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徐寿传》，徐建寅著，《国学丛刊（南京）》；《中国近代化学之父——徐寿》；《清末著名科学家：徐寿》；《100多年前，这位中国科学奇才已经在〈自然〉上发论文》；《不会做八股文的他，却把研究最早刊登在Nature！》；《中国杰出的国防科学家：徐寿》，《现代青年（福州）》；《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史话·徐寿》；《徐寿、华蘅芳：忘年交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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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冬，一封寄出自上海的信，正在一艘英国邮轮的邮袋里随着海浪颠簸。
这封信从吴淞口出发，穿过南海，经过好望角，一路向西，横渡大西洋，数月之后，送进了英国伦敦《自然》杂志编辑部的收发室。
《自然》那时候已经创刊十年，是欧洲科学界公认的顶级阵地。
能在这里发声的，清一色是欧洲大陆的名门学者——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个个背后都顶着大学或者皇家学会的金字招牌。
编辑斯通博士（W. H. Stone）拆开这封信，寄信人的名字他认识：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待了多年，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名气不小。
可信中说的那件事，让他愣了一下——信里提到，有一位中国人，对著名爱尔兰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的声学权威著作，提出了质疑，并且拿出了实验数据，指出了书里一处根本性的错误。
斯通博士把那封信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回头。
这位中国人，没有留过洋，没有大学文凭，从未踏出过国门，在旁人眼里不过是个靠手艺谋生的"匠人"。
斯通博士拿来实验器具，亲自上手验证了一遍。
然后，他提起笔，写下了那个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评语——那句评语，后来被整个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者反复引用，成了那个年代里，属于中国的最孤独、也最扎实的一次骄傲……
[一]【一副烂牌、一次落第，和一颗停不下来的脑子】
嘉庆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历1818年2月26日，徐寿出生在江苏无锡钱桥社里村。
这是个已经家道中落的家庭。徐寿的父亲徐文标是读书人，靠着祖上留下的一点底子勉强支撑，但在徐寿四岁那年便病逝了，把一个幼子留给了母亲宋氏一人照管。
宋氏是个硬气的女人。丈夫走了，她没有改嫁，一边种地经商，一边把儿子送进私塾，下死劲供他念书。
那年代，改变穷苦人家命运的路只有一条：科举。宋氏盼着儿子将来能金榜题名，给这个家重新撑起门面。
徐寿打小就不缺聪明劲儿。
私塾先生都喜欢他，说他读书快、悟性高、见解独到。同龄孩子背不熟的经文，他几遍就进脑子了，偶尔还能对着古文发表几句自己的看法，惹得先生连连点头。
然而偏偏有一件事，让母亲和先生都犯了难：徐寿对八股文有种近乎本能的排斥。
不是他背不会，是他背不进去。
把那些大道理塞进固定的格式里，再按照考官的喜好排列得规规整整——这套东西他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觉得没用。不是年少气盛说说而已，是真的、打心底里觉得没用。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摆弄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
无锡是出了名的手工业之乡，能工巧匠多，这种风气也浸透了他。
从小他就是"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喜欢摆弄金属器具，自己动手做了许多小机械玩意儿。
县城集市上那些从西洋运来的自鸣钟，他能盯着看半天，恨不得拆开来研究里头是什么机关在驱动指针转动；农具的卯榫是怎么咬合的，他也要细细琢磨一番。
根据徐寿儿子徐建寅在《徐寿传》里的记述，徐寿"究察物理，推考格致"，认为工艺制造和科学原理本来就是一回事：知道了原理，才能把器械做好；做好了器械，又能反过来验证原理。
可在清朝，这样一颗脑子，换不来功名。
徐寿参加了科举资格考试，没考过。连最初级的秀才，都没拿到。
打击是有的。加上后来母亲也早早离世，这个家的担子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让他不得不一边务农、一边经商来维持生计。
