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1年冬天，矿上的风刮得人脸生疼，我下班抄近路回家，在排水沟里捡回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后脑勺的伤口还往外渗血，棉袄都被浸透了。
我把他拖回屋，烧水擦洗，他醒过来只死死盯了我一阵，哑着嗓子说：你最好别管我。
然后又昏过去。
三天后，他一声不吭就没了影，只留下一件血外套和一枚编号被磨平的矿灯牌。
十年来我再没见过他，也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了。
直到2001年夏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
他穿着中山装，身板笔直，身后跟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那人看见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你知道你当年救的是谁吗？
01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十月底就落了一场大雪，矿上的煤灰混着雪水，把路糟蹋得不成样子。
那天我在食堂忙到天黑，收拾完锅碗才往家走。食堂离家属区三里多地，中间要过一段土坡，两边是排水沟，沟里堆着烂煤渣和碎石头。
月亮被云捂得严严实实，风灌进领口，刀子似的，刮得人骨头疼。我裹紧棉袄，低着头赶路，只想赶紧回屋生炉子暖和暖和。
走到土坡拐弯处，脚底下踢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低头一看，是条人腿。
我吓了一大跳，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到沟里。
定了定神，才看清楚沟里趴着个男人，大半截身子栽在烂煤渣里，一身灰扑扑的棉袄，后脑勺黑黢黢一片，看不清是煤还是血。
我蹲下伸手探了探他鼻息，还有气，但热乎乎的气息喷在我手背上，带着一种不太正常的急促。
我的手缩回来时，沾了一手黏糊糊的东西，借着手电筒的光一看，是血。
我站起来想走，脚却不听使唤。
十年前，我家赵大勇从矿上被抬回来时，也是这样。
后脑一窟窿，血和煤灰糊在一起，人早就没气了。
矿上说他是违章操作，自己不小心。
我没闹，因为闹也没用。
我蹲回去，把人从沟里往外拖。
他个子不矮，身子沉得厉害，我一个人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他拖上路面。
他肩膀上的肉硬邦邦的，像是常年干力气活的人。
我把他半扶半拖弄回屋，扔在屋后的杂物间里。
那间小屋原是放煤和杂货的，赵大勇死后就基本没用过，里头有一股子潮气和霉味。
我找了条旧棉被铺在地上，把人放上去，又给他脑后的伤口胡乱擦了擦，上了点药粉。
药粉是赵大勇生前剩下的，早就过了期，但总比没有强。安顿好了，我点上煤油灯，蹲在一边喘气，看他被灯光照亮的半边脸。
三十来岁的样子，瘦，颧骨高，下巴上有一道没长好的疤。
嘴唇干得起了皮，牙关咬得紧紧的，像是在忍着很大的痛。
我拿热水润了润他的嘴唇，不知怎的，他眉头皱了一下，眼睫毛动了动。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躺在我杂物间里的陌生人，能和我往后的日子扯上什么关系。
可那天晚上，在他睁开眼之前，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找出来了。
半块白菜，一只鸡蛋，还有一小碗白面。
赵大勇死那年，铁柱才十四岁。
矿上给了二百块钱抚恤金，后来才知道按政策该给五百，剩下的三百被矿上扣了，说是扣什么“管理费”。
我不敢去问，问了也没用，赵大勇已经烧成了灰，拿钱也换不回人。
那三百块钱的事我藏了十年，谁也没告诉。但这件事就像根刺，扎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半夜里，男人醒了。他睁开眼时，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下，腾地坐起来，又因为后脑的伤一下子栽回棉被上。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他，说：醒了？
他没说话，眼睛死死盯着我，瞳孔里还带着血丝，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野物。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又迅速把手放下来。
那个动作我记了很多年，那时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习惯性摸枪的地方。
我端了碗热水递过去。他没接。我放在他旁边，说：要动手早动了，还等你醒过来？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慢慢端起碗，喝了一口。水太烫，他呛住了，咳嗽的时候牵扯到后脑的伤，整张脸一下子白了。
我等他缓过劲来，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没回答。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昏过去了。
