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天花板上的裂纹，我数了三个月。
诊断书压在枕头底下，小细胞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我谁也没告诉，偷偷卖掉三套别墅，买了一张飞温哥华的单程票。
安宁机构的评估函早就到了，上面写着：申请已通过，请于4月12日前抵达。
躺在病床上，护士推着注射器走近。我闭上眼，等着那管药液进入血管。
门突然被撞开了。
一个护士冲进来，手里攥着一份文件，气喘吁吁：“邓先生，您必须先看看这份文件——系统里匹配到了您的预先家属授权记录。”
我睁开眼睛。授权栏里，两个名字并排躺着。
蔡玲。薛雪瑶。
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我的女儿。
我的手开始发抖。
01
三个月前，我站在市医院三楼走廊尽头，手里攥着那张偷来的病理报告单。
走廊里人来人往，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喉咙发紧。我靠在墙上，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我笑了笑，把报告叠成四折，塞进裤兜里。旁边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工多看了我一眼，我没理他，扶着墙一步一步往楼下走。
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太阳明晃晃的。
门口卖水果的大姐热情地招呼我，说今天橘子新鲜。
我没停步，径直走过，一直走到停车场，坐进驾驶座，才把方向盘攥紧。
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疼。
我没哭。
有什么好哭的。五十五岁的人了，半截身子早就埋进土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蔡玲站在厨房里，背对着门，正往灶台上端菜。听见开门的动静，她没回头，只说了一句：“回来了？饭好了。”
我说：“嗯。”
桌上摆着一碗汤。我坐在对面，看了一眼，没动筷子。
蔡玲也不催，自个儿盛了一碗饭，闷头在那儿吃。
她吃饭向来是这样，没声没响的，像这个家里的一件家具。
我们结婚十二年，她在这个家里待了十二年，说话加起来够不够一个礼拜的话量，我说不准。
“最近身体怎么样？”她忽然问了一句。
“挺好。”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里没什么情绪，淡淡的，像看一个院子里种的树，看看就移开了。
我被她这一眼看得有点燥，放下筷子，说：“我吃饱了。”
“汤还没喝。”
“不饿。”
我起身往书房走。身后传来筷子搁在碗沿上的声音，很轻，却让我心里没来由地烦。
书房里，我拉开抽屉，翻出那沓早就过期的合同。
建材厂这两年生意下滑，账面上没多少活钱。
我名下有三套房子：市中区那套复式是住着的，东郊一套，城南一套，早几年买的，现在房价涨了几轮，值些钱。
我把房产证一本一本抽出来，放在桌上，拍了张照，发给一个做了二十年的老中介。
“帮我挂牌，急卖。”
信息发出去不到半分钟，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老邓，你确定？三套一起卖？”
“一起。”
“那你住哪儿？”
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我有地方住。”
对方没再多问，只说了一句：“行，我帮你办。”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院子。那棵老槐树还是我跟第一任老婆结婚那年种的，十几年了，现在树冠长得比房顶还高。
客厅里传来碗筷收拾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蔡玲的脚步声从走廊那头传来，经过书房门口，停了一下，又走了。
我在那棵老槐树的轮廓里，坐了很久。
02
卖房比我预想的顺利。中介老赵办事利索，不到两个礼拜就找到了买家。价格压得低了点，我没计较，能出手就行。
签合同那天我去了中介办公室。
厚厚一沓文件摆在面前，我懒得看，接过笔就要签。
老赵拦了我一下：“老邓，这两套房子有抵押记录，尾款到不了你账上，银行会直接划走。”
我抬眼看他：“什么抵押？”
“你不记得了？东郊和城南那两套，去年都抵押过贷款，贷了大概一百多万。上面是你的签名啊。”
“我抵押的？”
我翻了翻那叠文件，确实有一份抵押登记表，借款人签字栏写着我的名字。可我什么时候办过这笔贷款，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赵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奇怪：“老邓，你这记性不对吧？去年的单子，你自己签的字，怎么倒像是头一回听说。”
我皱了皱眉，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去年那段时间我确实稀里糊涂的，厂子资金链断了，天天跟人喝酒应酬，签了什么字，真没往心里去。
“行，划就划吧。”我把签字笔转了个圈，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手续办完，老赵把银行卡推到我跟前：“剩余的钱都在这里了，你点点。”
我没点，直接揣进兜里，站起来就走。经过中介公司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上，一个穿驼色外套的女人背着身站在人群里。
那背影，像蔡玲。
我停下脚步，眯着眼看了两秒钟。公交来了，那个女人上了车，再没回头。我想了想，觉得自己看错了。
