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角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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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既是固本铸魂的基础性工程，也是驱动乡村发展的深层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近年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遍地开花，极大丰富了乡村文化供给。文化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不断满足农民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持续增强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性，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回答“乡村文化为谁而兴、靠谁而兴”课题的必然选择。

促进乡土文化传承发展，涵养文明乡风。乡村是村民日常生活空间，也是文化基因与情感认同的载体。农民是传承弘扬乡村文化的主体力量，增强其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体现于农民对自身乡土文化的定义与选择，也落实于其传承与创新的能动实践中。历史传统、乡风民俗、非遗技艺，承载着农民群众对乡土文化的共同记忆。传承与创新是一体两面，不能简单固守任其“静默存在”，而应深挖特色文化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活态传承，使之焕发新时代活力。涵养文明新风，离不开移风易俗。这方面既要完善制度政策，也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农民接受新理念，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同时，积极教育引导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在河南宁陵县，农民自发组织红白理事会，以村规民约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从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支持农民更多地自主开展文化活动。曾有一段时间，乡村文化供给多以单向配给为主，仅仅将广大农民作为台下的“观众”“看客”。而“村超”“村晚”的火爆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以乡村为阵地，突出农民主体地位，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文化创造力，既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也提升了文化素养。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的“村BA”，就由村民自发组织、自主管理，议事会开在球场边，返乡青年挑大梁。农民在活动中不仅提升了文化获得感，更在组织协作中强化了文化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为此，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在政策制定和措施激励上，更多地支持农民自主开展文化活动，坚持农村主场、农业主线、农民主角，培育更多立得住、叫得响，具有旺盛生命力，让农民真正受益的“村字号”，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

培育本土人才，提升农民主体地位。农民是当地乡村特色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不过，在实践中有的地方不重视农民主体地位，错误地固守农民仅仅是“旁观者”“受益者”的思维，过度依赖外地团队甚至斥资打造“昙花一现”的文化项目。这既不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也一定程度上消解农民组织和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为此，应大力挖掘和培育本土人才，建立乡土文化人才“蓄水池”，盘活人才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培育乡村文化骨干力量，加强跟踪培养、服务扶持，为激活乡土文化生命力创造力、以乡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在这方面，江西省新干县通过建立非遗传承人才库，以“订单式”培训、师徒结对等形式，让本土人才在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其组建的剧团每年演出百余场，实现了“农民演、农民看、农民评”。

让农民成为“舞台”主角，需要解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丰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如设施运营，村级文化场馆不应完全依靠上级或外派人员代管运营，可根据实际情况交由农民进行自主管理；在项目生成层面，应转变自上而下的派单模式，推行自下而上申报机制，政府做好“点单+买单”服务，真正把农民需求放在第一位；在效果评判上，需摈弃单一考核逻辑，建立以农民满意度为主要标尺的评价机制，确保为了农民、依靠农民，成果由农民共享，切实保障农民受益。

在促进乡村文化转化利用中，让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收益，既富脑袋又富口袋。当前，一些地方文化产业出现“资本下乡挤走农民”现象。这一现象，难以激发农民对乡土文化的朴素认同，难以分享文化发展红利，背离乡村文化振兴的初衷。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文化赋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强化农民主体意识，确保农民对文化IP的使用权、经营活动的参与权、收益分配的优先权，避免资本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抽水式”开发。这方面，各地有不少探索实践。比如，浙江衢州柯城区余东村以农民画发展文创，村民转型为“画家兼股东”，通过版权分红共享收益；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整合银器技艺，形成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链，当地匠人既是传承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当乡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和活力不断被挖掘和激活，当农民致富的路径不断拓宽，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其乡土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将进一步增强。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需进一步激活农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性，使农民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创造者、传播者，从而深度激活乡村文化内生驱动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文化力量。

（作者：于 洋，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