他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手里的碗握得紧紧的。
我起身回屋，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声音：你最好别管我。
我停了停脚步，没有回头，说：那我还能把你扔出去不成？
那时我还不知道，在矿上，有些路，一旦踏进去，就再难回头了。
铁柱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家里多了个人。他推开杂物间的门，看见地上躺着个血糊糊的陌生男人，脸都白了。
昨天他下工回来得晚，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这事。
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粥碗，气不打一处来：妈，这是谁？
我说你别吼，人还伤着呢。
他不听，放下粥碗就要把人往外拉，说：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捡，万一是个杀人犯呢？
林志强醒了。他扶着墙慢慢坐起来，脸上没什么表情，看着铁柱。铁柱被他看得有点发怵，嘴里嘟囔了一句：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志强说：路过的人。
铁柱呸了一口：糊弄谁呢？你这明明就是让人打的，后脑勺都开花了。
我拦在中间，把铁柱往外推：去上你的工，这事不用你操心。
铁柱被我推出门，站在院子里还在喊：妈，你怎么就不长记性？
上次你收留的那个讨饭的，偷了咱家半袋米！
我没理他。铁柱发了脾气，摔门走了。
我回屋看林志强，他已经站起来，扶着墙在屋里走了两步。
走得很慢，但腰杆挺直，不像是要倒的样子。
我问他饿不饿，他没说话。
我端着粥递过去，他接过来，三两口喝完，又把碗还给我。
他问我：大姐，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红岩矿。
他听了这两个字，眼神微微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眼底一闪而过。
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平静的样子，只是握碗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
那之后他再没多问，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得像一根钉子。
中午我去食堂做工，铁柱没来。
下午收工回来，我发现杂物间的门开了条缝。
林志强站在门口，靠着墙，正在看院墙外头那座矸石山，夕阳照在他脸上，那道疤泛着暗红的光。
他听到脚步声，回过头，见是我，说：大姐，今晚我就走。
我说：你这伤，能走哪去？
他没回答我，却问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紧的话：大姐，矿上最近出过什么事没有？
我说：能有什么事，还不是那样。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像是在掂量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杂物间。
晚饭时我对铁柱说：那个人明天就走，你别再闹了。
铁柱坐在桌边扒饭，闷着声不说话。
我正要再说他两句，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紧接着是脚步声，有人从院墙外头走过。
我放下碗，正要出去看，铁柱拦住了我：妈，别动。
他透过窗户缝往外看了一眼，脸色沉下来：是乔三，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我凑过去看，果然是乔三，手上提着一只手电筒，在院门口晃了一下就过去了。
铁柱低声说：他来干什么？
我攥着衣角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赵大勇站在矿洞口，还是那副憨笑的样子，冲我摆了摆手，转身走进黑洞洞的井口里。
我在后面喊他，他不回头。
等我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杂物间里，那件血外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人已经不见了。
02
我抄起那件外套追出门，街口早就空了，连脚印都被一夜的雪盖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寒风里，手里捏着那件干硬的血外套，愣了好一会儿。
后来我才在杂物间的墙角发现那枚矿灯牌，铁皮的，锈得厉害，上面的编号被人拿石头磨过，只剩一个模模糊糊的“019”。
我把它揣进口袋，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走了就走了，我还能追到天边不成。
日子照旧，天不亮起来做饭，上食堂帮工，下午收工回来拾掇院子。铁柱在矿上干临时工，背着几十斤重的煤筐从早到晚，一个月挣四十块钱。
那阵子矿上的风声有点紧。
矿长孟德海开会时骂人骂得凶，说有人吃饱了撑的，整天不好好干活，专门盯着账本看。
