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三大红利叠加，“中国机遇2.0”更清晰了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产业发展横加指责，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抛出“中国冲击2.0”论调。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也根本站不住脚。回顾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壮阔历程，从一开始的“市场红利”，到现在“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创新红利”交融叠加，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不是“冲击”而是越来越多“机遇”，这一点再清楚不过。

随着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同时也为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几十年来，得益于丰富的人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全球制造业结构性转移等，“中国制造”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市场迅速成长为国际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也被视为在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端均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更是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

据世贸组织统计，2001年“入世”之初，中国货物贸易进口2436亿美元。到了2003年，中国就成长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进口国。到了2025年，中国进口额已经达到大约2.6万亿美元，大幅领先排名第三的德国（1.57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中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这样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对于世界显然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和合作空间。

除了提供巨大“市场红利”，中国还通过产业发展创造越来越大“发展红利”，通过科技进步提供越来越多“创新红利”。

从全球产业发展与分工演变趋势来看，无论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协作，还是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中枢，其形成与发展既体现了全球工业生产与产业格局变迁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特征，也展现了全球层面的总体稳定性。从宏观数据上看，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具体层面来看，中国掌握着全球中间品供应的将近1/3份额，并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同时，日益在全球产供链价值链中扮演承上启下的核心角色：不仅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逐步迈向中高端，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形成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和国际分工格局。正是从这种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合作中发挥着稳定锚和重要枢纽作用，创造了巨大“发展红利”。

基于一国工业化发展的普遍逻辑和轨迹，中国2010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后，开始以更快步伐向着创新型国家迈进。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2019年突破2万亿元，2025年达到39262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8%，首次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此过程中，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在多个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高效的产业转化和丰富的场景应用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既有能力对发达国家、也有热情对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适配性技术服务和产业配套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如今，以“新三样”和“新新三样”为代表、基于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一系列产品、技术和服务方案，正在实现全球扩散和广泛共享，越来越多地影响乃至引领全球生产和消费新范式。

正是在上述演进历程中，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逐渐从过去的承接全球产业和技术转移，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向全球释放“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增量贡献。

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什么“产能过剩”或者所谓“冲击”，而是中国优质产能的全球配置。

放在全球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中看，西方类似炒作也根本站不住脚。一些西方国家和舆论想给中国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并无有关“产能过剩”的明确定义。经济学中设想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绝对相等，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在真实世界里往往被称为“黑板经济学”。因为现实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能增减与全球供需的变化更是相互关联的。在技术变革和迭代过程中，新兴产能创造新供给，旧有产能冗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经市场机制调整，供需格局向新的均衡状态收敛。

回顾历史，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以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其间也都伴随着显而易见的产能大规模扩张和对外贸易顺差问题。

按照世界经济产业发展的一般逻辑来看，英美德日等国在当时相应的历史阶段扮演“世界工厂”角色，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特定现实。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继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工厂”，其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源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对外殖民扩张和全球贸易网络扩展。美国则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叶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中心。根据经济史学者保罗·贝洛赫《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一书提供的数据，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23.6%，正式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至1913年即一战爆发前一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36%，超过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的总和。事实上，美国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实际获益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把产能和贸易顺差做到“最大化”的国家。

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加上各自国内的经济重建政策，工业产能迅速恢复。1968年，日本更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一直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两大制造业强国，它们同时也是当时全球两个最重要的贸易顺差国。

那么，为什么英美德日这些国家彼时没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现在却要强行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呢？显然，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泛滥、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思维作祟，使西方一些国家和舆论难以正视全球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最新现实。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据此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径。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近年来，中国通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不断改善工业产能利用状况，整体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在此基础上，中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和扩散，其间不断释放“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创新红利”，惠及各方。

推动全球创新合作和科技进步，加快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国带来的不是“冲击2.0”而是“机遇2.0”，这个共识在国际层面已经愈发清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