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公司需向善

过去一年，美籍华裔记者郝珂灵带着她的新书《AI帝国：OpenAI的权力冲突与人类的未来》，以一种“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类有关AI的公共讨论中。

这位全球最早对OpenAI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用7年时间，调查了这个曾宣称要“让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的非营利组织，是如何背道而驰的。

“OpenAI是一个缩影。”郝珂灵认为，它代表了硅谷科技巨头，是如何将技术与资本结合，向公众描绘了一个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终极愿景，并以此在全球攫取资源，而对其造成的代价闭口不谈。

古老的故事正在重演。在这场被许诺解放全人类的AI愿景中，郝珂灵更多看到的是，在美国，“生成式AI的好处大多向上层汇集”，“而这一愿景的代价正压向全球广大而脆弱的人群身上”。

而在硅谷之外，中国DeepSeek以极低的算力成本，打破了“硅谷模式是AI发展唯一路径”的公众成见；“全球南方”的AI研究者们，用极少资源进行的创新实践，真正服务于当地百姓的发展需要。他们用全新的可能共同向我们昭示：“前进的道路不止一条。”

“技术永远是人类选择的产物，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AI路径并非偶然，而是由一小撮强大精英塑造的，背后有着深切的资本和商业动机，以及复杂的人性。”郝珂灵希望借此警醒大家，在AI这个关乎全人类未来的议题上，我们有义务共同思考：谁应该掌握塑造它的权力？而我们又究竟该走向怎样的AI发展道路？

AGI，一种修辞工具

2019年8月7日，郝珂灵第一次抵达OpenAI的办公室——一个由先锋旅行箱工厂改造的大厦，里面摆着售价超过1万美元的设计师品牌休闲椅，以及汩汩作响的石质喷泉。

这个后来因ChatGPT攫取全球目光的科技巨头，彼时还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初创公司。但在业内，它俨然已成为资本新宠，就在一个月前，它获得了微软10亿美元的投资，而它的联合创始人，是即将在两年后成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

这一切皆因为OpenAI所提出的那个颇具感召力的愿景：他们声称，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存续最大的威胁，所以必须通过某种非营利组织的形式，让这项技术属于全世界。他们表示会将所有人的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将研究成果与全世界共享。

但在深入采访的3天里，郝珂灵感受到与这套叙事完全相反的一面。OpenAI的高管们对外部世界充满戒惧；她的采访被严密监控；研究人员每说几句话便会偷瞥公关主管，以确认自己是否违反披露政策。

就在几个月前，OpenAI在内部成立了一个对投资者回报设定100倍上限的营利性部门，摆脱了其纯粹的非营利性质。在7年后回看，郝珂灵从OpenAI大量的内部文件及信息中窥得，所谓“确保AGI造福全人类”的使命，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幌子。她认为，OpenAI更多是一个个人野心的产物，他们的更强动机其实是——击败谷歌，成为全球最强的人工智能公司，而这将成为理解OpenAI此后所有决策的关键。

“这就是硅谷的文化：赢家通吃，建立主导地位，击败竞争对手。”郝珂灵说。

郝珂灵感到，在硅谷，他们热衷于强调一种观念：“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能够匹配人类智能的AI系统。”在刚入行时，郝珂灵曾对此信以为真。但在深入报道AI领域8年后的今天，郝珂灵则几乎可以确定其中的荒谬之处：“一个旨在取代人类的技术，怎么可能真正支持人类的繁荣？”

另一个问题在于，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定义相当模糊，至今未有科学共识。也因此，它得以被硅谷巨头们以自身目的随意解释，并声称自己正在接近目标。

在面对消费者时，OpenAI将AGI描述为一个超级数字助手；面对国会，AGI是能够治愈癌症、解决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的系统；而在微软面前，AGI又被定义为能够产生千亿美元收入的工具。

在美国，“‘人工智能’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营销工具。”郝珂灵回溯这一名词的起源，达特茅斯学院助理教授约翰·麦卡锡于1956年提出这一术语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并资助他的研究，毕竟“人工智能”——这一将技术的可能嵌于其中的说法，听起来就颇具感召力。

就像如今科技巨头对AGI的狂热追求一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和研究者们也同样因为这个颇具幻想的名词掀起过一波试图复制人类智能的狂潮，但随着各类研究纷纷失败，大量资金从人工智能领域退潮，人工智能研究进入寒冬，进而转向更实际的目标和应用。

但在2022年，随着ChatGPT以两个月达成1亿用户数的速率，成为当时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新一轮的迷恋又开始了。

ChatGPT问世后，苹果、微软、谷歌等六大科技巨头的市值增长超过8万亿美元。郝珂灵观察，这种巨大的商业成功，让他们将几乎所有的资源投资于大规模AI模型的开发，而其他可行的AI发展路径则在这样的资本席卷中被扼杀。