底下人都低着头不说话，散会后几个工友聚在一起嘀咕，说上面好像派了人要下来查。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男人，他把矿灯牌磨掉编号，后脑的伤是被人打的，半夜里听到动静就警觉得像只兔子。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来查账的人？
我不敢往下想。
四天后，乔三来食堂打饭，趁没人时凑到我旁边，皮笑肉不笑地说：桂香嫂子，听说你前些天从沟里捡了个人？
我手里切菜的动作没停，嘴上应着：捡什么？
乔三嘿嘿一笑：有人看见你往家拖了个男人，在沟里捡的。
我擦了把手，回头看着他：那是我家远房亲戚，来矿上找活干的，住了一宿就走了。
你打听这个干啥？
乔三说：不干啥，就是觉着稀奇。你说这大冬天的，什么人会浑身是血躺在排水沟里？我说：谁知道呢，兴许是偷煤的让人打了呗。
乔三没再追问，哼着小曲儿走了。
走出几步又回过头，说了一句：桂香嫂子，我劝你一句，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心里发紧，但面上没露，只是点点头：谢了。
又过了半个月，孟德海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坐在那张大桌子后面，窗台上摆着一盆快枯死的仙人掌，墙角立着一台落满灰的电话机。
他问我：听说你家前阵子住了个外人？
我说：远房亲戚，来住了一晚。
孟德海点点头，也没有多问。
我正要走，他又开口了：矿上有些事，不该记得的别老记着，对你没好处。
我愣了一下，说：我记性好着呢，该记的记，不该记的早忘了。
他看着我，笑了一声，摆摆手让我出去了。
出了办公室，我一口气走了老远才停下来。
手心里全是汗。
他说“不该记得的别老记着”，那话听着像在敲打我。
可他到底在说那件血外套，还是在说赵大勇的三百块抚恤金？
我心里没底，但那枚矿灯牌被我藏得更深了，塞在柜子底下一只旧鞋里，用油纸包了两层。
那年冬天过得很慢，又好像特别快。
年关一过，铁柱转正的消息下来了。
他高兴得不行，回家跟我念叨了半天，说转正之后工资能涨到六十多块，还能拿劳保手套和工装。
他说：妈，以后你别那么累了。
我嘴上应着好，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对头。
他一没背景二没人脉，凭什么转正？
我去找他的班长打听，班长含含糊糊地说是上头批的。
我又问是哪个上头，班长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其实我心里有个模糊的猜想，但不敢跟铁柱说。
万一我说了而事情不是那样，他觉得我疑神疑鬼，反倒闹心。
那年的清明，我去赵大勇坟前烧纸。
蹲在坟头边，我拿火钳拨弄着纸钱，看着黑灰一片片飞起来。
我说：大勇，该给你办的事，我办不了。
你要是在天有灵，就保佑铁柱平平安安的吧。
风把纸灰卷起来，撒了我一脸。
我擦了擦脸，把带来的最后一炷香插进土里。
站起身时，腿蹲麻了，走了两步差点摔倒。
我扶着坟头，站了一会儿，等腿上那股麻劲儿过去。
我没有跟赵大勇提起那个男人的事，也没有提那枚矿灯牌。
第二年夏天，孟德海调走了。
新来的矿长姓孙，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说话客气，不像孟德海那样阴着来。
矿上的人都说孟德海高升了，去了市里。
倒也确实有人见他开着小汽车走了，走的那天跟谁都笑呵呵的。
我没有高兴的感觉。我只是把那枚矿灯牌又换了一块新油纸包好，放了回去。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铁柱二十一岁那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是镇上缝纫铺的姑娘，叫马桂珍，长得一般，但手脚麻利，性子也好。
两人相亲那天，铁柱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
马桂珍倒是大方，问他抽烟不喝酒不，铁柱摇头。
她笑着说还行。
他们处了大半年就领了证。
结婚那天，铁柱穿着新中山装，站在门口迎客，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
我站在厨房里忙着张罗菜，厨房的窗户上贴着大红喜字，透过玻璃看着铁柱的背影，心里又高兴又酸。
我想，这孩子终于长大了，有他自己的一家人了。
马桂珍进门后，家里热闹了不少。
她做饭手艺好，手脚也勤快，还把那间杂物间收拾出来，堆着些柴火和腌菜缸。
我有时路过那间小屋，会不经意地瞥一眼墙角，想起那年冬天躺在那里的男人。
其实我没有一刻真正忘记过。
那枚矿灯牌，那件血外套，还有矿灯牌上那个被磨掉的编号。
这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一个个冒出来，像水里按不下去的葫芦。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那件事随着孟德海的调离，像是翻过去的一页纸，再没人提起。可我知道，有些事情，翻是翻不过去的。
03
赵铁柱结婚后，我搬去了东屋，把正房让给他和桂珍住。日子顺顺当当地过下去，第二年桂珍生了个闺女，白白胖胖的，取名赵晓梅。
我抱着孙女，心里那些堵着的东西好像慢慢松动了。
那几年矿上的光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孙矿长主事，不折腾，该发的工资基本能按时发，矿上的老职工偶尔聚在一起喝酒，提起孟德海那会儿，都说不知道当年那些账是怎么做的。
