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李长林”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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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作者丁晓平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

“李长林”究竟是谁？

□丁晓平

左：《红星照耀中国》 [美] 埃德加·斯诺著，谢娟译，作家出版社出版

右：《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 丁晓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苏区90周年。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自1937年10月出版以来，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对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红军和毛泽东的必读书。然而，在当年政治和战争的历史条件限制下，《红星照耀中国》中诸多革命者的姓名和苏区的地名因为翻译问题产生了一些错译和误写的问题。笔者在2002年至2005年间创作了斯诺先生的传记《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不断得到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原中国“三S”研究会，全称为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和有关革命者后代的支持和关注，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随之对该书进行修订再版，201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今年5月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修订版《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其间，笔者完成胡金魁传记《从做红军外交官到从事统战政协工作三十二载》（《湖北文史》2011年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发表了《陪同斯诺“西行漫记”的傅锦魁是谁？》（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10日）等文章，最早纠正《西行漫记》中“傅锦魁”译名的误译问题，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图1 斯诺三人骑马影像

近年来，热心研究斯诺的专家学者对《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人名、地名的错译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推出了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如：车云峰的《〈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译失的开国上将李涛》（载《党的文献》2024年第5期）、郑文著的《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的确认》（载《银川日报》2026年5月20日第8版）。笔者在认真阅读上述两篇文章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即郑文在对“斯诺三人骑马影像”（见图1）进行考证之后，否定了车文的证据，也就是说图1中的人物“李长林”并非开国上将李涛，而是开国中将聂鹤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斯诺中国红区著述出版简史

1936年6月，为了探访“全世界等待了9年的头号新闻”（因中共和红军的宣传工作遭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长达9年），斯诺在宋庆龄的联络和帮助下，从北平出发，开始了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红色之旅。在西安，斯诺在与“红色牧师”董健吾接洽之后，得到张学良东北军的帮助，经临潼骊山、延安，于7月8日抵达安塞。7月9日至10日，周恩来在安塞的白家坪会见了斯诺，并为之拟定了为期92天的考察路线和采访行程，实际长达102天。

7月13日，在中央交际处处长胡金魁的陪同下，斯诺一行抵达保安（今志丹县）。这天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对外称中央交际处办事处），看望斯诺和与其同行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第二天，毛泽东在保安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随后，毛泽东分别在7月15日、16日、18日、19日、23日与斯诺分别就对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谈话。随后，斯诺按照周恩来拟定的采访计划，在胡金魁的陪同下从保安前往甘肃和宁夏的红军前线采访。其间，斯诺先后见到了叶剑英、李克农、林伯渠、洛浦（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邓发、周兴、林彪、萧劲光、王观澜、吴亮平、刘晓、彭德怀、陈赓、钱信忠、朱瑞、萧华、徐向前、李富春、刘昌汉、聂鹤亭、聂荣臻、邓小平、邓华、蔡畅、冯文彬、左权、王首道、杨至诚、杨得志、陆定一、蔡树藩、伍修权、杨尚昆和李德（排名不分先后）等。两个月后的9月23日，毛泽东在保安再次接受斯诺的采访，就联合战线问题进行了对话。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同斯诺谈个人的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即《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

10月12日，斯诺在胡金魁的陪同下离开保安，于19日离开红区，20日返回西安。25日，斯诺回到北平。在盔甲厂13号（今盔甲厂胡同6号）家中，开始撰写日后红遍世界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随后，斯诺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北平的《民主》杂志，英国的《伦敦每日先驱报》，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亚细亚》等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其中，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以连载形式最早发表于《亚细亚》杂志1937年7月号至10月号，中文版由汪衡翻译、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1937年9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改为《文摘战时旬刊》）分7次连载完毕。斯诺撰写的《长征》（Long March）分两期以连载形式最早发表于美国《亚细亚》杂志1937年第10期和第11期。《文摘战时旬刊》从1937年11月8日的第五号开始分5次连载，至1938年1月18日第九号连载完毕，译名改为《二万五千里长征》。

众所周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最早的英文版单行本，是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在1937年10月出版的。1938年2月，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单行本，增写了第13章。

那么，斯诺作品的中文版出版情况又如何呢？其实，让人们想不到的是，斯诺采访陕北红军最早出版的单行本图书，并不是在欧美出版的英文版，而是在北平印刷的中文版，这就是由清华大学学生王福时、郭达、李华春等人翻译、署名上海丁丑编译社的1937年3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因当时斯诺还没有完成《毛泽东自传》和《长征》的写作，故没有收入这两篇作品。

1937年11月1日，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毛泽东自传》的第1版；11月20日，出版了该书的第2版，汪衡译。

1938年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第1版，汪衡译。

1938年3月，上海复社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西行漫记》，在胡愈之主持之下，由王厂清、吴景崧、邵宗汉、林淡秋、胡仲持、倪文宙、陈仲逸、梅益、章育武、傅东华、冯宾符等11个人集体翻译。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的英文原著并非来自英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而是根据斯诺亲自赠予的该书的抄稿翻译的。详细内容可参见笔者著作《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和《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版）。

