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姆斯·普尔贾：群山之后，最后一次走向布洛阿特峰

2026年7月30日，尼泊尔登山者尼姆斯·普尔贾带领的十人国际登山队在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此后几天，人们守着他的卫星追踪页面，把几米的位置变化理解成求生的迹象。直到遇难消息被确认，等待才有了结果。

Nims曾两次登遍全球十四座八千米峰（一次是有氧，一次是无氧），也参与完成K2首次冬季登顶。他29岁才开始登山，却在短短几年里，把身体能力、军队经验、资金、团队和传播资源一同调动起来，完成了一项项高海拔纪录。他让长期隐身在远征背后的尼泊尔登山者走到世界面前，也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八千米攀登中最醒目的名字之一。

此次攀登布洛阿特峰，是Nims第二次不使用辅助氧气攀登全部十四座八千米峰计划中的一站。按照他的统计，如果成功，这项计划便只剩卓奥友峰。他试图成为首位两次不使用辅助氧气登遍十四峰的人。

在商业八千米远征中，领队和向导通常更倾向于使用辅助氧气，以保留照顾客户、判断风险和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对Nims而言，这次攀登同时承载着领队职责与个人纪录目标。

事故发生后，曾11次登顶珠峰、保持女性登顶次数纪录的尼泊尔登山者Lhakpa Sherpa写道，过去几十年，喜马拉雅的山体变得更加不稳定，冰雪消融使岩石松动；天气不好时必须等待，山永远在那里，没有必要急着上去。

“我为在布洛阿特峰失去生命的十名登山者感到无比难过……他们都比我年轻，我感觉自己像失去了许多个孩子。”

撰文｜赵景宜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nimsdai.com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01

布洛阿特峰：最后的信号

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末。

人们守着Nims的卫星追踪页面，等待地图上的定位点再次移动。

7月31日，这周五，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的消息刚刚传出，他仍被列为失联。屏幕上，一条蓝色轨迹从六千多米的山坡急剧向下，随后又间歇传回几个新的位置。有人把其中一次四米多的海拔上升解释为挣扎，甚至在整理出的图表旁写下：“还活着，正在努力求生。”

这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解读。但在等待消息的那些小时里，人们愿意相信它。

绘图：Guardian

时间戳坐标显示，Nims Purja、Mallory Geis 和 Nadhira Al Harthy 的下降轨迹偏离了预定路线，速度很快。（来源：Samson Sharaf )

登山者和网友们一遍遍刷新页面，等待定位点再次变化。Nims的商业伙伴Mingma Gyabu提醒外界，唯一能够确认的，只是追踪器的坐标发生了移动。设备可能被积雪继续带动，GPS本身也可能产生误差，仅凭这些数据，无法判断携带者是否还活着、能否行动。

但对山外等待消息的人来说，哪怕只有几米的变化，也足以被解释为生还的迹象。

时间拨回一天前。当地时间7月30日上午，Nims带领的十人国际登山队正从布洛阿特峰二号营地向三号营地行进。卫星追踪数据显示，上午9时左右，队伍抵达海拔约6579米处。随后，一场雪崩扫过雪坡，十名队员与外界失去联系。

布洛阿特峰位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脉，海拔约8050米，是世界第十二高峰。队伍中有六名尼泊尔登山者，其余四人分别来自巴基斯坦、阿曼、美国和中国。

中国登山者王钟出生于1974年，来自四川。出发前，他已经登顶12座八千米级山峰，正在推进自己的十四峰计划。如果成功登顶布洛阿特峰，这将是他的第13座，距离完成计划只剩最后一座。

大本营能够看见的，只有追踪器突然下降的数据。当天晚些时候，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发布声明，称整支队伍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救援力量正在被调往山区。

周五，两架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直升机从斯卡杜出发。地面救援人员向事故区域靠近，无人机则飞过直升机难以抵达的陡峭雪坡。搜救人员很快从画面中辨认出人体轮廓，但“看见”并不意味着能够到达。布洛阿特峰地处偏远，云层、强风和低能见度不断限制飞行，救援者仍需从地面向上攀登，才能接近遇难者所在的位置。

当天，四具遗体被定位，其中三具被运回山下。第四具遗体仍留在山上。傍晚，天气继续恶化，直升机无法再次起飞，目视和无人机搜索也被迫停止。剩下的人，包括Nims，仍然被列为失联。

山上安静下来，山外的等待却没有结束。

有人继续研究卫星追踪器最后传回的坐标。几个点位被截图、放大，再连成一条向下的轨迹。最初的快速掉高被认为与雪崩相吻合，后来出现的位置偏移则被反复解释：可能是设备被雪流继续带动，可能只是定位漂移，也可能是人还活着。

过去，卫星追踪器被用来观看一个人如何接近山顶：抵达了哪座营地，已经上升了多少，距离顶峰还有多远。此刻，同一组数据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人们不再期待轨迹继续向上，只想知道屏幕上的点是否还会再动一下。

