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牛盟誓，刻石为证：读懂 1951 年普洱边疆各族群众心底的团结信仰

站在宁洱民族团结园，凝视这块饱经风雨的青石石碑，我们很容易将目光聚焦碑文上铿锵有力的誓言，却常常忽略，1951 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立碑盟誓，并非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在我看来，宁洱专区更名普洱专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树立，一为行政建制的制度重塑，一为民族人心的精神凝聚，二者同步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滇西南边疆局势最复杂的时间节点，共同构成新生人民政权稳固西南边防、构建新型民族关系的双重实践。

脱离彼时边疆特殊的历史环境，单纯解读地名变更或是石碑故事，都难以完整理解这段历史承载的厚重内涵。想要厘清这段过往，首先需要还原 1950 至 1951 年思普大地真实的时代图景。

1950 年春天，思普全境解放，人民政权正式建立。这片区域地处云南西南，毗邻缅甸、老挝、越南，国境线绵长，境内聚居二十余个民族。漫长封建时代，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断制造族群隔阂，村寨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矛盾由来已久，械斗、隔阂成为常态。解放初期，境内残存地方反动势力，境外盘踞国民党残余武装，敌对势力持续渗透，刻意挑拨民族矛盾，试图动摇新生政权根基。与此同时，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差异巨大，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信仰体系各不相同，如何打破延续千百年的隔阂，团结各族群众共建边疆，是摆在地方党政工作者面前最紧迫的难题。

基于边疆客观现实，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确立 “慎重稳进” 的工作方针，不搞一刀切，尊重民族传统习俗，依靠统一战线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循序渐进推动民族平等政策落地。1950 年 4 月，宁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设立，辖区定名宁洱专区，专员公署驻宁洱县城，这是解放后滇西南首个正式建制的专区行政机构。政权搭建完成之后，民族团结工作立刻成为全区工作重心。

为消除各族群众的疑虑，拉近边疆民族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距离，地方组织选派包含傣、佤、拉祜、哈尼、布朗等多个民族代表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此行成为整个事件重要的转折点。边疆各族代表亲眼见证首都各民族欢聚一堂的景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亲身感受新中国民族平等的政策实践。返回宁洱之后，各族代表奔走各县，向村寨民众讲述在北京的见闻，传递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建设平等大家庭的主张。

亲眼所见的事实，远比空洞宣传更有说服力，长期笼罩在边疆族群之间的猜忌，开始出现松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1950 年 12 月，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宁洱召开，来自全区十五个县，涵盖二十六个民族的三百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边疆安定、民族团结大计。会议持续数日，充分协商讨论各项议题，与会民族代表主动提出，希望沿用边疆民众认可的传统方式，举行盟誓仪式，立下永久团结的约定，将各族一心跟党走的决心永久记录下来。

在边疆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剽牛、喝咒水是分量极重的传统盟誓仪式，代表一诺千金、永不背弃。在我看来，选择这样一种古老习俗完成民族团结宣誓，充分体现出早期边疆民族工作极强的务实性。新生政权没有生硬排斥本土传统，而是巧妙利用各民族共同认可的文化载体，将现代民族平等理念与本土文化习俗相融，让政策主张更容易被各族群众接纳。

1951 年元旦，宁洱红场举行盛大盟誓大典，佤族代表拉勐主持剽牛仪式，仪式呈现出民众心中象征吉祥的征兆，现场群众情绪高涨。随后，党政军干部、各族土司、少数民族代表共计四十八人依次签名，部分代表使用傣文、拉祜拼音文签署姓名，与汉文签名并存，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字文化。誓词文稿由地方干部雷同起草，文字质朴厚重，没有华丽辞藻，直击边疆各族群众最朴素的愿望。随后，这份誓词连同四十八位代表的签名一同镌刻青石之上，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就此诞生。碑文所载誓言，不只是一次集会的口头约定，更是近代以来滇西南各民族首次主动放下隔阂，自愿联合起来，共同认同统一领导、追求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承诺。

后世学界将其称为 “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 与 “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具备充分史料支撑。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通过多民族共同盟誓、刻石留存的实物见证，完整记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西南边疆落地生根的初始过程。

就在石碑树立四个月之后，1951 年 4 月 2 日，政务院正式批复，宁洱专区更名为普洱专区，同步宁洱县更名普洱县，专员公署依旧驻普洱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很多史料叙述两件史事时，大多分开记载，很少探讨二者内在关联，而我认为，这次行政区划更名，与元旦立碑盟誓存在深层逻辑呼应。从历史沿革来看，清代设立普洱府，“普洱” 一词在滇西南具有长久的地域文化影响力，在各民族群众之中拥有广泛认知基础。

此前命名 “宁洱专区”，更多依托县城地名，而恢复 “普洱” 作为专区名称，是对区域传统地域文化脉络的接续。在刚刚完成各族代表团结盟誓的时代节点调整地名，客观上有助于强化整片区域的地域共同体意识，弱化狭小地域认知，推动境内不同族群形成统一的区域归属感。当然，我们也应当客观区分，地名调整属于行政建制层面的制度安排，立碑盟誓属于社会层面的民族共识构建，二者不能简单视为配套政策，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强制绑定关系。