曾以AI蛋白质结构预测系统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DeepMind，被谷歌合并为AI实验室，减少了继续从事相关研究的资源；百度暂停了原本在药物发现类AI的投资和研究，将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芯片转向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的开发。

斯坦福大学人机交互研究所《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开发的102个重要AI模型中，企业参与开发的比例已接近96%，而在2023年，这个数据还只有60%。

大量研究人员从实验室流失，AI巨头们开启天价薪资的抢人大战，独立研究的边界正在被不断限缩，那些与短期商业利益无关的思想多样性被削弱。郝珂灵认为，科技行业的逐利动机正在成为推动AI发展的压倒性力量，“而资深学者面临着这样一个危机：如何在不加入资金雄厚的公司的情况下，继续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当ChatGPT引领多数AI公司为大语言模型趋之若鹜时，郝珂灵看到的，是少数科技精英，如何受自身意识形态驱动，在炒作和商业化浪潮的催化下，左右当下的AI发展路径。

看不见的代价

走出硅谷之外，一幅科技巨头们鲜少提及，却与他们的叙事几乎截然相反的图景在郝柯灵面前展开。

郝珂灵介绍，如今硅谷巨头们选择的生成式AI路径，基于一套粗暴的发展模式，即以超大规模的算力和数据为基础，进行规模化的开发与训练。

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向AI聊天框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时，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数以万计的芯片正在如何疯狂运转，在滚滚热浪与噪音中，不断汲取着巨量的水分、电量与能源。

“如果一定要说哪一部分尤其容易被公众忽视，我会说是环境成本和公共健康成本。”郝珂灵在某次采访中谈到，很多人以为数据中心本来存在，AI不过是多建一些服务器而已。但事实上，AI数据中心与过去支撑互联网的数据中心，在规模上根本不在同一量级。

大约10年前，人们用足球场来形容数据中心的大小，而如今，Facebook母公司Meta最新计划建造的AI基础设施园区，占地约为五分之一个曼哈顿。按照其现有规划，若接近满负荷运行，其电力需求将与整个纽约市相等。

而据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道估算，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产生的二氧化碳，与阿根廷去年的排放量大致相当。到2030年，数据中心将占全球预计用电量的近3%，这几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三国年用电量总和的3倍。

另一个或许让许多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AI数据中心正在消耗巨量饮用水——是的，饮用水——为了避免堵塞管道和滋生细菌，只有饮用水符合冷却用水标准。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位计算机教授曾估计，人们使用GPT-3进行一次10到50个来回的问询，大约会消耗一瓶500毫升的瓶装水。同样是联合国大学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而土地占用面积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

尽管超大规模云服务商都在表示他们在使用可再生能源，但郝珂灵了解到，微软的高管们在内部承认，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供应，根本无法满足数据中心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需求。如今，他们在建设园区时，往往一建就是3处，以便在任何一个设施发生故障时，另一个能及时备用。当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受飓风影响期间，即便数百万人失去电力，这些地区的数据中心依然嗡嗡作响。

而正如旧日帝国将自身发展需要转嫁至殖民地一样，郝珂灵看到，AI影响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全球南方”国家依然首当其冲，承受着新时代采掘主义的冲击。

2021年，当谷歌在乌拉圭为其数据中心觅得新址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灾难性的干旱，农民们几乎绝收。到2023年，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政府开始将受污染的咸水混入城市饮用水中，人们被迫使用散发恶臭的褐色水源。

与此同时，据乌拉圭环境部披露，当时谷歌的数据中心每天直接从饮用水供应中取用200万加仑的水，相当于5.5万人的日用水量，这让成千上万的乌拉圭人走上街头抗议。

2024年6月，当郝珂灵抵达蒙得维的亚时，抵抗的口号依然潦草地涂抹在城市的墙壁和路障上，其中一条写着：“这不是干旱，而是掠夺。”

一位同样饱受科技巨头环境采掘之苦的智利居民告诉郝珂灵，这些巨头企业所掠夺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一种可能性。它让这些被掠夺的地区又回到了过去的依附困境，即让它们继续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剥夺实现地方发展，而扼杀了它们想象不同发展路径的能力。

另一个让郝珂灵难以忽视的代价，是那些被剥夺的全球劳工。

为了匹配算力规模，OpenAI几乎不加筛选地在全网汲取数据，而面对海量低质乃至有害的内容，谁来为最终的输出结果做内容审核？答案往往是全球贫困地区被迫充当用户“人肉盾牌”的廉价劳工。

