落下要闹笑话，他不好当面驳，只能用可靠史籍烘云托月，把对的烘托出来。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李宗仁原话里有水分，唐德刚拿档案替他筛过一遍，但筛子的眼朝哪边偏，是唐德刚定的。
唐德刚偏在哪边？他偏在“桂系一面之词”这个自我警戒里。
他多次提醒读者，此书是桂系视角，可真动笔时，他又忍不住替李宗仁把蒋的昏招写得更活，把李的苦心写得更透。
两位一搭一档，自辩就成了信史的样子。
蒋介石
书里最被捧的章节是台儿庄。
李宗仁讲自己怎么在徐州不撤、怎么把孙连仲、庞炳勋这些杂牌用活、怎么顶住统帅部压力、怎么严令汤恩伯南下夹击，最后“骤获全胜”。
这段叙述气势足，细节多，几十年来被无数文章转引，几乎成了台儿庄叙事的底层模板。
可只要把同期电报、汤恩伯军团战斗详报、白崇禧口述、孙连仲回忆摆到一起，缝隙就露出来。
李宗仁当年给蒋介石的捷报里明写“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峄枣，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把汤和孙并列为“忠勇奋发”。
到了回忆录里，汤恩伯变成三令五申不肯动、拿韩复榘威胁才南下的角色。
同一人，同一仗，隔二十年翻案，翻的不是敌方，是自家侧翼。
为什么？因为要把“大捷”描述成“全是多亏了我李宗仁”的戏码，汤恩伯中央军系统的迟疑就必须被放大，滇军卢汉部在禹王山苦战半月伤亡近两万的血就得略过不提。
卢汉后来在《云南文史资料》里专门抱怨过这一仗把云南买德械的家底耗掉一半，李书里你找不到几句。
这不是记性坏，这是选料。
台儿庄当然有李宗仁的调度功劳，可一场会战变成“代总统青年时期高光独照”，就是美化。
再往下看抗战中期。
第五战区驻老河口，辖鄂北豫南皖西，李宗仁在书里也写“饿殍载道，树皮草根吃尽，甚至易子而食”，看着挺沉痛，像在自责。
但你翻何成濬日记，1942年前后五战区各县歉收是真，可军队强派勒索、军粮局滥发购粮凭证、二十九军六十七军在襄阳荆门夺粮殴官、三十八师挨乡搜刮，也是真，何成濬直接骂是“土匪式军队”。
李宗仁的回忆录把这些治军治民的责任轻轻一转，变成“辖区贫瘠、抗战艰难”的背景板，自己仍是那个爱民如子、无奈局势的司令长官。
同样一笔，写桂系在广西搞“寓兵于民”、省会迁桂林、焦土抗战，他讲得眉目清楚，像是一套超前战略；写1944年桂林防守战崩掉，他只说自己在重庆分身乏术，部下如何备战、防线为何一触即溃，不碰。
桂林丢得那样快那样丑，书里读不出桂系自己军政体系的失灵，只读出蒋中央“移兵他用”的锅。
这又是美化：不是把黑说成白，是把“我也有份”说成“我不在场”。
北伐和蒋李初交那段，书里的李宗仁几乎是个被拖下浑水的君子。
清党、迁都、中原大战、约法之争，凡是桂系和蒋掰腕子的关节，李宗仁的立场总被叙述成“为大局、为制度、为广西桑梓”，蒋的立场永远是“集权、猜忌、拆台”。
可实际上，桂系自己就不是干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