蔡玲这个时间应该在家，或者在菜市场里挎着篮子挑蔬菜，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一带。
晚上回到家，蔡玲照样在厨房里忙活。我换了鞋进屋，把银行卡随手扔在电视柜上。她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那张卡，又缩回去了。
“吃饭了。”
我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打开电视。
新闻频道正在播本地天气，说下周有冷空气。
我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放到了戏曲频道。
咿咿呀呀的声音响起来，我心里那股没来由的躁劲儿总算平了。
蔡玲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苹果，放在茶几上，没看我，转身又回了厨房。
我盯着那盘苹果，看了一阵。苹果切得整整齐齐，皮削得干干净净，码在盘子里，摆成一圈。
她就是这样。你不吃她端上来的汤，她就换成苹果。你不吃苹果，她就换成别的。十几年了，变着法子让你吃口东西，也不跟你多说一句话。
我拈起一块苹果，放进嘴里。甜，脆，咬下去满口汁水。
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有点发酸。
03
书房里的书架上，有一个铁皮盒子。
那天下午，我翻遍了整个书房，想找以前办的一张银行卡，翻到书架最底层的时候，看见那个盒子。灰扑扑的，盖着一层灰。
我把它抽出来，吹了吹灰。打开盖子，里面一沓信，还有一张对折的旧照片。
信是蔡玲写的。信封上没贴邮票，也没写邮编，只有一行字：江河收。邮戳日期被划掉了，看不清是哪年寄的，一共四封，一封没拆。
我捏着那沓信，在手里掂了掂。也不沉，薄薄的几页纸，叠成三折，塞在信封里。
我没拆。
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信不能拆。拆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就会变。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全家福，刚过塑，边角微微翘起。
照片上的人我都认识：我，蔡玲，邓美兰，薛雪瑶。
那是三年前春节拍的，在院子里，背景是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
邓美兰站在最边上，染了一头黄毛，嘴角撇着，一脸不情愿。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圆珠笔，墨水都洇了：“江河，回家。”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这是蔡玲的字迹。
家里过日子用不着写字，她一年到头动笔的时候不多，可她的字我记得，笔画淡淡的，横平竖直，像是特意练过。
我把照片翻过来，仔仔细细端详着上面每个人的脸。
蔡玲站在我旁边，肩膀微微侧向我这边，头低着，看不清表情。
薛雪瑶站在蔡玲后面，笑得温温柔柔的，一口白牙。
邓美兰站在最边上，头发挡住半张脸，嘴唇抿着。
我试着拨邓美兰的电话，对面传来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三年了。她离家出走三年，换了三次号码。现在的号码是我从老郭那里软磨硬泡要来的，一次都没打通过。
我关上手机，把那沓信和照片重新塞进铁皮盒子，放回书架最底层。手收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硌了一下。
是一枚发卡。银色，偏金属色，上面用几颗小水钻拼成一朵花的图案。落了一层灰，我用拇指擦了擦，水钻在窗缝漏进来的光里闪了一下。
这发卡不是蔡玲的。她的发卡都是黑色的，老气，夹得住头发就行，哪有这么花哨的款式。
那是谁的？
我搜刮了一遍记忆，想不起来。
这屋子里的东西，这些年都是蔡玲在收拾，我连一件衣服放在哪个抽屉都要想半天，这种小零碎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把发卡揣进口袋里，起身准备出门。
“下午去哪儿？”蔡玲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
“出去转转。”
“晚饭还回来吃吗？”
“不了。”
她没再说了。我换好鞋，拉开门走出去。门合上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蔡玲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正抬眼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没深想，把门带上了。
04
老郭约我在一家老面馆见面。
二十年的老交情了，从工地上一块砖头一根钢筋干起，我发达了也没撇下他。
他搓着手，坐在我对面，脸上摆着笑，眼睛里没笑意。
“听说你要出远门？”他捧着一碗面，吸溜了一口。
“嗯。”
“去哪儿？”
“加拿大。”
老郭的手停下来，抬头看我：“去加拿大干什么？”
“看枫叶。”我说。
他看了我半天，把筷子一搁，声音低下来：“老邓，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就是看枫叶。秋天了，枫叶红，好看。”
老郭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他埋头吃了几口面，端起碗来，把汤也喝了，拿袖子一抹嘴，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什么？”
“你拿着。”
我拿起来掂了掂，里头好像是张卡。
“你老婆让我给你的，”老郭说着，眼神有点闪躲，“她说你在国外刷这张卡方便，里面存了点钱，应急用。”