郝珂灵无法忘记那些令人痛苦的故事。2021年，OpenAI以不到1.46到3.74美元的平均时薪，招聘肯尼亚劳工进行内容审核，项目内容完全保密。工人们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只能日以继夜地面对数十万条色情、恐怖、暴力等怪诞内容。

郝珂灵采访的一位肯尼亚劳工，在工作中陷入失眠、焦虑与抑郁，疏远了亲人与朋友，最终导致妻子和继女的离开。还有人不敢出门、不敢睡觉，用每日2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换取并不稳定的微薄回报。

这让郝珂灵想起了《沙丘》的经典故事。故事里，男主保罗依靠编造的神话成为领袖，最终他却自己沉浸在这套神话里信以为真。现实中，精英们虔诚地宣扬“AI解放人类”的宏大愿景，几乎忘记了谁正在为这个愿景承担代价。

前进的道路不止一条

2025年5月，融合郝珂灵近7年调查与思考的书籍《AI帝国：OpenAI的权力冲突与人类的未来》出版。一经上市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6家媒体将之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而她本人则被《时代》杂志评为2025年人工智能领域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硅谷科技巨头们则对此集体沉默。只有OpenAI的创始人萨姆·奥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含义不明的信息，暗指郝珂灵歪曲事实。

郝珂灵想要以OpenAI为切口写下这些故事，“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通过ChatGPT真正开始接触人工智能”，而如果人们不了解ChatGPT究竟如何被开发出来，以及其幕后公司的内部细节，那么大家便会误以为AI“生来如此”，而普通人只能接受。

但如果人们知道如今AI发展路径背后的原因——“这些决定通常非常主观”——以及其中的代价，那么这便开启了一种可能：“AI的未来尚未被写定，它实际上将取决于人们共同的想象、设计和开发。”

就在郝珂灵完成终稿数周后，2025年1月，来自中国的大语言模型DeepSeek-R1在硅谷引起震动。这个训练成本仅有29.4万美元的模型——而GPT-4训练成本超过1亿美元——击碎了“模型能力依赖规模化训练”的硅谷主流叙事，一度让英伟达的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元。

在全球各地调研时，郝珂灵看到了硅谷路径之外AI的更多可能性。在新西兰，郝珂灵了解到当地的毛利人，是如何用AI振兴快要消亡的毛利语。这个小巧的模型，受益于开源模型，以共识为基础，确保所收集的每一份数据都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并只授权给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组织，避免了在生产大规模模型时的掠夺行为。

在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郝珂灵看到当地的AI研究者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用专门化的AI模型，为百姓带来更稳定的电网、更好的农业产出以及更有效的医疗。

这让郝珂灵倍感鼓舞，当人们沉浸在“大语言模型代表未来”的想法里时，反而开始忘记发展技术最根本的目的：“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也让郝珂灵更加确信，“前进的道路不止一条”，AI不必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无须接受这种以空前的规模扩张与资源消耗，来实现进步与发展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成本更低、危害更小，同时又能带来明确社会收益的路径。

“我们社会真正需要的许多东西——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清洁的空气和水、更快地摆脱化石燃料——都可以通过规模小得多的AI模型和多样化的其他方法来辅助推进，有时甚至必须如此。”

就像“交通”这个词一样，郝珂灵认为，AI最终指向的也是一组不同技术的集合，硅谷试图建造的是AI的“火箭”，而我们应该转向更多AI的“自行车”。

郝珂灵采访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她：“科技产业在硅谷之外影响着整个世界，但整个世界却鲜有机会反过来影响科技产业。”她强调，我们需要引入更多元的行动者来开发AI系统。

包括公共资助机构、学术实验室、非营利组织……“需要有更广泛的人、机构、组织和公司，开发适合自身语境、行业和需求的不同类型AI技术”，而非让AI的发展完全由少数公司所定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公众参与。郝珂灵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参与、讨论乃至辩论，来共同决定我们想要什么类型的AI技术。

让郝珂灵乐于见到的是，这种行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中国，她看到有配音演员起诉AI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她的声音数据训练模型，并最终胜诉；中国公众对隐私数据的保护，使得字节跳动AI视频生成模型Seedance的人脸生成功能被搁置和完善。

在美国，过去一年公众针对数据中心的抗议大幅增加，阻滞了价值15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这也使得投资者对OpenAI这样的公司态度更谨慎，倒逼它们削减部分开支。

而郝珂灵曾经采访过的，那位因AI内容审核陷入精神创伤的肯尼亚劳工，他在结束工作一年多之后，成为肯尼亚非洲内容审核员联盟的组织者之一，致力于为非洲的数字劳工争取更优待遇。

“我们需要让全人类共享红利，而非让极少数特权者以整个社会的巨大代价独享成果。”郝珂灵在新书序言的末尾写道，“构建普惠AI的愿景，需要全球最卓越的头脑共同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