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韩保江：《资本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演变的影响

韩保江：《资本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演变的影响

经济发展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和工人阶级的“圣经”，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启迪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在自觉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系列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不仅指引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并且指引我们创造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我们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强大制度保障和不竭动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论》对中国共产党宗旨确立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形成的影响

（一）《资本论》与中国共产党宗旨的确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驱。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向中国社会介绍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重译。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大力推荐，深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欢迎。毛泽东同志也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接触《资本论》。他高度认同《资本论》中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思想，并在湖南积极推介此书。也正是由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仰和运用，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判断，中国革命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份纲领的直接依据虽说是《共产党宣言》，但其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以更好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是在《资本论》中被深刻揭示出来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准确研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军阀官僚封建势力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对此，192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清醒地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存在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因此，土地革命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对农村经济、土地关系、农民运动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党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根据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点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其中一点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造成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及连续不断的战争，给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以可乘之机。因此，工农武装割据长期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要进行适当的经济建设，否则根据地的基础将不稳固。同年11月，他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强调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为的是解剖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路线。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成功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中国近代特殊政治经济形势下产生的复杂社会生产关系，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根据，进而开辟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植下了变革落后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传承的“基因”。

（二）《资本论》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形成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将没收地主土地变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最大限度团结全国人民推动抗战胜利。但要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离不开经济建设的有力支撑。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人民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1934年1月，他又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相应地，1934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起攻势，其反共宣传变本加厉，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为了批驳顽固派的论调，回答党内和人民大众关切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同志系统研读了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由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由何锡麟翻译的《“资本论”提纲》和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经济学大纲》等书籍。之后，毛泽东同志便把《资本论》中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应用于对中国革命的考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于1940年1月9日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著名演讲，后来发表时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在阐述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时，他强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他同时把已处于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具有积极因素的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区别对待，提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地就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封建地主、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分别实施了“没收”与“保护”的经济纲领，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他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提出，将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经济制度的设想和愿望，体现了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规律要求，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典范。

二、新中国成立后《资本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搞经济建设被提上重要日程，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资本论》也因此在新中国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和方针政策的选择。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对《资本论》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济理论书籍的学习和研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从而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强调要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解放生产力和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两翼”，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在我国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选择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实现了巨大的历史变革。

当然，当时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1954年毛泽东同志重读《资本论》，并在1959年至1960年和党内学者一起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以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1955年底到1956年初，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深刻总结苏联模式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适当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处理好优先发展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中央适当给地方扩权等十个方面的关系调整，为社会主义建设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积极因素。《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因此，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认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958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进而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形成的影响

在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很长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运用《资本论》比较偏重其批判性、革命性，而忽视了它的建设性及其揭示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当时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为例，既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科学地阐述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此，邓小平同志更有着其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因邓小平同志早在1926年1月，就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他在被迫害下放工厂劳动改造过程中亲身感受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路线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且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论断，进而创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从此，不仅经济建设被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党对发展商品经济也有了新的认识。为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1979年3月，陈云同志在给中央的建议中指出，“《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再把“市场”看作“异己”力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对此评价说，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更是鲜明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1月，当改革再次陷入争论和僵局时，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在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因此，“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四、进入新时代《资本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进一步坚持和传承了《资本论》的阶级属性、人民立场和唯物史观，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的客观实际，在科学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全新范畴和理论原理。

这一崭新思想形成，首先得益于创立者深厚的《资本论》功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娴熟运用。早在1969年至1975年的七年知青岁月里，习近平同志不仅通读了三遍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而且记了18本厚厚的读书笔记。凭着对《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观察，习近平同志于1985年至2002年在福建工作期间，分别在《经济学动态》和《东南学术》《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等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更是十分强调要学好《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工作。他说：“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地，他指出：“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

其次，得益于创立者始终立足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理论勇气。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等重要论断和思想，无一不是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遇到的新问题。比如，关于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们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又比如，关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再比如，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之，习近平同志根据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丰富内涵。

五、《资本论》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演变影响的主要启示

回顾百年，《资本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勇于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赋予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资本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人民立场”，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科学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品格”，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变革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指出：“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开始就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来审视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存在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破坏以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为代表的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以更好地解放中国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同时原创性地提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资本论》研究英国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关系的“实践品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开展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都是我们党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推进民族复兴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并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结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传承《资本论》广泛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历史上一切优秀经济理论的“开放品格”，在其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始终注意吸收世界上各种经济理论的营养。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时就曾指出：“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前夕，针对我们曾经存在的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习近平同志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

（载于《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7期）

【 韩保江：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王骅琛；初审：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更多精彩请点击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民族教育》《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数字法治》《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新阅读》《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关注公众号，回复：申请入会、学思平治、为党献策、四中全会、读懂十五五、文化强国、党建阅读、智库、好书推荐、核心期刊、干部培训、免费赠书、直播、新书报送、期刊报送等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