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作者：曾志
我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我的祖父叫曾秦章，听说清朝时在永新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不知何年何故，祖父解甲归田，举家回到宜章老家王家冲。
祖父自此悬壶济世不再舞刀弄棒。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行侠仗义、古道热肠，祖父很快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他不仅在家号脉诊病，还自己上山采摘草药，回来后搓药丸、制药膏。经常有人抬着轿子到我家请他去看病，祖父有求必应，遇到穷苦人家看病，就免费施诊送药，因此深得乡人的敬重。
湖南宜章风光
祖父是一个酒仙，每日三餐少不了酒。为此，家中专门腾出场所酿酒，母亲过门后就学会了酿酒，以使家中常年储备有六七坛陈酒供祖父享用。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用打来的野味下酒，可新鲜那会儿却不吃，硬是把肉搁在柜子里，待发臭后再吃。真让全家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我6岁那年，祖父突然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王家冲，进城去了。在宜章县城，祖父只花二三百元，就从一位急着用钱的破落财主那里，买下了一座有好几进且有店面的砖瓦大院。在那里，祖父继续行医，但不到一年，自己却病死了。不知祖父何时结下的一伙冤家，到家里大闹灵堂，祖母一气之下，一周后也愤然去世。
在往县城搬家时，祖父就把家给分了。我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曾在长沙花钱买了个厘金局局长的位子。常人看来这是个赚钱的职位，可他不仅没赚到钱，还让人家给坑了，赔了积蓄和田产。
无奈，父亲只好回到宜章经商。成千上百种买卖，他偏选了个最没有销路的酱菜生意。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做腌菜、酱菜，他却到郴州运回酱萝卜、酱姜、豆腐乳之类的，其结果自然是空守柜台，门可罗雀。后来只好再回长沙做事，仍是不得要领，“赔了夫人又折兵”，将祖上遗下的田产差不多折腾个精光。
我的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一天到晚骂他是“昏君”，迂腐无能，办事不力，考虑问题不切实际，老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不是。
父亲长年在外读书、做事，与母亲本无感情，加上受新思潮的影响，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这个小姨太是一个满族人的养女，算不上很漂亮，和父亲结婚时才15岁，但他们关系融洽，情投意合。然而好景不长，在官场和商场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像他两个兄弟一样英年早逝，年仅36岁。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小小心心做人的节操，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家一共四个姐弟，我是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大弟昭仁，抗日战争时中山大学撤退到坪石，他进校读了一段时间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武汉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军工厂所属的职工学校当数学教员。1953年他随工厂迁往大连，直到退休。
我的妹妹昭德，生下她后，母亲为了照顾弟弟，便把她送给别人奶养。养母对她没感情，直到十五六岁才送她去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部队开拔去四川，她就离开了家乡。
我的小弟昭礼，比我小十三四岁。他还算比较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大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就读的广州的一所大学被迫停课，他便回到家乡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队伍被编入地方部队，他进入了武汉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俱乐部当主任，是个中尉，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后来在审查历史时，以他在广东的学校读书时是三青团骨干为由，将他下放到贵州，在贵阳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副厂长。后来他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50多岁就去世了。其实，昭礼这个三青团员是在广东上学时，按校方的规定集体加入的，他也不是什么骨干，只是一个小组长罢了，但当时却没有弄清楚。小弟本来很有前途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我虽然出身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开明正直而不守旧。加上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际，而这些对于我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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