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重典与盛世轻典

俗话说：“乱世需用重典。”却没有说后半句，或者说没有从反面说，从反面说应该是盛世用轻典。似乎这才是治理国家之道，但细究起来，分明不是那么公平公正。

典可以解释为典章制度，解释为法律。在乱世的时候，国家为了治理乱象，就要用重的法律，或者说适用重的刑法，制止那些作奸犯科者犯上作乱，起码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可以让很多有投机心理的人，消除这种心理，同时让很多人遵纪守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用了严刑苛法，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叫做书同文，车同轨，而且兵器都用了统一的制式，还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一定的效果，或者说在人心惟危的乱世，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用严刑重法惩罚作奸犯科者，以儆效尤，起码可以稳定当时的社会生态，不至于经常有犯上作乱者，不至于有经常挑战皇权的人出现。可是后来国家平稳发展，严刑苛法似乎受到了挑战，那就是很多人不服。因为法律应该有一定的人性化倾向，不能把人当牲口来使，也不能把人当动物来看待。严刑苛法对于稳定社会局面是有好处的，但社会局面稳定以后，就应该采用一定的轻典，或者说用一些宽松的政策来鼓励人们搞生产，而不至于总是用严厉的刑法制裁人们。倘若总是用严厉的刑法制裁人们，人们就会不服。或者说人们经常看到被制裁的人，就认为社会是动乱的，而被制裁的人不是单个存在的，有可能有家族背景，有亲戚朋友帮忙，就很可能群起作乱。

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制定了“休养生息”政策，就是让战争损坏的民间生产力逐渐恢复，有时候两三年不收赋税，有时竟然达到十年不收赋税。刘邦统一天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平稳，也有犯上作乱者，但并没有用严刑苛法。尤其是对民间，用一定的宽松政策促使民间生产力的修复。当然民间劳动力就多了，这个时候，法律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并不是盛世，但用了轻典，会鼓励人们搞生产，而不是鼓励人们犯上作乱。问题似乎并没有出在盛世和乱世上，没有出在重典和轻典上，而是出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老百姓不管谁当皇帝，只要自己能吃饱穿暖，能过上好日子，就算是好世道，也算遇到个好皇帝。倘若老百姓总是被法律惩罚，总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受着压榨和剥削，还要歌功颂德，那么老百姓就认为生活在不好的时代，甚至要群起而攻之，要反抗现有的政权。法律本身是公平公正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法律，但并不能说有时候重有时候轻。可是法律是当权者制定的，当权者需要法律重的时候，就要用严刑苛法，需要法律轻的时候，就会法外开恩，刀下留人。不管乱世还是盛世，只要当权者能利用法律打击政治对立面，就可以利用法律，甚至为此而修改法律。处在乱世的时候，统治者会修改法律，让法律变得严苛起来，但法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仅仅适之于一部分地区的人，而是适用天下。如果天下的人都被严刑苛法限制，短时间内还可以安分守己，时间长了就有可能起来反抗。

也就是说，严刑苛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乱世需用重典”这句话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战乱的时代，国家会用重典来统治天下，不管是军队还是民间的家族，都用严刑苛法来统治，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前提是国家有能力统治，如果国家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撑，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哪怕颁布了严苛的法律，制定了很多严格的规则，也是形同虚设，根本没法施行。不管用重典还是用轻典，前提是国家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形成了一定人心向背的趋势。一些史学家或政治学家总是把重典、轻典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讨论，认为乱世须用重典，盛世须用轻典，甚至和经济学挂钩，实际只看中了其中的一方面，并没有全面看问题。倘若一个国家没有分崩离析，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乱世需用重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维持稳定局面之后，应该缓和局势，应该缓和刑罚，而不能弄得非常严苛。倘若这个国家是封闭保守的，不和外国人联系，也不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那么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用严刑苛法，很可能会维持长久。倘若这个国家受到外部势力的冲击，受到军事打扰，还用严刑苛法，对内部的老百姓并不有好，就很可能分崩离析。因为最强大的反抗力量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反抗。

如果这个国家是盛世，那么就会制定轻一些的法律，鼓励人们经商，鼓励资本进入各个层面运作，权力系统可以趁机分一杯羹。也就是说在盛世或者说在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需要弱化法律的作用，或者说减轻法律的惩罚，主要还是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就像一个国家卖汽车一样，制定了很多法律，都有利于买车人的利益。于是很多人都买汽车，不管用上用不上，都要买。起码买了汽车撞死人之后不用负法律责任，由保险公司直接赔钱。甚至汽车成了最有力的杀人工具。而这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处在盛世的局面，要用较轻的法律。甚至有的年轻人开着豪车，不小心穿过绿化带，撞死了一家三口，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欣赏当时的场面，只需要报警，就不用负法律责任。有男人家暴，打死了女人，却不用以命抵命。有贪官污吏贪污几个亿，当然也不用以命抵命。有了如此小的犯罪机会成本，很多人就都去搞一些作奸犯科的事，而法律向来不严格。如此一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了，但人心不古。如果这个国家仍然保持强有力的稳定手段，当然是可以平稳发展下去的。倘若受到外部势力的冲击，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其实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要用严格的法律来治理，而所谓严格并不是轻与重的选择，不是以资本和权力为中心，更不是以权贵的利益为中心，而是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来制定和施行。

乱世用重典，盛世用轻典，都是片面的说法，真正好的说法是维护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属性，没有所谓的轻与重的区别。不要以权威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基准，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好的法律，才可以平稳发展，保证社会安定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