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到黄土

我来自甘肃定西，从小在黄土高原上长大。这一年，作为厦门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闽宁第二中学担任八年级地理教师。从黄土出发，又回到另一片黄土上。这一年，我提笔，我细数，我珍重。

一滴泪的重量，取决于落在谁心上

最难忘记的是告别课。

这一年我带了3个班。5班、6班的孩子上课会抢着举手，下课会围过来说这说那，热热闹闹的。唯独4班的孩子，我从始至终摸不透。他们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举手，不搭话，我讲笑话他们也只给很轻的笑声，班里只有寥寥几位同学会回应我。一整年下来，我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其实第一学期不是这样的。那时我设了集章兑换奖品的奖励机制，他们冲劲很足，成绩优异。第二学期盖章门槛提高、奖励减少，他们忽然像被抽走了什么，不主动、不回应、不关心，好像学习只是一场交易，没有报酬就不值得付出。成绩滑下来，人也跟着缩回去，教室里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沉。

看着这样的他们，我心里着急，也难过，不仅是因为他们成绩掉下来了，更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一种让我不安的东西：他们没有自驱力，把学习当成交易，如果没有人拿鞭子赶着，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往前走。我难以接受这件事——我没办法看着他们把自己活成一只需要时刻被敲响的钟。

告别之际，我和每个班的同学都拍了合影，并剪辑了视频。轮到4班时，视频最后的文字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屡次泪目。最后的最后，我说，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质问你们这一年是否喜欢我，我希望你们拥有自驱力，除了父母和老师，没有人会冒着被记恨的风险督促你们，只为你们以后的路不那么辛苦。你们本该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年纪，不该如此死气沉沉，不论如何，希望你们能快乐，努力学习，享受自己的青春。

视频播放结束，教室里安静了很久。第一排那个总是低头写东西的女生，眼眶红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一片压抑的抽泣声。

下课铃响，明信片一张一张递过来，有人写下：“老师，你是第一个说希望我们快乐的人。”也有人写：“老师，你让我们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也有人留下长长的信，告诉我她内心深处不愿与人提及的伤痛。

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上面的字很轻、很用力：“老师，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发光。你让我知道，女孩子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我攥着那一沓明信片走出教室，一滴泪的重量，取决于落在谁心里，我想，这一年，问心无愧。

这条小鱼在乎

我们的助学项目叫“这条小鱼在乎”。流程是琐碎的——发报名表、班主任筛选、一对一面谈、家访核实、匹配资助人、协调打款、反馈成绩和感谢信。每一步都不能跳，每一环都关系着一笔钱能不能落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让我在这套流程里一次次停下来的，是那些坐在我面前的孩子。

小Q一岁时父母离婚，母亲再没出现过，父亲在远方另组了家庭，几乎断了联系。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现在爷爷奶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坐在我对面说：“老师，我得好好学习，我要快点长大。”

小J得了罕见病，需要定期化疗，可她的成绩始终在年级前列。我问她扛不扛得住，她说：“读书的时候，我就不想病的事了。”

小K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母亲改嫁，他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我问他有过委屈吗，他沉默了很久，说：“爷爷奶奶对我好，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抱怨过命运。我原本以为我是那个给予力量的人，可面谈结束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意识到——不是我在撑住他们，是他们撑住了我。那些从不说“为什么是我”的平静，一层一层地把我托了起来。

我有时候看着他们，会想起老家那些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没有多少土，也没有多少水，但就是要活，还要活得绿。

离开宁夏前，我一个人去了趟小Q家里。我和她说，以后可以把我当做姐姐，我希望可以有机会见证你未来的精彩人生。她愣住了，然后点头。那天我在戈壁滩上坐了很久，想的是：这一年，哪怕只帮到她一个人，就值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她给我的，一点都不比我给她的少。

有些改变正在发生

很多人以为助学就是给钱。但真正做了这件事后，我才明白，“这条小鱼在乎”在乎的，远远不止钱。

在联系资助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资助人想得很细、很远，有人甚至会在汇款之外，额外寄来卫生巾，让我转交给受助的女孩子。她们要解决的不仅是学费，还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但在这片土地上依然被当作“秘密”的事情。在一个一些家庭至今仍要连生六七个女孩、直到生出儿子才肯罢休的地方，一个女孩要长大，需要的不仅是钱——还需要有人告诉她：你的身体是正常的，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不是耻辱，你可以抬头走路。

于是我把那些物资送到女孩们手里时，会多留一会儿，坐下来跟她们聊。我告诉她们月经是正常的，每个女孩子都会经历，不用羞耻，不用躲。这些都关乎我们的身体，也关乎我们的未来。如果有人拿这个取笑你，那是对方的问题。

