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魏斐德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公共事务出版社，2003年）；王树增著《解放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
川渝的盛夏还没有褪尽，暮色里扑来一股湿热的气浪，黏在人身上，半点不爽利。
停机坪四周早已围满了人——有官员，有记者，有重庆各界的名流，黑压压站了一大片。
场面看起来热闹，实则压抑，所有人心里都装着同一个念头，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
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人走下飞机。
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有人屏住了呼吸。
走下舷梯的人，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中山装，步履稳健，神情从容，脸上还带着几分笑意。这笑意，放在那个年头、那个地方，格外耐人寻味。
诗人柳亚子站在人群边上，后来把这一刻浓缩成了四个字——"弥天大勇"。
那一天，全重庆都知道，这个从延安飞来的人，踏入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只是极少有人知道，就在飞机落地之前的数日，一道秘密命令，已经悄悄落进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那个人，叫戴笠。
他手里攥着的那道命令，从蒋介石那里来，字数不多，却是整盘棋里最关键的一步。
而那道命令究竟说了什么，等到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才能真正看清楚，这场举世瞩目的谈判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暗流。
[一]【三封电报背后的棋局】
时间往前拨两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大街小巷都是欢呼声。
就在这一天，一封电报从重庆发出，送往延安。
发报的人是蒋介石，收报的人是伟人。
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寒电"，措辞恳切，邀伟人前往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8月20日，第二封电报到了。8月23日，第三封。
三封电报，在不到十天里接连发出，频率和语气都在递增。
外人看来，这是一方对和平建国的诚意。
可在那个时候延安的一些人眼里，这三封电报的背后，藏着一盘已经摆好的棋——而且摆棋的人，压根没有打算真的坐下来谈。
那时候，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早已盯上了两名国民党联络参谋。
这两个人，一个叫周励武，一个叫罗伯伦，平时以两党联络员的名义驻在延安，暗地里是戴笠在延安埋下的耳目。
蒋介石给伟人发出邀请电报之后，这两人随即收到了重庆方面的指令，要加紧情报收集。
李克农盯住了他们的电台动向，设法取到了密码本，随即破译了他们与戴笠之间的全部往来密电。
密电里的内容，和公开场面上说的两码事。
从那些密电来看，蒋介石根本没有真正和谈的意向。
他连续发出邀请，是算准了伟人不敢来——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恩怨纠缠未解，深入对手的大本营，历来是凶险之事。
倘若伟人拒绝，蒋介石就可以在全国舆论面前大造声势，把拒绝和谈的帽子扣到对方头上，提前为他日后的军事行动铺好舆论基础。
蒋介石的密令里，把这套算盘说得更直白。
他秘密告知手下：当前与对方谈判，是"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
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和交通线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对方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这段话，把他真实的底牌翻开了个清清楚楚：谈判桌上的每一天，都是用来给军队部署争取时间的。
掌握了这些情报，伟人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做了一个蒋介石完全没有料到的动作——他在延安枣园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主动向两人表示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打算让周恩来先行赴渝，自己再择机前往。
两个联络参谋把消息传回重庆，蒋介石收报，心里松了一口气，认定伟人不会来。
8月22日，伟人回复蒋介石的第二封电——后来称"养电"，措辞依旧模糊，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蒋介石更加相信，局面在自己掌控之中。
随后发生的事，彻底打乱了这盘棋的节奏。
8月24日，延安方面发出了一封简短的复电，只有寥寥数字："准备随即赴渝。"
这句话落在重庆，炸开了锅。
蒋介石没料到，他摆下的这盘棋，对面的人根本不按常理走。
三封电报的全部逻辑，建立在"对方一定不来"这个前提之上。可对方偏偏来了，来得干脆，来得坦然，毫无犹豫之意。
一局看似稳操胜券的棋，第一步就走歪了。
局面陡然生变，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掂量，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落子。
而他最后做出的那个决定，被浓缩在一道命令里，交给了戴笠。
那道命令的内容，还在后面。
[二]【从延安出发的那一步】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赴渝谈判的问题。
会上，中央高层几乎一边倒地对这趟行程表示担忧。
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顾虑，集中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前例上——1936年西安事变的记忆还没有散去，深入对方腹地谈判，历来是险象丛生的事。延安距重庆千里之遥，一旦出了变故，救援无从谈起。