有一次夜里，铁柱喝了两口酒，坐在院子里乘凉，忽然问我：妈，你还记得那年咱家杂物间里那个人吗？
我手里扇着蒲扇，顿了一下，说：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铁柱说：我转正那年，矿上管人事的严师傅跟我说了句话，我到现在都没琢磨明白。
他说什么？
铁柱挠挠头，说，他跟我说，你这事有人给你使了劲。
我问谁，他摇摇头就不说了。
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看我能干才批的，现在想想，好像不太对。
我没有接话。
夜风凉飕飕的，桂珍在屋里哄孩子睡觉，哼着一首不成调的歌谣。
我摇了摇蒲扇，说：谁使劲不使劲的，反正你已经转正了，好好干活就是了。
铁柱嗯了一声，没再问。
但那天晚上我睡不踏实。
翻来覆去到半夜，终于还是起来，打开柜子，摸出那只旧鞋，从里头取出油纸包。
一层一层打开，那枚矿灯牌躺在手心里，在月光下泛着铁锈色。
我把矿灯牌攥了一会儿，又包好放回去。
躺回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却翻来覆去都是那年冬天的场景。
血人一样的林志强，他那句“你最好别管我”，还有他消失后留下的一地寂静。
如果铁柱转正真是他使的劲，那他这些年应该一直在暗处。
可他没露面，没有托人捎过一句话，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胡思乱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再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灶房里传来桂珍做早饭的声音。
日子照旧过。
有一年秋收，我在地里掰玉米，弯腰久了，直起身来，眼前一黑，差点栽倒。
旁边地头的王大娘扶了我一把，说：桂香，你这脸色不对劲，去医院看看吧。
我说没事，歇歇就好。
可那天回到家，我对着镜子看了看，才发现鬓角的白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连成片了。
眼角的皱纹也深了，笑起来时像干裂的河床。
那年我五十二岁。赵大勇走了八年，铁柱结了婚，孙女都会喊奶奶了。日子像是在往前走，可又好像一直站在原地。
2001年春天，矿上来了新文件，说是要普查建矿以来所有工亡职工家属的抚恤金发放情况。
我听到消息时心里动了一下，但没敢抱什么指望。
这种事以前也搞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可是这次好像不太一样。
来的是一个工作组，住在矿上的招待所里，挨家挨户走访。
他们到我家来时，是四月中旬，院子里桃花开得正好。
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很客气，叫我赵阿姨，说想了解一下我丈夫赵大勇当年的情况。
我给他倒水，他说了声谢谢，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大多是关于赵大勇去世时的细节。
我一一回答了，心里越来越不安。
他走的时候，对我说：赵阿姨，你放心，该有的政策不会少。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回到屋后，我把那枚矿灯牌从柜子底下翻出来，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半天。
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来了。
那年夏天特别热。七月的太阳烤得地上的柏油都软了，槐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
我在菜园里摘豆角，蹲在地里，忽然听见巷子口传来看车的动静。
我直起身，眯着眼往外看，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
那车擦得锃亮，在太阳底下反着光，在这条全是土路的巷子里格外扎眼。
车门打开了，下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看身材也不显老。他站定后，朝我家院门这边望过来。
隔着几十步的距离，我看见他的脸。
那张脸比十年前清瘦了，眼角添了皱纹，下巴那道疤淡了些，可那双眼睛，我认得。
我这辈子只见过那双眼睛一次，却记了整整十年。
我手里的豆角筐掉在地上，豆角滚了一地。
他快步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站定。
他看着我，喉结上下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大姐。
我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身后，车里又下来一个中年人，五六十岁的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白衬衫，一看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看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
大姐，你知道你当年救的是谁吗？
