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行天下：一根香烟的故事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早已在八十九年前的硝烟中沉寂，但这个日子，早已刻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骨血里。我们选择了这一天，组织机关党员走进临平何思敬纪念馆，过集体党日。

塘栖，运河边的一处老宅，青砖黛瓦，耸立在绿树丛中，静默的如一部合上的书。门前的院子里，石板铺就的走道中镶嵌着铜色的时间刻度，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幽微而坚实的金光。它就那样平平地铺展在脚下，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直迤逦向前，每一个刻度都记录着先生人生中的一段传奇。跨步进门，何思敬先生的塑像安坐着，目光沉静而深远，望向每一个走进来的人。我们一行向他默默地躹躬致敬，而此刻站在这位“红色法学泰斗”的故居里，在他的塑像前，我忽然想，何思敬先生自己，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游子——行万里，报故国。他早年留学日本，在异邦的灯火下苦读马克思主义，又在学成后毅然归来，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了这片土地，做着最艰深的思想耕耘。

展厅的灯光柔和，沿着时间的脉络，把一个人的一生徐徐铺开。浙江杭县（现临平）塘栖，何思敬的父亲原名何金德，孩提时代在塘栖镇上读私塾，先生给取一学名叫何奉奇。读了私塾，后来考上了童生。在科举时代，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试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成为童生才有资格参加院试，成绩佼佼者可以成为秀才。何思敬的父亲因家境贫寒，再也没有条件继续学习，十六岁时经人介绍到湖州南浔镇张静江家务工。何思敬的父亲在去张家工作后更名为何仰韩。1896年何思敬出生，那一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雅典举行。何思敬从小就刻苦好学，但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因病逝世，家境极度贫困。何思敬的母亲粗识文字，擅长刺绣。为了生活，她在塘栖家中办过一个女塾，招收女生读书兼学刺绣缝纫。后因正式女校在当地开办，女塾只得停办。此后何家靠典当借贷度日。何思敬在其《我的60年历史的一个轮廓》中说：“我父何仰韩于1907年去世，我就到张静江办的一家书店世界社中去当了两年多学徒，又到张主办的通义银行中去当了一年多学徒。世界社和通义银行也是中国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夜，同盟会会员频繁出入世界社和通义银行，何思敬在那里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

1912年，何思敬16岁。张静江有志于振兴景德镇瓷器，也有意培养何思敬，就出资让他去日本学习在瓷器上绘画的手艺。在日本京都中等工艺学校，何思敬学了一年半，因为兴趣不在此，学不好，想改行。当时听说如果能够考入中国政府指定的日本高等学校就可以领取中国官费，因此，何思敬于1914年9月到东京去准备报考被指定的高等学校。但第一次报考名落孙山。1915年10月，何思敬回国，在杭州的一家丝织厂做了三个月的纹工。

1916年春，踌躇满志的何思敬再次东渡扶桑，经过努力以中国官费生资格一举考上了日本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进入预科班学习。第二年，考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三年里，何思敬学了文理各科知识和德文，1920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1920年秋，何思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在文学部的德文学科学习。攻读哲学、法学、社会学，通晓日、德、英三语、走上学术之路。在日本期间，他结识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加入创造社，以“何畏”为笔名投稿，因文风犀利，被称作创造社的“眼睛”。我想那是一双沉醉在马克思、黑格尔的艰深文本中，能穿透时代的迷雾，望见了中国必须走的路的眼睛。

1927年2月，何思敬收到了国民政府秘书长周柏年的邀请函，周柏年聘何思敬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和法科副主任。 在中山大学他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掩护进步学生，被称作“红色教授”。1931年6月，何思敬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准备赴德国留学。还未动身，“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何思敬痛心疾首，决定留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创造社社员郑伯奇等人介绍，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反日会，先负责宣传工作，后代理总务，主持反日会工作。

1932年，日军开始攻打上海，蒋介石再一次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此举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慨，大会发起募捐，何思敬倾囊相助，还在《中国文化界抗日大同盟》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蒋介石退让行为的反动实质，号召全国军民一起奋起抵抗。1932年5月，他由韩托夫和沈志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春，国民党在广州大逮捕，中山大学三十多名学生被抓，校方竟保持沉默。但何思敬愤怒了，他在教授会议上面对校长邹鲁，一字一句地说：“大学有学术研究自由，有言论自由，有集会结社自由，中大是国立大学，有这么多学生被捕，是中国的耻辱，是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这句话，隔着近百年的光阴，依然带着凛凛的锋芒。