伟人的判断是：必须去，也值得去。
他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认为拒绝赴渝，就等于把不顾和平的罪名拱手相送，届时对方发动内战有了现成的理由，局面反而更难收拾。
从国际环境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此时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从国内看，全国民众对八年战争极度疲倦，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这是一道任何人都不能轻易逆的舆论力量。
会议最终形成了赴渝谈判的决策。
决策定下，准备工作随即展开，且每一步都做到了应有的周密。
伟人在出发前做了一个郑重的安排：建议刘少奇暂代自己在书记处的工作，并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保持书记处五人建制的正常运转。
这个安排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即便伟人和周恩来在重庆都遭遇不测，党的核心机构依然有足够的力量维持运转。
这是一个把最坏的结果也算进去的安排。
8月26日，伟人签发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了赴渝谈判的决定。
通知里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话："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出发之前，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刘伯承、邓小平即将立即赶回前线。
伟人专门叫住了他们，当面交代了一件事。
他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你们在上党取得胜利，我在重庆谈判就有本钱，你们打得越好，我们的本钱就越多！"
这句话，是整个重庆谈判里，伟人最真实的底气来源。
谈判桌上的胆气，从来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战场上的力量，才是一切谈判筹码最硬的根基。
为了进一步确保这趟行程的安全，中共中央专门向美国方面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自赴延安，陪同代表团乘美军运输机飞往重庆。
这一步的用意十分清晰——有了美国大使同机，就等于在起飞之前就拿到了一层国际担保，任何人都要掂量轻重。
1945年8月28日，延安机场清晨。
送行的人站满了跑道两侧。
其中有一个人，情绪格外沉重——李克农，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
他在这件事上比任何人都清楚当中的凶险，那些截获的密电、那些隐藏在欢迎姿态背后的部署，全都在他脑子里压着。送别的时候，他的眼眶发红，终于没忍住，哭出了声来。
送行的人哭了，要去的人却是笑着的。
伟人、周恩来、王若飞，加上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一行人登上C-47运输机，离开了延安。
飞机落地重庆白市驿机场，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张治中上前迎接，各界代表聚集，记者的相机咔嗒不停。
伟人走下舷梯，向在场的新闻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说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几句话落在机场里，不像是应景的套话，更像是提前写好的一份公开声明——立场清晰，话语平稳，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来。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以礼相待。
这是伟人与蒋介石将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席间，蒋介石身着灰色军装，举杯表示欢迎；伟人谈笑自若，语气平和。一张合影随后流传出去，成为那个年代重庆最广为人知的画面之一。
照片的背面，是另一番景象。
[三]【落地之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伟人在重庆的住处，是位于郊区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这里地处偏远，进城一趟并不方便。
张治中便把自己在市内中山四路65号的官邸桂园腾了出来，供伟人白天会客办公使用。
从8月28日起，几乎每天早上八点，伟人都从红岩村乘车出发，赶到桂园处理事务，会见各方来访，深夜再返回红岩。
桂园是一栋西式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院子不算宽敞，但从院门到院内，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盯着。
这些人分属好几路，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各自有各自的任务。
第一路，是周恩来安排的中共自己的保卫力量。
核心成员有龙飞虎、陈龙、颜太龙三人，外界后来管这三人叫"一虎二龙"。
龙飞虎是少将军衔，长期从事要员安全保卫工作，历经多次危局；陈龙在险境中应变能力极强，曾多次在重重包围中带人安全脱身；颜太龙对重庆的街巷地形了如指掌，早年在红岩村一带做过安保工作，周围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路口，都烂熟于心。
周恩来专门叮嘱颜太龙，对蒋介石方面派来的司机和警卫要严格监视，超车、拐弯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又要给他们散烟搞好关系，不能让对方察觉出异样。
第二路，是宪兵司令张镇的警卫班。
这是蒋介石专门指派的——重庆谈判世界瞩目，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做了担保，伟人的安全一旦出了差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无法交代。
张镇接到任务，调了一个特别警卫班，负责桂园大门的安保。
他在内部有明确交代：不管是哪一"统"（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一律不许接近伟人，发现有借故捣乱者，可以开枪，出了事不用偿命。