左：《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

右：《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丁晓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版

1979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此书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翻译。

其实，斯诺对《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先后在1944年、1968年和1971年进行了修订完善。尤其是1970年至1971年访问中国后，斯诺对1968年的增订本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形成了他自己最终认定的英国企鹅出版社推出的鹈鹕版，并于1973年和1977年两次增印。1992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李方准、梁民根据《红星照耀中国》的鹈鹕版重新进行了翻译。

此外，斯诺关于中国红区的著述还有以下几种：

1.《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3月版，系斯诺1958年所著《旅行于方生之地》（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的摘译本。

2.《红色中国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群众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根据美国哈佛大学1957年版译出。

3.《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根据美国出版公司1958年版译出，系《斯诺文集》四卷的第一卷。

《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

从斯诺上述中国红区的著述来看，“李长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英文名写作Li Chiang-lin。而从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开始，《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均将Li Chiang-lin的中文名译作“李长林”，且未括注是“音译”。另外，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被译作“李江林”（笔者认为此处斯诺记忆有误，应该是王林），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被译作“李祥林”。

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原著中，Li Chiang-lin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第二章《去红都的道路》第三节《贺龙二三事》。在斯诺的笔下，“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的著名南昌起义，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李长林”大约三十一二岁，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参加共产党后，在邓发、贺龙、周逸群手下工作过。斯诺说：“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页）

显然，作为红军指挥员的“李长林”是奉周恩来之命，负责斯诺一行的护送任务。1936年7月10日，他和陪同斯诺的胡金魁一起，从安塞的白家坪出发，于7月13日抵达保安，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也从此真正地进入了“中国红区”，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

现在，问题来了——“李长林”到底是谁呢？

根据车云峰《〈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译失的开国上将李涛》一文的考证，“李长林”是开国上将李涛。出生于1905年的李涛，系湖南省汝城县人，其化名、笔名有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炽、李湘民、李湘舲、李湘林等，其中“李湘舲”“李湘林”的发音与Li Chiang-lin高度相似。车云峰在文章中从如下7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一是籍贯、年龄、求学经历吻合，二是与贺龙的联系吻合，三是与朱德的关系吻合，四是在香港的经历吻合，五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经历吻合，六是李涛具备护送斯诺的条件，七是外貌吻合。笔者认为：车云峰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真实、正确的，是继本人考证《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人物胡金魁误译为“傅锦魁”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

图2 李涛的半身肖像

车云峰在考证中，就“外貌吻合”作举证说明时，使用了两张照片，其一为“照片1”（即图1），其二为“照片2”李涛的半身肖像（图2）。在《党的文献》发表此文时，车云峰认为：“在照片1中，由右至左依次为斯诺、胡金魁和Li Chiang-lin。照片2为李涛摄于1932年夏漳州战役胜利之后的影像。这两张照片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从人物形象和神态看，基本可以判定为同一人。”

然而，车云峰举证的“斯诺三人骑马影像”（图1）中最左侧的“Li Chiang-lin”究竟是不是李涛呢？笔者根据最新考证研究认为，这张照片三个人中并没有李涛。那么，除了斯诺、胡金魁之外，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呢？

“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说明词的张冠李戴

我们知道，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在陕北的中国红区之行，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影像资料。斯诺虽然带了摄影机、照相机和24个胶卷，但他很少给自己照相，即使与红军指战员的合影也非常少见，甚至都没有留下他与毛泽东的合影。而他的照片也大都是与其同行的马海德拍摄的，常见的另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抵达白家坪，骑在马上的周恩来欢迎斯诺来到红区。实际上，斯诺结束采访带回的大量照片，包括发表在美国《生活》和《亚细亚》杂志上的照片，大多是红军的摄影师拍摄，无偿赠送给斯诺的。

图3 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见

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合影是在两年以后，那是1939年9月24日，在延安，是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见（图3）。这是毛泽东与斯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唯一的合影，因此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1936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合影。

“斯诺三人骑马影像”（图1）这张十分常见的历史老照片，是斯诺在红军前线采访最珍贵最经典的影像，也是斯诺在中国红区实地采访的最佳记录，拍摄者是马海德。《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本1979年出版时并没有收入这张照片。笔者目前发现最早刊登这张照片的书籍为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的第二任妻子）编写的《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5页)。另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前插中也收入了这张照片。图片说明文字均为：“埃德加·斯诺在前线。”但不知何人何时在何处将此图的说明文字写成“由右至左依次为斯诺、胡金魁和Li Chiang-lin（李长林）”，以致以讹传讹，在各类书籍和网络流传，本人多年来也信以为是。

郑文著在《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的确认》一文中说：“在我自国外收藏机构获得复制的这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原版影像背面，附有一段1936年时斯诺先生的机打备注：‘我骑乘一匹宁夏骏马，拍摄于宁夏省韦州一带。在我身旁的是红一军团的两位年轻军官。’。”遗憾的是，斯诺并没有标注红军军官的姓名。但我们已经考证出这张照片居中位置的红军军官并非红一军团的军官，而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处长胡金魁。然而，这张“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中的左侧的红军人物是谁呢？究竟是不是车云峰所考证的“李长林”，即开国上将李涛呢？

