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文：回忆《中国历史小丛书》

我在中华书局十年(1962—1971)，“文化大革命”占去了五年半，“四清”占去了近一年，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除去在《梁启超集》整理小组帮忙几个月外，都在“历史丛书组”。丛书组的任务，一是编辑《知识丛书》，这套书是胡愈之同志倡议的，由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几个单位共同出版，我们出版了《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诗经》、《宋元话本》、《古籍版本浅说》、《文天祥》和《辛亥革命》等十来种；一是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文革”前共出版了一百四十七种，洋洋大观，在读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里，仅就《中国历史小丛书》作一简略的回忆。

一

中华书局从1958年起，成为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学术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机构。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对文化教育事业特别热心，自称“好事之徒”；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并为历史教师的教学提供参考资料，以及锻炼和提高教师的学业和写作水平，他在1958年倡议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吴晗同志亲自担任丛书编委会的主编。编委会下设办公室，附属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办公室主要负责联系作者、组稿、请编委审稿以及其他日常工作。办公室人员不多，但工作做得很好。尤其是张习孔同志，数年如一日，积极热情、认真负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办公室把经过初审、准备采用的稿子交给中华书局编辑部。开始，稿件由古代史组朱彦同志担任编辑。后来，稿件越来越多，改归近代史组李侃同志负责安排编辑加工。1961年成立了“历史丛书组”，承担《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全部编辑任务，但《知识丛书》中的有些稿件，仍由文学组、近代史组等承担编辑工作。

吴晗

《中国历史小丛书》同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书相比，好似宴席之前的一个拼盘。但是，拼盘好配，众口难调。它的读者对象是初中乃至高小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历史爱好者。其内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一万多字或两万多字说明一个主题。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有些专家学者，能写出很好的大块文章，却不善于写这种通俗小册子。自然也有例外的，如小丛书的几位编委写的《徐霞客》、《李贽》、《北洋海军》以及某些熟悉通俗历史读物特点的作者，拿出来的都是成品，编辑部稍加技术处理即可发稿。但是，就大多数稿件来说，都达不到发稿要求。所以，丛书组编辑加工的任务非常繁重。

我调到丛书组的时候，浦一之同志任组长，编辑人员有朱彦、何炳然、徐敏霞、赵仲兰、曾伟强同志，还有借调来的李赓序和胡昭静同志临时帮忙，陈政域同志做组里的秘书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编辑部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书稿加工量大，仍感人手不足。为了完成发稿计划，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稿子，请社外的熟练编辑帮助加工。有—位同志每年都能给我们加工十种八种，质量也合乎要求，等于社内增加一名正式编辑。

丛书组的同志为了编好这套普及性的《小丛书》，都积极、认真地对待每一本书稿和每一个工作环节，付出了自己的心血。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为《小丛书》作出过贡献、现在已经去世的几位同志。

朱彦同志。当时是丛书组年岁最大的。他原是中学教员，以后进入中华书局，长期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位积数十年经验的老编辑，具有高超的编辑技巧，善于处理各种类型的书稿，对加工量很大的的小丛书，更有独到的本领。有的稿子，选题、材料都好，但写得很差，经过作者一再修改，难以继续提高，到了他的手里，对段落作些调整，对文字进行润饰，修修补补，就可以大大提高质量，达到发稿水平。金灿然同志对他处理疑难书稿“起死回生”的能力，是很赞赏的。他写了一本《荀子》，署名“朱砚夫”。这本书条理清楚，语言流畅，读者反映较好。

李赓序同志。他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金灿然同志担任该社领导工作时就熟识他。中华书局成立“历史丛书组”以后，灿然同志就多方物色通俗历史读物的编辑人才。他想到李赓序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在山西稷山县，就“借调”他到中华书局，安排在丛书组帮忙。因为他户口留在北京，经过一番努力，就办妥了调干手续，成为丛书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从山西回到自己热爱的编辑工作岗位，积极性很高，对通俗读物，又很有兴趣。他试图把小丛书搞得更加生动活泼一些，自己动手写了一本《彝陵之战》，全书故事性强，语言生动，得到编委们的好评。

巩绍英同志。他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和党委书记，是灿然同志的老同事。他调来中华书局后，领导历史丛书组。绍英同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历史小丛书》每种篇幅虽小，但上下五千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专题史话，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丛书组的同志在编辑过程中，常常因为自己知识不足，遇到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去请教绍英同志，他一般都能给以解答或者指出去查找什么书。同志们称他为“活字典”，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

以吴晗同志为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委会成员，都是史学领域各个门类的专家学者，起初二十多人，以后扩大到三十多人。他们各以所长，审阅小丛书某一方面的稿子。不少编委还自己带头写一本，以为号召。有的编委审稿十分仔细，从内容到形式，提出具体意见，由办公室退给作者修改，改了以后再看，不嫌麻烦，使稿件质量有所提高。吴晗同志审稿最多。作为主编，每一本书的付印清样他都看过，照例写上“速付印”几个字。有时还写几句肯定或赞扬的批语。金灿然同志对小丛书的稿子也极为重视，只要他身体健康，能够审稿，总是每稿必看。从观点到文字，看得非常仔细，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的稿子他觉得没有把握，就送请中宣部出版处审阅。他说，我们党对宣传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党委都设有宣传部，对党报党刊抓得很紧，对政治书籍也抓得紧。我们搞的是历史、古籍，虽然也是宣传、文化工作，但同政治的联系不那么紧密，有些事情要我们主动提出来向党委汇报请示，否则，党委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历史，是小册子，而疏忽大意。弄得不好，同样会犯大错误。