第三路，是张治中自己的警卫力量，守在桂园院内。
第四路，是戴笠的军统特工。
这四路人马，名义上都是来"保护"的，实际上彼此之间防范和戒备的劲儿，并不比防范外人少多少。
张治中的警卫班把戴笠派来的特务当成不怀好意的外来者，双方多次发生摩擦冲突；宪兵换班进入院内，院内的警卫不放心，又专门抽调精干人员暗中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经周恩来出面协调，才勉强划定了各自的范围边界——宪兵守大门，张治中的警卫守内院，但彼此之间的信任，从来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
在这几路人马里，戴笠的布置最为严密，也最令人玩味。
他在伟人住处附近设置了机枪阵地、瞭望台，以及无数明卡暗哨。
手下的特工有人化装成沿街的乞丐、走街的小贩，整天在桂园和红岩村周边晃悠。
伟人每天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出行时用的什么车、走的什么路，甚至走路的姿态，都被一一记录，定期整理成报告，经戴笠转呈蒋介石过目。
这份监控报告，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多年以后，这份小册子在2007年一场北京的拍卖会上首度曝光，来源是台湾地区。
翻开这本薄薄的册子，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伟人在渝的每一天行程——"9月21日报告：下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每一条记录都精确到小时，有时甚至到分钟。
伟人对身边的这些动静并非毫无察觉，但从他每天的行程来看，他显然没有把这当成束缚。
在重庆的43天里，他的日程从未停歇，反而越走越开阔。
他登门拜访宋庆龄，带去了延安特产红枣，拉近了彼此距离；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深谈；会见冯玉祥、柳亚子等各界名人；多次宴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等，广结善缘；还专程赶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与那里的教授们会面。
据当时的记录，伟人在渝期间会见各方人士达一百多人，上至国民党要员于右任、何应钦、陈诚，下至工商界代表、文化界名流，一路谈下来，把各方的善意都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
9月初，伟人应柳亚子之请，将一首旧作《沁园春·雪》手书相赠，随后由《新民报》副刊刊发，在重庆引起了轰动。
这首词作在整个文化界广泛传阅，许多原本对两党之争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在读过之后，态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谈判桌上，局面同样从未轻松过片刻。
9月4日，国共两党谈判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
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展开具体磋商，伟人与蒋介石之间，另有数次直接会面，就主要问题互探底线。
整个9月，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一是军队，一是解放区。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场面维持着表面的克制，实质上分毫不让。
[四]【压在戴笠肩上的那道令】
戴笠这个人，一生做过太多见不得光的事。
从1938年军统局成立以来，他掌管着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务系统，暗杀、监控、抓人、审讯，什么都干过，什么都见过。
蒋介石信任他，既是因为他能干，也是因为他足够忠诚——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奉行的原则。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孤身潜入西安，试图营救蒋介石，在地下室里写下了那封措辞激烈的绝笔信，凭着这份忠心，让蒋介石此后对他更加倚重。
他什么样的任务都执行过，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可在1945年8月，这个什么都见过的人，面对蒋介石递过来的那道命令，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
蒋介石专门把他从前线接收工作中紧急调回来，交代他一件事——把伟人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扛在肩上。
戴笠听完，心里的滋味说不明白。
他知道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从来没变过，他更知道，在这之前，自己的特工队伍里从来不缺"解决某个人"的方案。这一回，蒋介石要他干的，是保护那个人。
于是他调兵布阵，机枪阵地、瞭望台、明卡暗哨，一套特工体系把伟人的住处围得严严实实；化装成乞丐小贩的特务整天在桂园外守候，把伟人每一天的行动记录成厚厚的一本册子。
名义上是保护，骨子里是监控，两件事同时进行，他一手揽着，说不清哪一件更让他心里不安稳。
日子一天天过去，谈判桌上的局势愈加胶着，戴笠手下偶尔也有人私下嘀咕——此时此刻，若是趁机把对方"解决"，岂不是大功一件。
戴笠知道后，把那人叫来，骂了一顿，当场缴了他的枪。
不是因为他不懂那句话背后的逻辑，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懂了。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给他这道任务背后，压着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道命令里真正写着的那几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在那道命令被完整说出来之后，读到这段历史的人，才真正看明白了：在那43天里，蒋介石是怎么被自己设的局，一步一步逼进了死角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