欣喜的是，斯诺先生标注的说明词向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照片的拍摄地点在宁夏，二是斯诺骑的是宁夏的骏马。据郑文著考证，此张照片“应该是当年斯诺在红城水采访期间所拍”。

我们可以从斯诺先生最终订正的鹈鹕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来作一个比对。在《贺龙二三事》中，斯诺这么写道：“次日早晨6点，我同通讯组一行约四十来个年轻人一起出发了，他们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我发觉只我和红色中华‘外交部’的使者傅锦魁和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这话也许不十分确切：傅在一匹壮实但满载驮物的骡子背上占有一席栖身之地；李长林则骑在一头超载的驴背上；我则凑凑合合，迷迷糊糊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可见，此时，“李长林”骑的是一头驴，而傅锦魁（即胡金魁）骑的是一头骡子。可见，他们的坐骑与“斯诺三人骑马影像”完全不同。

在保安，斯诺做了相关调查采访之后，8月1日前后离开保安前往红军前线。在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十七章《和红军在一起——旅行日记片段》中可以看到，他是8月5日进入甘肃的。8月中旬，斯诺进入宁夏预旺堡，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在预旺堡，斯诺见到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朱瑞、杨得志、萧华等红军指挥员。21日，红一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在预旺堡召开欢迎大会，欢迎斯诺的到来。在欢迎会上，红四师政治部抗日战线科科长卢仁灿不仅代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宣读了慰问信，同时赠送斯诺和马海德各一匹好马。8月26日，斯诺与彭德怀、李富春、徐海东等一起离开预旺堡。他说：“第一师赠送给我一匹从马鸿宾那里缴来的小黑马，我骑着这匹良驹走过像一张张桌面似的开阔平原。”当时和斯诺同行的有王汝梅（即黄华）、马海德、胡金魁。在《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章《战争与和平》中，斯诺说自己是8月29日骑马前往红城水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李长林”在完成周恩来交待的护送斯诺抵达保安的任务之后，就再也没有陪同斯诺，只有胡金魁是全程陪同斯诺完成到陕甘宁红区采访的行程的。郑文著在《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的确认》一文中说：“在一份斯诺先生1936年的英文文献中，竟惊喜地发现了这幅影像的人物说明：‘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聂鹤亭（威妥玛拼音：Nieh Ho-ting），胡金魁（威妥玛拼音：Fu Chin-kuei）’，埃德加·斯诺。”

按照郑文著的考证，“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聂鹤亭、胡金魁和埃德加·斯诺，并非“李长林”。从郑文著的考证中来看，聂鹤亭的威妥玛拼音为Nieh Ho-ting；从车云峰的考证来看，李长林的威妥玛拼音为Li Chiang-lin，二者的拼写差别甚大。

因为考证和撰写胡金魁的传记，笔者与胡金魁之子、画家胡立东相识。他在2024年8月曾写出考证文章《斯诺、胡金魁骑马合影中另一位是否李长林的疑问及考证》，也认为“李长林”为李涛，但并不能确证。

图4 斯诺在预旺堡关帝庙前拍摄的红军指挥员合影

2026年5月30日，胡立东在读到郑文著的考证后，与油画家沈嘉蔚（油画《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比对辨析，认为“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中的左侧人物“李长林”，与斯诺当年在预旺堡关帝庙前拍摄的红军指挥员合影（图4，图片中的红军指挥员依次为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中的聂鹤亭（右一）形象高度相似。这张照片在笔者2015、2026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传记中均有发表和正确说明。6月1日，胡立东又找到聂鹤亭的女儿聂秋莎，经请教党史军史专家，确认图1中的“李长林”为聂鹤亭。

6月3日，胡立东查核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网站所列斯诺有关文献部分索引，终于查到了有关“三人骑马合影”的原始说明资料。内容如下：“Three men on horses pose for the camera. Snow on the plains of Ningshia.Edgar Snow riding on a horse in the plains of Ningshia （Ningxia). From left to right： Nieh Ho-ting，Fu Chin-kuei, Edgar Snow.”胡立东将上述图片说明译为中文：“三位骑马男子对着镜头摆好姿势拍照。斯诺在宁夏平原。埃德加·斯诺于宁夏平原骑在马上。从左至右聂鹤亭、胡金魁、埃德加·斯诺。”

至此，“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真相大白，此照中左侧人物并非“李长林”，而是聂鹤亭，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结 论

综上所述，“李长林”与“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没有关系。

车云峰的《〈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译失的开国上将李涛》的考证结果是正确的，但在图片举证时利用了错误的证据。也就是说，《红星照耀中国》里红军指挥员Li Chiang-lin的中文译名“李长林”是错误的，应为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李涛。

郑文著的《斯诺三人骑马影像人物的确认》的考证结果是正确的。本文图1的人物说明准确表述应为：1936年8月22日，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红军前线采访途中。自右至左依次为埃德加·斯诺、胡金魁、聂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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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华读书报》2026年07月15日05版“瞭望”

作者: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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