04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完这句话，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根掉下来的豆角。
林志强直起身，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魏处，慢些说，别吓着大姐。然后他转回来，看着我说：大姐，先进屋吧，外头晒。
我这才缓过神来，把豆角从地上捡起来，揣在围裙里。我的手有点抖，但没让他们看出来，只说了句：进屋坐吧。
正房里铁柱和桂珍都不在，屋里收拾得还算利索。
我把他们让进堂屋，拿了两只碗，倒了水端上来。
林志强坐在板凳上，双手接过碗，又说了一声：大姐，这些年没能来看你，是我的不对。
我没接这话，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问他：你这些年，过得还好？他点了点头：还活着。
那句“还活着”说得很轻，但我听懂了。
十年前他躺在排水沟里，浑身的血都快冻成冰了，能活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我又问：那你当年，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水碗上，沉默了片刻才开口。他说：我叫林志强，省纪委的。
省纪委三个字落在堂屋里，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围裙攥紧了些。
林志强说，那一年他带着任务下到红岩矿，暗查矿上瞒报事故、克扣抚恤金、倒卖计划内煤炭的事。
他到了矿上，白天扮作来跑业务的客商，晚上偷偷去矿上翻账本。
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身份暴露了。
他的话断断续续，说得很慢：那天晚上下了大雨，我带着材料往矿外走，刚走到土坡就被几个人堵住了。
他们的目标是材料，不是我的命。
打手把他按在地上，掰开他死死护住的公文包，翻了一遍，什么也没翻到。
他不肯说材料藏在哪，于是他们下手就没轻没重了。
后脑勺那一棍子下来时，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醒来时，人已经在排水沟里。浑身上下疼得厉害，手脚都不听使唤，血从后脑勺往下淌，流进眼睛里，看什么都蒙着一层红。
我听到这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问他：那包材料呢？
林志强说：我提前藏在沟底石缝里了。
他们打我，逼我说出来，我没说。
后来他们打累了，以为我死了，才把我扔进排水沟。
说完，他从中山装内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枚矿灯牌。
铁皮的，锈迹斑斑，上面的编号被人拿石头磨花了大半，但边角处依稀辨认出一个“019”。
我看着那枚矿灯牌，又看看他。
林志强说：当年我只能留这个给你。
有些话没法说，说了会给你惹祸。
那三天在你家，外头的人一直在找我。
我走的时候不敢留名字，留了就是害你。
这些年，我一直记得你的恩。
他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停顿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你丈夫的事，我也查到了。
我整个人僵住了。他抬起头，对我说：赵大勇是被瞒报的矿难里遇难的，那场事故矿上上报是天灾，实际是违规开采造成的。
最后他又说了一句：你当年拿到的抚恤金，不对，被人截了。
我的手攥着围裙，指甲掐进掌心里。
我没有问他具体截了多少，也没问他到底怎么查到的。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堂屋里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好像那声音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这时，门口传来动静。
铁柱下工回来了，拎着安全帽站在门槛边上，愣愣地看着屋里坐着的两个陌生人。
他先看看我，又看看林志强，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慢慢睁大了，声音有些发涩：你是那个人？
林志强站起身，向着铁柱点了点头。
铁柱不知道说什么好，站在那里，手上的安全帽转了两圈，终于尴尬地放到了门口的鞋柜上。
他看了我一眼，低声叫了一声妈。
我眼眶一阵发酸，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我吸了一口气，说：铁柱，你爸那事，有说法了。
铁柱愣了一下，问：什么说法？
我看了林志强一眼。
他接过话头，把赵大勇的事说了一遍。
铁柱站在门口，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嘴唇抿成一条线，腮帮子绷得紧紧的，很像他爸生前被欺负时的那副样子。
那天傍晚，太阳落山后，林志强和那位姓魏的干部没有走，在堂屋里谈了很久。我坐在灶房里，灶膛里的火光映在脸上，听了半懂不懂的。
魏处说，当年林志强被追打的事牵出了孟德海的腐败案，案子查了三年，孟德海被处理了。
但赵大勇的抚恤金差额，因为涉及转手太多，一直没能落实。
这次他们来，就是专门来处理这件事的。
我在灶膛前坐了很久，直到火苗快要熄灭了，才起身去拿柴火。