她们听着，有的红了脸，有的红了眼。我看着她们从低头不语到慢慢点头，心里想：这件事正在变好。而我无比庆幸，这微小的变化里也有我的一份力。

后来有一天，下课时，班上有个智力发育有些缓慢的小女孩，塞了一张纸条给我。字迹歪歪扭扭，很多错别字，我辨认了很久才读明白——“老师，我来月经了，但是我没有带卫生巾。”我仍然记得当时我是怎样的心情：惊讶、欣喜、心疼。我震惊于她听懂了，还愿意相信我，向我求助。我几乎是狂奔回办公楼拿卫生巾，庆幸还好办公室常备着。我告诉她怎么用，告诉她这是正常的，不用害怕。她不讲话，眼睛亮亮地看着我笑，接过去的时候手很轻，点了好几下头才转身跑开。那张纸条我留了很久。

那些资助人或许不会知道，她们寄来的不只是卫生巾——那是这些女孩意料之外的温暖，是一句也许从未听过的、认真说给她们听的话。而“这条小鱼在乎”的，从来不只是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正视自己的成长，抬起头来走路。

多年前的回旋镖

教学和助学之外，还有很多琐碎的工作。这些事不写在支教的光环里，却是每一天都要啃的硬骨头。

初来宁夏时，我是三人团队里唯一的预备党员，需要在支教地完成转正。从党员关系转接到与各方沟通，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因为流程衔接的复杂性，我一度焦虑到睡不好，怕某一个环节的疏忽让入党这件事搁置。但焦虑不会让事情自动变好。我开始学着告诉自己：慢慢来，都会解决的。有问题就去沟通，一次不行就换一种方式。后来我发现，当我不再慌张，很多看似棘手的事情反而自己找到了出口。

也是在那些琐碎的、磨人的事务里，我慢慢理解了两个词。一个是“事缓则圆”——不是不作为，是不急着要结果；不是不争取，是不被情绪裹挟。另一个是“稳”——稳住心态，不着急，很多事自然会有出路。遇到人为的刁难时，从最初的委屈愤怒，到后来只是叹一口气，然后平静地处理。我学会了该沟通时沟通，该强硬时也不退让。这些说起来简单，但我知道自己花了整整一年才做到。

这一年，有一个瞬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回旋镖”。我们办了一场“云游厦大”的活动，由我担任主讲人，用影像和讲述带孩子们走进厦门大学。我讲建南礼堂、芙蓉湖、群贤楼、上弦场，把那个海边的校园讲给黄土高原上的孩子们听。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活动，提问环节，一个孩子问我：“老师，我真的可以去那里吗？”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坐在定西的教室里，也听过类似的话。我的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地图说，从这里一直往东，过了秦岭，过了长江，就到了海边。那时候我不相信那是属于我的远方，但后来我真的去了。我站在厦门的海边，想起那个下午，想起老师用手划过地图的那条线——那是有人在我十几岁时往我心里扔了一颗石头，很多年后才听见回响。而这一年，我站在闽宁二中的讲台上，变成了那个扔石头的人。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里谁会真的走到海边，但我知道那颗石头扔出去了。就像当年我的老师不知道我会不会走出去，但她还是扔了。有些话就是这样，你说的时候不知道它去了哪里，但它会在某个人的心里藏很久，然后在很多年后，变成一条看不见的路。

这一年，我在那些孩子身上得到的，远比我能给他们的多。在琐碎的行政事务里磨出了沉稳，学会了扛事，看见了回旋镖飞回来的轨迹。我变成了一个没那么容易慌张的人，也变成了一个知道该怎么把石头扔出去的人。

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节语文课，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17岁，似懂非懂地将那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

那句话是：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

5年后，在闽宁二中的最后一夜，我整理着孩子们的明信片，被这句话重重地击中了——像一只回旋镖，飞了5年，终于扎回我的心口。

这一年，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支教，但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帮孩子们找到了资助人，我让一群女孩子知道了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我在讲台上为他们指过远方……我没有辜负我的来路，没有辜负那个站在定西教室里、曾经不相信自己也能走到海边的女孩。这一年全凭良心、问心无愧。

我是从黄土高原走出去的人。走了很远，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另一片黄土上。不是衣锦还乡，是蹲下来，帮另一群像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把路走得宽一点。

山海从来不相忘。而支教这件事，从来不是谁拯救谁——是我在孩子们身上看见了自己来时的路，是他们让我知道，那条路值得再走一遍。

于是我终于能够回答5年前那个坐在高中教室里、没听懂那句话的自己——

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

山海自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