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国第一次严打，总计3年，到底枪毙了多少罪犯？

1983年夏，我国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都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肃杀之气。

公审大会的横幅在烈日下猎猎作响，体育场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武警战士荷枪实弹，法官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高音喇叭中传遍全城。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个字落下时，全场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不是电影场景，而是我国真实的历史写照，那就是“1983年的严打现场”。

如今回望，那场持续了三年、波及全国的严打，不仅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更彻底改写了我国的治安面貌和司法风暴。

为什么要严打？

要理解1983年为什么要严打，且烈度那么强，必须先回到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1970年代末，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超过2000万知青返回到城市。

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未来。

工厂进不去，街道管不了，一群群年轻人在街头游荡，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成了日常。

更致命的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西方影视剧和书籍随之涌入。

《加里森敢死队》里的枪战、《追捕》里的逃亡，让那些迷茫的青年们看到了另一种“活法”。

他们开始模仿、崇拜暴力，拉帮结派，后来经过演变，从街头混混逐渐成为了有组织、有武器的犯罪团伙。

那样的行为，当时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到了非打不可的程度了。

此外，随之而来的高犯罪率，让人触目惊心。

数据显示，1979年全国刑事立案约50多万起，到1981年已激增至89万多起。

且恶性案件频发，如1983年内蒙古的“6·16”特大凶杀案，以及“东北二王”持枪杀人案等，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关于内蒙古“6·16”特大凶杀案，文史君在文章《1983年，内蒙古“牙克石特大案件”，17名女知青为活命主动脱衣迎合（上）》、《1983年，内蒙古“牙克石特大案件”，17名女知青为活命主动脱衣迎合（下）》中曾有解读，感兴趣的读者可搜索以上标题跳转阅读。

正因如此，1983年7月，邓公直接拍板：必须严打，从重从快！

1983年8月，我国出台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一场史无前例严打风暴席卷全国。

文件中的措辞极为严厉，明确要求：

“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当时为了配合严打，国家还紧急决定，将死刑案件的上诉期从10天缩短为3天，严重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期限限制，从速审判、从速执行。

更要命的是，死刑核准权被下放到基层法院。

原本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现在县级法院就能判。

公检法三家不再分设审查，而是联合办公、联合办案。抓到人，三家凑在一起商量个罪名，直接宣判。

效率之高，令人咋舌。文献记载，有案件从一审判决到二审驳回，再到押赴刑场，全程仅用3天。

当时枪毙了多少人？

那么严厉而疯狂的严打，当时枪毙了多少罪犯呢？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官方从未完整地公布过三年的总数。

但有一份权威文献留下了关键数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部分情况。

据1984年10月31日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

“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要知道这还只是第一次阶段严打的数据，按计划，还将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最后持续了三年。

不过，综合多方史料，文史君也汇总出了一个数据：

从1983年8月到1987年1月，先后开展了的三大战役，总共打掉了犯罪团伙19.7万个；抓获团伙成员86万人以上；破获新旧案件160多万起。

另外，抓捕犯罪分子17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判处死刑者，陆陆续续超过3万人。

3万人！

那意味着在三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有近30人被判处死刑。那个数字，放在人类司法史上，也是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严打之严厉，几乎没有徇私情者。很多国家高层的孩子都受到了处罚。

如，朱国华被判死刑，从一审到二审仅用了3天；陈小蒙和胡晓阳以流氓罪被枪毙；牛玉强，因打架斗殴被判死缓。

通过一系列高强度的手法，我国的治安环境一下子优化了很多，严打卓有成效，数据显示：

1984年，全国刑事案件数量下降37%。

刑事案件发案率从1981年的万分之八点九，降至1984年的万分之五点一。

街头上的混混消失了，女青年敢在晚上出门了，公然调戏妇女的现象绝迹。

对此，老百姓普遍反映：“自从严打过后，社会治安就好了不少。”

从宏观上看，严打确实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要是没有那场风暴，80年代中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几乎无从谈起。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严打在取得积极的一面时，也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当时为了效率，死刑核准权下放基层，导致程序严重违规，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

另外，“严打”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正在恢复和重建的法治精神。

其“运动式”的治理方式也引发了后世对程序正义的思考。

还有，严打看似立竿见影，但多少有些饮鸩止渴的意味，效果难以持久。

有研究指出，“严打”的震慑效果在几年后便开始减弱，犯罪率出现了反弹。

但不管怎么说，谁都没有长前后眼，特别时期特别对待，集中力量解决当下问题和解决最直观的矛盾，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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