手伸到柴堆里时，碰到一个硬东西，是掉在灶膛边的一块旧砖头。
我把它捡起来，放在手里掂了掂，又扔了回去。
夜里铁柱送他们到巷子口。回来后，他坐在堂屋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跟我说：妈，那个人说，我爸那笔钱，能补回来。我嗯了一声，没有多话。
铁柱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去睡了。
我收拾完灶房，回到自己屋里，从柜子底下摸出那只旧鞋，取出油纸包。
那枚矿灯牌上的“019”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光。
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直到掌心被硌得生疼也没有松开。
我关灯躺下，侧过头看着窗户，月光透过纸糊的窗棂，把老屋的影子映在地上。
我闻到夏天夜里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混着远处矸石山上传来的一两声狗叫。
我闭着眼睛，在黑暗里，在寂静里，慢慢地睡着了。
05
第二天一早，林志强就来了，手里多了一只黑色公文包。魏处没来，说是去矿上协调事情了。我把他们让进屋，桂珍给倒了水，带晓梅去邻居家玩。
林志强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沓文件，放在桌上。他说：大姐，这是当年专案组的内部材料，你丈夫的信息，在这上面。
纸已经泛黄了，左上角印着“机密”的红字，但被一道黑线划掉了。
我眯着眼睛看，第一页是名单，密密麻麻的名字排了好几页。
我的目光一行行扫过去，在第11位停下：赵大勇，井下掘进工，1990年12月14日遇难。
旁边还有几栏：应发抚恤金五百元整，实发二百元整，差额由矿方截留。
我的眼睛盯着那两行字，盯着“五百元整”和“二百元整”这六个字，盯了很久。
十年的猜测，在这一刻被白纸黑字印证了。
我原来不是想多了，孟德海真的扣了钱，那三百块真的被人拿走了。
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来。
赵铁柱站在我身后，看完那一行，嗓子哑了：三百块，就三百块，他们把爸的命钱也吞了。
林志强没有接话。
他把文件翻到后面几页，指着一行字。
那是一份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日期是1993年6月。
上面写着：付赵大勇抚恤金差额（孟德海案追缴返还款），金额三百元整，支付单位红岩矿财务科。
他说：这笔钱其实早在九三年就从专案组的追缴款里拨到了矿上，但矿上没发给你。
他们把它换了个名目，记成了一笔“改革奖金”，在九四年春天发放的。
我想起来了。
1994年春天，矿上确实发过一次所谓的改革奖金，每人五十块。
当时铁柱还高兴了老半天，说矿上终于大方了一回。
我以为是矿上效益好了发的福利，压根没想到那笔钱来自赵大勇的抚恤金差额。
我把那张凭证拿起来，凑近了看。上面的签字栏里写着一个名字，龙飞凤舞的，我看着眼熟。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孟晓波。
孟德海的侄子，那时他刚当上矿上的财务科长。我的手指头在“孟晓波”三个字上停了停，又看了看林志强。他点了点头：他签的字。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透过窗玻璃看到乔三从院门口走过，像是往食堂方向去的。
林志强也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多说。
我把文件收好，塞进柜子里。
他把公文包合上，说：孟晓波现在是副矿长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知不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林志强说：纸包不住火。昨晚我们一到矿上，他就派人来问过了。
正说着，院门口传来一声喊：桂香嫂子！
铁柱出去一看，乔三站在院门口。
他今天没穿工作服，穿着件灰夹克，脸上带着笑，但那笑看着不像平时那么自然。
铁柱站在门口问：三哥，什么事？
乔三说：听说你家来了贵客，我过来看看。
他说话时看着堂屋的方向，林志强坐在里头，没有起身。
乔三又说：矿上有些人让我带句话，说过去的都过去了，没必要再翻出来搅和。
嫂子要是没什么事，就别折腾了，免得惹一身骚。
我站在堂屋门口，双手插在围裙兜里，看着乔三。
他这句话说得很轻巧，像是随口提了个醒。
但我知道，有些话，不是他这个传话的人能拿主意的。
我说：三儿，你也是矿上老人了，咱们都看着过来的。
乔三的脸色变了变，笑也僵了一下。
他没有再多说，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好像藏着些话，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林志强一直没有说话。等乔三走了之后，铁柱关上门，回到屋里，坐下问林志强：他这是在敲打咱们吗？林志强说：是。铁柱攥了攥拳头。
我站在灶台前，正在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的闷响，一声一声的，像是敲在人的心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