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吴芝圃与河南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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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

吴芝圃与河南的“大跃进”

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1期

作者：何立波

对于吴芝圃，上了年纪的河南人都不陌生。他生于河南，在河南参加革命，后成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1950年 9月起，吴芝圃陆续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吴芝圃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吴芝圃在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的10多年中，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河南在全国摘得最“左”，给河南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对此，吴芝圃自责不已。

开了省长整省委书记的先例

1957 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自此，以吴芝圃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吴芝圃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河南又发生了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昊芝圃等人的主持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 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 “小潘复生”20万之多。

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1958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園为第一书记。1959年8-9月，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后，吴芝圃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批判省直、地市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

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大跃进”中的严重锴误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对于吴芝圃的许诺，毛泽东半信半疑，他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在鼓励吴芝圃试验的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吴芝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

毛泽东还评价吴芝圃说： “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 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在后来来河南视察时，毛泽东在专列上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对吴芝圃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 我不信。”

但是吴芝圃的头脑此时已经无法冷静下来。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 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 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而实际只有50亿公斤）。

在1958年秋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省委第一书记头脑发热，下面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河南，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 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1958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

在河南“大跃进”的狂潮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嵖蚜山。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在最高领袖肯定后，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快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吴芝圃甚至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而对讲真话的干部，吴芝圃则给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据统计，1952-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1959-1960年，河南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 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 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

在产量日益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强征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翌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1958年冬和1960年春，信阳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大悲剧。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 4400人。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即便在 1959年调整计划指标之后，仍然无法完成计划的任务。但是吴芝圃却没有正视现实。

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1960年3月，吴芝圃还在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人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即便发生了“信阳事件”之后，吴芝圃还荒谬地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

196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以实事求是在党内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 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头脑发热的吴芝圃仍坚持说：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人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1961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慘绝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他依然在为自己辩护。

吴芝圃对“大跃进”的检讨

河南发生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北京。1960年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泽东。10月26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 “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11月12日，毛泽东 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赴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负责农业口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的头上，声称省委毫不知情。

经过调查，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 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摘。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捏捏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 带来的问题，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 “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

1961年1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1962年 4月，中央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担任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工作。

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以后，年年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 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 ……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痛心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但是，吴芝圃还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河南的人民群众，继续作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吴芝圃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遭到残酷迫害。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吴芝圃十分关心，多次批示设法让他治病。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逝世。对于吴芝圃的丧事，周恩来作了明确的指示：一、开追悼会：二、按中央委员的待遇，三、要见报，四、照顾好家属。但是，在那动乱的年月，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周恩来的指示没有得到落实，反而继续给吴芝圃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共中央为吴芝圃和张际春、徐海东等八位同志一起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在吴芝圃的悼词中郑重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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