然而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徐寿并没有把那些书本和器具丢开。
他一边养家，一边啃着手边能找到的一切科技典籍，把中国历代的器械著作，以及那些从外洋零零散散流进来的西方科技残本，翻了一遍又一遍。
读不懂的地方，他就动手做实验去验证。
没有仪器，就自己造一个凑合用。
就这样，一个既无功名、又无师承的落第匠人，硬是靠着这股子死磕劲，一点点摸进了一个他原本不属于的世界。
[二]【修七弦琴的那个下午，他遇见了改变后半辈子的人】
大约在道光年间，徐寿在无锡县城崇安寺附近，替人修理一架七弦琴。
他蹲在地上，拆开琴身，检查每一根弦的张力，顺手把音准也校了一遍，手法老练，动作干脆，一边摆弄还一边轻声念叨着弦长、音阶和振动之间的关系。
站在旁边看了许久的，是当地举人华翼纶。
华翼纶是开明之人，在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圈子里算是少见的——他知道光靠死读书救不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他的小儿子华蘅芳，正沉迷于数学研究，华翼纶一直想给儿子找个能切磋的伴儿，能在科学路上彼此推一把的那种。
那天，他看着这个年轻人，越看越觉得不寻常。
修琴的手法是一回事，但嘴里念叨的那些话，分明不是一个寻常匠人说得出来的。
那是在讲物理，在讲音律，在讲振动与频率的关系——用的是他自己从书上、从实验里悟出来的那套朴素语言，磕磕绊绊，但清清楚楚。
华翼纶把徐寿请到家里，把他介绍给了比他小十五岁的华蘅芳。
两个人一见面，就停不下来了。
华蘅芳研究数学，徐寿专攻器械和物理，凑在一起，白天摆弄实验，晚上算数据，互相补短，相见恨晚。
咸丰三年（1853年），两人结伴同去上海，找到了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办于1843年的墨海书馆。
那地方，那时候是整个华东地区获取西方学问最重要的一扇窗口。
在墨海书馆，徐寿和华蘅芳结识了晚清数学界已颇有名气的李善兰。
李善兰那时候正在书馆从事欧洲近代物理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等书籍的翻译工作，手边有大量珍贵的西方原版资料。
他见这两个从无锡来的年轻人虚心求教、认真钻研，印象极好，许多资料都主动拿出来与他们共用。
从上海回来，徐寿把攒下的钱几乎全用在了购置书籍和物理实验仪器上，背回无锡，在自家屋子里开始了一系列亲手操作的物理实验。
这期间有个细节，被后来许多人引用过——为了攻读光学，他四处去找三棱镜，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
没办法，他把自己的一枚水晶图章拿出来，亲手磨成三角形，用这个简陋的替代品观察光线的七彩色谱，把光的色散原理自学了个七七八八。
1856年，徐寿再次去上海，在墨海书馆读到了英国医生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中译本。
那本书里，有大量化学知识和实验案例，从原理到操作讲得相当系统。
徐寿一边读，一边照着里头的方法做实验，化学知识就这样被他一点点啃进了脑子。
在那个没有专门的科学教育、连阿拉伯数字都没普遍推开的年代，一个没有学历的民间匠人，靠着这样的方式，把近代物理、化学、光学、声学、机械学逐一摸了个门儿清。
后来那些大事，其实都从这段日子里生出来的根。
[三]【三个月，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从一张缩略图里造出来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设内军械所，征聘各地技术人才入职。
徐寿和华蘅芳一同应聘，进了军械所。
这是徐寿第一次站在一个有实力撑腰的平台上。曾国藩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重的一个：
自己造一艘轮船出来。
军械所什么都缺。没有图纸，没有成套的机械，没有专业机床，没有懂造船的技术人员，甚至连一份完整的蒸汽机技术资料都找不到。
徐寿能参考的，只有从《博物新编》上看到的一张蒸汽机缩略图——那是一张画得粗略、比例也不精准的小图，西方人花了几十年摸索出来的机器，就靠这么一点线索。
他没有退缩，而是拿着这张图，频繁登上当时停泊在安庆江边的一艘西方轮船，跟船上的外国船员反复比划、探讨，把蒸汽机每一个关键部件的尺寸、工作方式、运转逻辑都记在心里。
回到军械所，和华蘅芳一起反复推算，华蘅芳负责数学计算和图样绘制，徐寿带着工匠按图样下手制作。
据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官网收录的《中国近代化学之父——徐寿》记载，经过3个月的设计制造，"于同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气缸直径一寸七分，引擎速度每分钟二百四十转。
曾国藩亲眼看到这台机器运转的那天，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初四的日记里忍不住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三个月。