我手里捏着那个信封，没拆，又推了回去：“你替我谢谢她，用不着。”
“老邓——”
“我说用不着。”
老郭沉默了一会儿，收回了信封。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背对着我：“老邓，咱哥俩二十多年，你脾气我清楚。有些事情，别急着做决定。”
“我没做什么决定。”
他回过头，目光沉沉的：“你上次眼睛里带着这种神色，是十五年前你跟前妻离婚那阵。那之后你躲在家里，半年没出门。你当过一回逃兵了，别当第二回。”
我嘴唇动了动，没接话。
老郭没再说什么，推门出去了。面馆的玻璃门在身后合拢，我看见他站在门外，点了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吐出的白气被风一下子吹散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面馆里，面前的碗还冒着热气。老板娘过来收碗，问我还要不要加个茶，我摆摆手，站起来，走了。
回程的出租车上，我靠在车窗上，看着街景往后退。路过东郊那套别墅的时候，我看见门窗紧锁，门口蹲着一只流浪猫。
我让司机慢点开，从兜里掏出那枚发卡，翻来覆去地转着。水钻的反光在车厢里一闪一闪的。
“师傅，”我忽然开口，“您说，一只猫在人家门口蹲着，是在等什么？”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等主人回来呗。猫认地方，认人。这地方住了三五年，它就不走了。”
我没接话，把发卡收进口袋，闭上了眼睛。路灯一盏一盏划过去，在眼皮底下留下一片昏黄的残影。
05
温哥华郊外，安宁疗护中心。
接待我的是一个华人面孔的中年男人，姓许，普通话带一点广东口音。
他拿着我的评估材料翻了一遍，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平静，像是看过太多赴死的人，早就麻木了。
“邓先生，您的申请已经通过了。流程是这样，今天做最后一次心理评估，明天上午，正式注射。”
“好。”
他低头在表格上打了个勾，又问我：“您确定，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您吗？”
我想了想：“没有。”
他点了点头，签字，盖章，递给我一沓知情同意书。我随手翻了翻，签了名。他站起来，伸出手跟我握了握：“明天早上八点。今天早点休息。”
晚上，我躺在机构的单人病房里，头顶是一盏白炽灯，亮度刚好，照得人有点昏昏欲睡。
窗外是花园，草地修剪得很整齐，远处是一排围墙。
墙外一棵枫树，叶子刚开始变色，黄绿参半。
我盯着那棵枫树，看了一会儿。不知道等到秋深的时候，这树会红成什么样。我应该看不到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换好病号服，坐在床边等着。
护士进来测血压，又拿了一板药片给我，说是什么镇定剂。
我吃了，靠在床头，看着窗帘底下一线光，慢慢变亮。
八点整。那个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了。车上一支注射器，针头细长，在晨光里反射着冷白的光。
她让我躺下。我躺上病床，闭上眼睛。
药水从手背上的留置针里缓慢灌入。凉，渗进血管里，像冬天的雨水顺着后领口往下淌。
我等着那股凉意蔓延到胸口，等着心脏慢慢停下来。病房里安静极了，只有仪器的滴答声。
“等一下！”
一个年轻护士冲进来，手里攥着几页纸，气喘吁吁的：“Dorothy，先别注射！系统里面匹配到了一条预先家属授权记录！”
我睁开眼，看见推针的护士停下手。那个冲进来的护士把文件递到她面前，两个人在低声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懂英文，只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
“familyauthorizationrecord”
“必须暂停”
“邓先生需要看”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页纸，递到我面前。我坐起身，接过那页纸，低头看了一眼。
是一份预先家属授权书，英文的，附带着中文翻译。
授权人签名栏里，两个名字，清清楚楚，一笔一划。
蔡玲。
薛雪瑶。
我的手指猛地攥紧了那张纸，纸缘在指腹下皱成一团。
“这……这是什么？”
“邓先生，”护士看着我，语气放慢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根据您配偶和法定授权联系人在系统中留存的记录，您所有终止生命的诊疗决策，必须经过她们其中任意一人的书面复核。”
“我没有让她们签字。”
“记录显示，备案时间是两年前的11月，地点是宁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备案机构代码，匹配到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轰地倒塌下来。
两年前。
两年前我还在工地上干活，身体还好好的，根本没有来加拿大。
蔡玲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机构留下了授权记录？
薛雪瑶。社区护士。
薛雪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班，已经好几年了。她怎么会和温哥华这边的安宁机构扯上关系？
护士还在一旁等着：“邓先生，您是否要继续？”
我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捏得死紧。纸面被握出一团褶皱，那些字在我眼前模糊成一片。
“不。”
我的声音，沙哑得连我自己都陌生。
“我不注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