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摄屡禁不止：观众、影院与法律的三角困局丨行业观察

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片方在某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图片，呼吁观众文明观影，图片上写有“享受观影，拒绝屏摄，尊重版权，守护热爱”，结果评论区反被大量观众的屏摄照片攻陷，网友犹如在玩一场“屏摄接龙游戏”，乐此不疲，有网友直言“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不拍”。更有甚者，有观众骄傲地分享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的战绩——屏摄200多张照片……“蜘蛛侠：盗摄之日”反倒成了热门词。

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片方发布了一张图片，呼吁观众文明观影，图片上写有“享受观影，拒绝屏摄，尊重版权，守护热爱”。

其实不只《蜘蛛侠：崭新之日》，今年暑期档的几部热门之作《功夫女足》《八仙！》等电影也是屏摄的受害者，屏摄似乎成为爆款电影难逃的集体宿命。

参与屏摄的不只有普通观众，也包括一些艺人。2024年2月，歌手薛之谦因在微博发布《飞驰人生2》观后感并配发影院拍摄的银幕画面，被网友批评屏摄，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从而开启了“屏摄元年”；2025年底，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上映后，社交平台充斥着大量屏摄内容，被网友戏称为“疯狂盗摄城”；今年5月，演员卢昱晓因在影院拍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片画面并发布Live图，被网友指出屏摄，她随后删图并发文道歉……

影院屏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观众屏摄的心理底层逻辑是什么？影院有何管控机制？如何界定合法观影记录和违规屏摄的边界？如何从法律层面解读屏摄现象？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了一些观众、影院经理以及法律专家，从三方角度探讨观众对屏摄的不同态度。作为电影行业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屏摄的法律边界与观影礼仪的科普依然道阻且长。

观众

对电影屏摄存在认知偏差，希望前置科普可以正确引导

从“疯狂盗摄城”到“蜘蛛侠：盗摄之日”，从演艺明星到普通观众，在电影从业者的三令五申以及影院各种标语广告的呼吁下，影院屏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有些观众为什么热衷于屏摄，新京报采访了几位屏摄的网友，下面是新京报与其中一位网友的一段对话：

为什么要在观影过程中屏摄？

“记录分享，把精彩的片段记录下来，不然以后就忘了。这些片段发到社交平台还能和相同的人一起讨论。”

每部电影在上映前都会发布一些高清剧照，那些剧照肯定比自己屏摄的清楚，用官方剧照发社交媒体不行吗？

“那不行，那是网上发布的，又不是自己拍的，自己拍的才有参与感，谁发朋友圈还专门去找剧照。”

你一般是在电影放映进行到什么阶段，就会举起手机来拍？

“开场、高潮部分和结尾。”

很多人看电影喜欢沉浸式的，不想被打扰，有没有考虑过，你在用手机拍照或录像的时候，光亮会影响到其他观众？

“不会的，我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而且放在胸口，没有举起来拍。”

你知道屏摄这种行为在影院里是被禁止的吗？

“没有人禁止我录，我也不是为了盈利目的，别人不也发视频了嘛。”

其实，这段对话中网友对待屏摄的态度，代表了现实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他们把去影院看电影当做一种娱乐消遣，觉得自己花钱消费了，随手拍个照片无所谓，就好比旅游打卡，是一种很正常的日常分享行为，不仅不会影响电影的票房，而且间接起到了宣传作用。“我买了票为啥不能拍，我又不拍全部，我喜欢这个情节拍一下。现在怎么这么多网络警察”，有观众这样为自己的屏摄行为辩护。有网友分析喜欢屏摄的观众的心理逻辑：“我身边喜欢在影院拍照的基本都是一年看不了几场电影的，来一次电影院宛如出一次国，回去九宫格昭告天下。”

也有很多观众对于影院屏摄行为极其反感，他们认为，先不说版权问题，屏摄首先是不文明行为，禁止屏摄属于影院观影礼仪的一部分，手机光无法和银幕光相融，在黑暗环境下会非常“夺目”，对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是一种干扰。在影院不要屏摄，就和排队时不要插队，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餐厅里不要吸烟一样，是社会秩序下的一种道德约束。

有观众分享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的战绩——屏摄200多张照片……

大量的屏摄也会造成影片重要内容的泄露，有网友开玩笑说：打开朋友圈能看完一部电影。观众陈先生是漫威电影粉丝，在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前，他不想被任何信息剧透。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在看电影前不刷社交媒体，不主动搜索电影关键词让大数据捕捉到他。“这个现象从十年前就很常见了，以前圈内还会强调这件事，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屏摄一个传染俩，变成无所谓的事，甚至有人还反驳得理直气壮，‘有本事你报警抓我啊’。”陈先生无奈地说。

关于电影屏摄，很多普通观众存在认知偏差。他们大多分不清私人随手拍摄与屏摄的边界，误将非商用当作行为合理的借口，既忽视影片版权受法律保护，也低估屏幕亮光、拍摄动作对周边观众的干扰。多数人不了解屏摄涉嫌侵权，仅把拍摄当作打卡分享，缺乏观影礼仪与版权意识，根源在于相关普法宣传覆盖不足。相比于事后劝阻，前置科普可能会有效减少观众无意识的屏摄行为。