西方工程师摸索了几十年才成熟的东西，一个没出过国门的清朝匠人，用三个月、一张缩略图、一次次登船观摩，硬是复原了出来。
这件事之后，徐寿没有停。
同治五年（1866年），在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由徐寿主持制造的中国第一艘蒸汽动力木壳轮船，正式下水。曾国藩给这艘船取名"黄鹄"号。
船长五十余尺，排水量45吨，时速约12.8公里，船上所有零件——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等——均由徐寿父子亲自监制，没有任何外洋模型，没有任何洋人援助。
上海《字林西报》那一年的报道里，专门写明了这条消息。
"黄鹄"号下水那天，两岸观者如堵，那一声汽笛，很多无锡人的父辈们后来说起来，还是攥着拳头的。
这之后，徐寿被调往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任首任襄办，也就是副总工程师的职位。
在那里，他又陆续参与了"惠吉""测海""澄庆"等几艘更大规格兵船的建造，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真正意义上的序幕。
然而，让他在历史上留下更深印记的，不是这些船，而是他从1868年起开始的另一件事——翻译。
主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那十七年里，他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作，把欧洲化学、物理、机械等领域的权威著作逐一译成中文，其中最要紧的，是《化学鉴原》一书。
翻译时遇到了一道硬槛：大量化学元素，在汉语里根本没有现成的名字。
徐寿想出了一套办法——对金属固体元素，一律用"金"字旁，再配上该元素英文名称第一音节的近似汉字，创造出新字来命名。
"钠""钾""钙""镍""锌""锰""镁"，这些今天每个中学生都要背的化学元素中文名，就是从徐寿的手里一个个造出来的。
这套命名原则后来被中国化学界全盘接受。日本得知后，专程派学者来中国学习，引回去使用，也沿用至今。
李鸿章后来评价他："讲究西学，实开吾华风气之先。"
[四]【那篇文章，和一封不知道被寄出去了的信】
同治十三年（1874年），徐寿和傅兰雅在上海共同创建了格致书院。
这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开设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科目，讲课时还配有实验演示，定期对社会开放讲座。
书院成立之初，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为了不让这所学校就此关门，徐寿自己捐出了1000银元——按当时的物价，那是能买下一百亩良田的钱。
他又联络北洋大臣李鸿章从国库再拨出1000银元，加上各界陆续凑齐，总算拿到了7700银元，书院才得以维持下去。
紧接着，1876年，他和傅兰雅联手创办了《格致汇编》，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中文科技期刊。
这本刊物每期刊载西方科技译文，同时发表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研究成果，是那个年代极为罕见的科学交流平台。
就在《格致汇编》创刊后的第三年，1878年，徐寿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考证律吕说》。
"律吕"是中国古代乐律学的统称，研究的是音调构成规律。这个领域在西方也有严格的物理学支撑。
当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的丁达尔名著《声学》，刚由江南制造局刊行不久。
书里第214页有一段论述，是当时声学界公认的经典定论：无论是双侧开口管还是单侧闭口管，吹奏时的振动数，在一定时间内均与管长成反比；任何八度音阶的振动数必是原音的两倍，因此开口管只需准确截去一半，便可发出高八度音。
丁达尔（John Tyndall，1820—1893）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声誉极高，这本《声学》是教科书级别的权威著作，几十年来无人质疑过书里的任何一个字。
但徐寿质疑了。
徐寿把所有实验结果写进了《考证律吕说》，在《格致汇编》上发表出来。
傅兰雅读完这篇文章，把它的核心内容译成英文，写成一封信，原本是寄给丁达尔本人的，顺带把信的副本也投给了英国《自然》杂志编辑部。
这封信在1880年冬天从上海发出，跨越重洋，一路向西。
而当这封信被斯通博士从信封里取出来，被他从头到尾、字字句句读完之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那个坐在上海格致书院里、从不知道这封信被寄了出去的清朝匠人，会以一种无人预料的方式，在整个西方科学史的记录里，留下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