但真正让我的心停了一下的，是展厅里讲述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关于一根香烟的故事。

1938年，何思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长途跋涉从临汾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但彼时他的妻儿仍滞留香港，生活困顿，毛泽东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1939年底，妻儿终于平安到达延安。一天傍晚，毛主席提着一盏马灯来到编译处看望他们一家。据何思敬的女儿回忆：“主席的突然来访，使我的父母很感惊喜，急忙鞠躬敬礼。看来何思敬的日本生活习惯很深，除敬礼外还不由自主地欠身鞠躬，以示敬意。”毛泽东拱手向这一家的团圆表示祝贺，然后坐下，从上衣口袋里找香烟，可是烟盒打开只找出一支。于是，他把这支烟掰成两半，一半递给何思敬，两人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

半支烟。这个细节让我站在展板前，许久没有移步。

我想象那个傍晚，延安窑洞的灯火刚刚点亮，一位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一位刚刚结束流亡、与妻儿团聚的教授，相对而坐，分享半支香烟。没有什么“接见”的仪式感，也没有什么“汇报”的局促感，就是两个抽烟的男人，烟不够了，那就一人一半，平等得如同乡邻，自然得如同兄弟。

而在这半支烟背后，是信任与托付。同样是1938年，毛泽东从白区搞到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文言文译本，看了，他觉得这本书“词意不顺，译者把一些别人的见解也掺进去，真令人费解”。于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请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讲解。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每次介绍一章，印发复写译文，前后历时约三个月。参加过研讨会的莫文骅将军回忆：“学完之后，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半支烟，是生活里的随性；一部《战争论》，是思想上的托付。这两者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对待真正的学问？不靠吃饭请客，而是把最好的书交给懂它的人，把最难的问题交给信得过的人，然后在同一个屋檐下，点燃半支烟，从黄昏谈到深夜。

何思敬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在延安的九年，他如得水，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的《大逻辑》等煌煌巨著。1945年重庆谈判，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唯一的法律顾问，随毛泽东、周恩来前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8年，他协助周恩来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起草第一部宪法，被毛泽东称为“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虽然有这些头衔，但他却没有伸手要官，据其女儿何理良回忆，1932 年何思敬回乡省亲时，母亲问他读书是否为了做官，他明确回答“我一生不做官”，令母亲动容。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他对学术与信仰的纯粹坚持，而非追求个人权力的“官位”。他直言自己“只想认真做学问”，将精力集中于翻译马列著作、研究法学理论及协助党中央制定法律政策……

走出纪念馆，运河的水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河边的石板路上，游人三三两两，有孩子在前面跑，大人在后面喊慢点。七七事变八十九年了，那个炮火连天的七月，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已经成为历史课本里的章节。而有些东西，却像运河的水一样，一直在流。

比如一个人对真理的追寻——从日本帝国大学的图书馆，到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何思敬一生游刃于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经济学、法律之间，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再比如伟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半支烟，分成两半；一部德文原著，交给信得过的人。平等，真诚，托付，信任。

这或许就是我们走进这间纪念馆，最该带走的东西。

作为侨联工作者，我常常帮助海外侨胞在国内寻根，我也时常思考“根”的意义。我想海外侨胞寻根，寻的是血脉的源头；而我们今天寻的根，是一种精神的根——那种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押上去的决绝；那种把最艰深的学问、最难啃的经典，交给最信任的人去解读的胸怀。

离开纪念馆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何思敬的塑像。他坐在那里，目光沉静，像是还在思考什么。我想起那个傍晚，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进他家，烟盒里只剩一支烟，于是掰成两半，一人一半。那半支烟里，有战火纷飞年代里最朴素的人情，有革命领袖和知识分子之间最真诚的平等，是两个有共同理想的男人在那个民族最黑暗的时刻，靠着知识和信任，点燃的那一点光。

如今，那半支烟早已燃尽，烟灰也随记忆散落在历史的角落里。但那个掰烟的细节，却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泥土里发出了向上的芽。

来源：松间絮语

作者：周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