影院

没有执法权限，担心管控过猛会造成观众流失

从事影院行业多年的徐经理表示，屏摄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遇到爆款的、讨论度高的影片，观众屏摄的频次也会明显多起来。

对于观众的屏摄行为，影院也有一些常态化的管控机制。比如，在电影开场前，银幕上会打出禁止屏摄的定帧图并进行口播提醒。电影票背面的观众须知中也写到：影院内禁止摄影、录音及录像。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会有工作人员巡厅，如发现有观众屏摄，便会上前阻止并要求删除照片或视频。大部分观众都比较自觉遵守观影要求，甚至厅里有观众拍照的话，旁边的观众会主动去制止。

针对屏摄的不文明行为，徐经理说，在技术上，从胶片时期就已经有防盗水印了，目前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以前是母盘端加水印，现在主要是放映端实时嵌入水印。即水印是在每一台数字放映服务器（DCP服务器）播放影片时，实时叠加进画面/音轨。每个影厅的放映服务器都有编号，可实现唯一身份绑定。通过水印信息可溯源至哪家影院哪个影厅，几点几分的场次。这就要求影院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巡厅，留意监控。发现有屏摄人员必须及时制止并要求删除内容，特殊情况可以报警处理。

然而，在防止观众屏摄问题上，影院也存在治理痛点。“主要问题在政策法规上”，徐经理说，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只明确规定了禁止录音录像，对于拍摄静态照片没有明确说明，处于法条留白区域。另外就是执法权限，对于屏摄，影院没有处罚权，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劝阻。

屏摄问题属于老生常谈了，每年在一些热门档期都会大量涌现，为什么屡禁不止？在徐经理看来，一方面是观众版权意识薄弱，另一方面目前大众打卡社交需求旺盛，再加上相关法规有留白区域，影院能做的仅是温和劝导。

面对观众屏摄行为，影院也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影院管控过猛，易引发客户投诉，造成观众流失，但如果纵容屏摄就破坏了行业生态，长期来讲，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市场行为。徐经理也承认，在与同行交流时，日常经营活动中这种左右为难的真实困境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大众认知有偏差，版权意识较弱。大部分的心态就是我只是拍几张照片而已，何况我还买了票”。这种情况只能是加强现场的宣导及管理。

另外，影院目前经营困难，为了节省成本，也没有更多的人力投入到日常巡厅中，仅靠影院监督来治理屏摄问题，也不太现实。

法律专家

“屏摄”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不希望有观众将“灰色”视为“默许”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三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很多影院会在电影票背面特意标注类似提示：影城内禁止摄影、摄像、录音。

在这个法条中，禁止的是录音录像，但对于拍摄静态图没有限制规定。上海理振律师事务所主任、娱乐法律师李振武表示，对于静态拍照，法律适用则需要回到《著作权法》上，会更复杂一些。

“《著作权法》中有一个合理使用制度，对于静态拍照，如果是仅用于个人的学习、欣赏，没有伤害到著作权人的商业利益，是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也不需要付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主观评判的过程”。李振武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看电影的过程中，只拍了十几张静态图，但这些图片把整部影片的故事剧透完了，观众看完这些图片，就已经替代性知道电影演了什么。这种情况下，即便只拍了一些静态图片，但因为已经替代了这部电影的传播，也无法构成《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

在李振武看来，如果严格来说，在观影过程中录音录像一定违法，不管长短，而静态拍照则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灰色并不意味着“可以做”，它只意味着“法律留有空间”，而大多数观众把这种灰色误解成了“默许”。

然而，目前无论是《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是《著作权法》，对于屏摄的侵权行为在处罚方式上没有太大威慑力。对于录音录像的观众，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就是要求其离场。在李振武看来，有时候立法和执法本身是有一定区间的，因为屏摄的行为本身比较隐蔽，拍了也不一定有人看到，取证比较困难，并且执法本身也有难度，处在一个道德和法律的摇摆区间。

李振武觉得，如果市面上出现了电影“枪版”这种盗版行为，有人把整部电影拍下来去牟利，这种情况下著作权人可能会去维权。如果仅仅是一位普通观众将屏摄内容发布在社交平台，传播力度也不是很大，片方也不太可能大张旗鼓地去维权或起诉对方，顶多就是呼吁大家不要屏摄。在法律层面这种维权大概率能胜诉，但是在商业层面片方不太可能去做这件事儿，维权成本太高。

李振武说，当一个行为长期被误解、被默许、被合理化，甚至被包装成“为电影加热度”的正当理由时，真正危险的已经不是行为本身，而是我们正在集体丧失一种能力：区分“法律没抓我”和“法律允许我”的能力。法律的尊严，从来不取决于追究的概率，而取决于被信仰的程度。而信仰，恰恰就体现在每一次银幕亮起时，你选择放下手机的那个瞬间。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