专区更名源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务院对于区域行政区划统筹规划，而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源于各族代表自发倡议，是群众层面主动达成的共识。二者在同一年先后发生，是时代机遇之下双向呼应的历史巧合，却又共同服务于巩固边疆、凝聚人心这同一个核心目标。

厘清时间先后顺序，是客观看待这段历史的基础。1951 年元旦，民族团结誓词碑完成立碑；1951 年 4 月，中央批复完成专区与县名称更改。不少通俗读物存在时序颠倒的叙述，先写更名，再写立碑，很容易误导读者构建错误的因果关系，严谨的历史叙述必须规避这类偏差。同时，这段区域行政区划后续还有多次变动，1953 年普洱专区公署迁往思茅，专区名称改为思茅专区；2007 年，思茅市恢复普洱市名称，原普洱县恢复宁洱县名称，地名在七十余年间几经反复。

梳理完整地名脉络，我们更能理解，1951 年这次更名，只是漫长地名演变之中重要一环，而民族团结誓词碑不受地名更迭影响，持续作为区域精神标识留存至今。无论行政区名称如何调整，石碑承载的团结理念始终延续，这也恰恰印证，人心凝聚形成的精神力量，远比行政名称的调整更加持久。

如果将视野拓宽至全国民族工作发展史，我们更能看清这块石碑独特的样本价值。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正在全面探索符合国情的民族工作道路，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实践。北方、西北民族地区依托不同条件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而滇西南边疆山高路远、民族情况复杂，境外威胁持续存在，面临的挑战具有特殊性。在没有成熟本地经验可以参照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因地制宜，充分吸纳民族上层人士意见，尊重传统民俗，以盟誓立碑的方式凝聚共识，形成一套适合西南边境多民族杂居区域的实践路径。

在我看来，这段实践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民族工作想要取得实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指令推进，必须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搭建各族群众能够认同、愿意参与的沟通渠道。当年参与盟誓的代表，身份构成多元，既有共产党军政干部，也有世代管理地方的民族土司、民间头人，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共同立下同一份誓言，体现统一战线在边疆民族地区巨大的作用。新生政权没有采取激进手段，而是团结一切愿意拥护和平、追求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动荡，为边疆恢复生产、安定秩序创造条件。

我们同样需要理性看待，不能过度放大石碑的作用，避免历史叙事绝对化。一块石碑、一次盟誓，不可能瞬间消除千百年积累的民族隔阂。立碑之后，边疆地区依旧存在各类矛盾，清匪、发展生产、调整社会关系还有大量长期工作持续推进。民族团结是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一次盟誓只是崭新的起点，而非问题的终点。七十多年来，碑文上的誓言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持续践行，才从石刻文字转化为长久的社会现实。这也是历史研究者应当保持的理性尺度，既要充分肯定这次盟誓里程碑式的意义，也要承认边疆民族团结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

长久以来，民间衍生出不少关于立碑仪式的传说故事，增添不少传奇色彩。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应当区分正史记载与民间演绎。仪式之中剽牛卜卦、群众欢呼的细节，来自参会人员回忆录、地方党史档案，属于可信史料；而后世不断增添的各类传奇化情节，缺乏档案佐证，只能作为民间文化参考，不能纳入严谨历史论述。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以官方档案、当事人原始口述材料为核心依据，不把传说等同于史实。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留存的会议记录、代表回忆文稿、政务院行政区划批复文件，是还原 1951 年这两件大事最核心的一手史料，所有推论都应当建立在这些可查证资料之上。

时光流转七十余年，当年红场立碑之地，如今建成民族团结园，石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24 年，相关代表后代收到回信，勉励持续传承誓词碑承载的团结精神，让这段发生在 1951 年的历史，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很多当代参观者来到石碑前，往往只记住碑文本身，却很少关注 1951 年同步发生的区域建制调整。

在我看来，读懂 1951 年的宁洱，既要读懂各族群众自愿盟誓、一心团结的精神篇章，也要读懂国家对西南边疆行政区划统筹治理的制度篇章。行政建制划定治理框架，民族共识筑牢人心根基，制度与人心双向支撑，方能守护辽阔边境的稳定与安宁。

站在当代视角回望，1951 年发生在滇西南的这段历史，依然具备强烈的现实启示。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间，依然需要持续搭建沟通理解的桥梁。当年二十六个民族放下隔阂、共立誓言的选择，揭示一条不变的道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离不开平等相待、同心同德。石碑上 “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 这句话，跨越七十余年，依旧是所有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地名可以几经更改，时代环境不断变迁，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建家园的初心拥有长久生命力。

历史从来不是孤立事件简单拼接，1951 年宁洱专区更名普洱专区、民族团结誓词碑落成，两件大事定格在同一年，是时代浪潮之下边疆治理的生动缩影。当我们把行政变迁、民族政策、边疆局势、本土民俗融合在一起审视，才能完整看见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青石无言，誓言有声，这块矗立在宁洱的石碑记录的不只是一次盟誓，更是一段各民族携手走向新生的伟大过往，值得持续深入研究、长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