小丛书编委会，在历史丛书组成立后每年一般开会两次。会上，由编辑部和编委会办公室汇报编辑、出版和组稿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等等。编委们进行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改进工作的意见。有一次开编委会，吴晗、金灿然同志都提前到场。闲谈中，我顺便提到一位年轻作者，因为编辑部对他的稿子提了些否定性的意见，就勃然大怒，用讽刺挖苦以至污辱性的语言，给责任编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使我们的编辑气得流下眼泪，难过了好多天。吴晗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他说，此风不可长。那青年作者所在单位的一位编委来了，吴晗同志向他说明此事。那位编委向我们致歉，并表示，回去以后，要对作者进行教育帮助，要他处理好同编辑之间的关系。

编委审稿都是义务性的，不取报酬。如果说有一点慰劳的话，那就是出版每一种小丛书都及时赠送；同时，每次开编委会，中午聚餐。聚餐不用公款请客。吴晗同志以主编的名义每年向中华书局领取审稿费二三百元，支付餐费(包括会场使用费)。每人五元的标准，就吃得相当满意了。

三

《中国历史小丛书》于1963年出满一百种。这是《小丛书》的鼎盛时期。为此，编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带有纪念性的扩大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的介绍、评论文章。一时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套丛书，从无到有，短短几年，出了一百种，每种发行量，少的四五万、七八万，多的十几万。读者对象不仅是学生、教师，还有工人、农民、军人以及各级干部。有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著名学者也爱看。他们说，写一个历史人物多达一两万字，在一般通史书里，往往不会那么集中、那么具体，加之通俗易懂，富有故事性，真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反映，确实令人鼓舞。更足以自慰和自豪的是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中，这套丛书能够为广大工农兵“直接服务”。这在以出版古籍为专业的中华书局来说，简直是凤毛麟角了。

好景不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4年6月文艺整风，文化艺术部门的某些工作，被批评为“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华书局一度“行情看涨”的编辑出版业务，看来要重新考虑了。接着，“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华书局有三分之一的同志参加了山西昔阳的“四清”工作团。历史丛书组去了三位同志，发稿数字压缩了将近一半。当时，文化部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一位管出版的副部长指示，《历史小丛书》发行量很大，不应盲目乐观，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听听基层读者的反映。其实，《历史小丛书》出版以来，编委会办公室和编辑部曾在北京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每年都要开读者座谈会，听取工农兵和学生、教师、干部的意见。会后，还把各方面的反映整理成文字材料内部传阅或者打印出来分发给有关人员。只是没有到外地做过调查。遵照文化部领导的指示，我们决定到农村去，深入了解读者对《小丛书》的反映。秋天，我和李赓序、何炳然同志到山西昔阳县，利用中华书局一批同志在“四清”工作团的方便，进行调查工作。我们在昔阳一个多月，在城关中学和几所小学以及东冶头、皋落等公社的几所中学，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听到教师和学生们对《小丛书》的一片赞扬声。我们还参观了若干大队的图书室或文化室，了解收藏和借阅《小丛书》的情况。在他们的藏书中，《小丛书》虽然不像政治读物和农业科技读物那样多，但都有若干本，足以说明《小丛书》是普及到基层的。

1965年秋季，我参加了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在进行“四清”工作的同时，也留意《小丛书》在当地公社、大队和中小学图书室收藏和流通的情况，并为这套书在农村吸引了一批读者而高兴。

1966年春天，正当我们在河南林县继续进行“四清”的时候，大约是四月底，我被提前调回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一项大批判的准备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了。不久，在河南“四清”的同志相继回京，我也回到中华书局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一经“发动”起来，揭发牛鬼蛇神的材料如雪片飞来。我们前一年在山西昔阳为《小丛书》召开座谈会，当然逃不脱群众的被“擦亮”了的眼睛。昔阳某学校的教师在信中写道，“三家村”头目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毒害广大读者，吴晗还派他们的黑爪牙王某某等三人到基层来放毒，一定要把这些害人虫揪出来示众。言词十分激烈。我看了这些材料，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担忧的倒不是对《小丛书》要负多大责任，而是预感到这场“革命”来势如此之猛，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

中华书局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是由文化部领导的。不久，上级派来了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一切工作归工作组领导。学习了几天文件，工作组成员找我谈话，要以我为主写一篇批判《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文章，点名批判的对象是金灿然同志。《小丛书》的主编虽然是吴晗，但他的“滔天罪行”，主要不在《小丛书》，而且早就点过名了。从中华书局来说，“罪魁祸首”当然是金灿然。我不善于写文章，更不善于任意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纲上线。初稿写成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工作组当然更不满意。我改了几遍，没有通过；工作组又请人改，改来改去，总是“战斗力不强”，未能寄给报社。这时候，《光明日报》已经发表批判《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文章，点了陈翰伯同志的名，而我们的文章，却迟迟不能跟上。工作组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缺乏“战斗力”的文章，又抛不出去。折腾了十来天，大概是政策有什么变化，文章被搁置起来，《中国历史小丛书》未遭公开批判，金灿然同志终于没有在报纸上点名。不过，批判《小丛书》的大字报和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还是不少的。批判的基本论点无非是：《小丛书》肯定某一历史人物的，就是“美化古人”；批判某一历史人物的，就是“借古讽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谁也不去管它。

“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的风暴过去了。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恢复了《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几年之内，新出一百多种，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累计达到二百几十种。令人不解的是，在读者中有着很大影响的《小丛书》，发行量却不断下降，每一种新书，新华书店只订购一两万册，这就很不景气了。编辑部应读者的要求，把若干本性质相同的选题，汇编成合订本出版，倒很受读者欢迎。我想，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编辑、出版延续了二十多年、总计近三百种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文章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