周六，等待有了答案。

8月1日，Nims创办的远征公司Elite Exped发布声明，确认他在雪崩中遇难，终年43岁。公司同时表示，队伍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生还。当天，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称，十名队员均已被确认遇难，但部分遗体仍未找到，另一些即使已经定位，也暂时无法转运。

巴基斯坦不具备尼泊尔部分高山救援中较常使用的直升机长绳吊运条件。直升机可以从空中寻找位置，却很难直接将人从陡坡上吊走。地面人员必须先接近遗体，再把他们转移到直升机能够降落或接应的地点。每一次转运，都意味着新的救援者要重新进入发生过雪崩的山坡。

“我们也必须考虑那些上山转运遗体的人的安全。”参与协调的尼泊尔登山者Chhang Dawa Sherpa对路透社说。

周日，地面队伍终于抵达卫星轨迹停止的位置附近。

8月2日，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宣布，救援人员找到了Nims，以及中国登山者王钟、尼泊尔登山者Nima Sherpa和Kili Pemba Sherpa的遗体。加上此前已经找到的四人，仍有两名队员尚未被定位，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向导Sohail Sakhi。与此同时，山上的天气依然阻碍着遗体转运。

2021年1月，作为首支冬季登顶K2的全尼泊尔登山队成员，普尔贾抵达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摄影：Niranjan Shrestha／美联社。

关于这场事故，最关键的部分仍未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人们并不知道7月30日清晨的具体雪况，不知道队伍在出发前掌握了怎样的天气信息，也不知道他们在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看见了什么、讨论过什么。雪崩发生前是否存在清晰的预警，队伍内部是否出现过不同意见，目前都没有权威而完整的记录。

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末。开始时，人们还在等待地图上的点再次移动。结束时，那个点已经变成一个明确的位置。

对Nims来说，布洛阿特峰并不陌生。2019年7月，他在登顶K2后不到48小时，又站上布洛阿特峰顶峰。2023年，他再次来到这里，并在没有使用辅助氧气的情况下登顶。

三年后，他又回到这座山。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只是追赶纪录的登山者，也是一支国际队伍的领队。要理解他为什么一次次回到八千米高处，需要把时间拨回到他第一次走进高山以前。

02

他必须证明自己

2014年，Nims第一次攀登道拉吉里峰时，大本营里没人把他看成真正的登山者。

他和一名英国军中朋友抵达得很晚，其他队员已经完成了近一个月的高海拔适应。面对两个经验有限、又利用军队假期匆匆赶来的陌生人，营地里有人把他们当成了“游客”。

Nims在自传中说，这并没有困扰他。但在第一次适应性攀登中，他很快冲到队伍前面。朋友因高反逐渐落后，他仍继续向上，想让营地里的人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快。等他独自在一号营地停下，才发现体力已经过早耗尽，只得重新下山寻找朋友，替他分担负重。

几天后的冲顶中，他再次走到最前面，在齐腰深的积雪里帮助队伍破路。这是他的第一座八千米山峰。比登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在大多数人开始被缺氧拖慢的地方，自己的身体仍能维持强度。那些曾经认为他不属于这里的人，也开始赞赏他。

这种被人低估的感觉，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Nims出生在尼泊尔西部的达纳村。父母的婚姻跨越了种姓边界，因此受到双方家庭和当地社区的排斥。父亲曾在印度廓尔喀部队服役，母亲承担了大量农活，也支持当地女性接受教育。一家人后来迁往奇特旺，几位年长的哥哥相继成为廓尔喀士兵，再用军饷供最小的弟弟进入英语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没有立刻给他带来自由。他因为出身和处境遭到欺凌，开始跑步、打架，后来练习踢拳。他渐渐发现，当语言和身份无法替自己辩护时，身体可以。跑得更快、承受更多、在比赛中获胜，是一种直接而有效的回答。成年后，他一次次用速度和纪录回应质疑。这套方式早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身体是他最信任的论证工具。

nims和父母在一起

十岁前后，他曾患过肺结核，后来又出现哮喘。在他的自我叙述里，疾病没有成为需要谨慎对待的边界，反而被重新解释成另一项证明：身体会生病，但意志能够把它带回来。

他梦想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廓尔喀士兵。第一次参加选拔，他只差一个名次落选。Nims不愿把结果归因于能力不足，而是相信自己没有得到公平判断。第二次申请前，他更加拼命地训练，试图给出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结果。后来，他进入廓尔喀部队，又继续申请英国特种部队。每进入一个新的层级，他很快又开始寻找更高的一层。

军队塑造了他此后处理世界的方式：把庞大的困难拆成眼前的任务；先行动，再处理恐惧；相信训练可以让身体越过普通人的限度。它也让他习惯了竞争、服从和忍耐，习惯用结果证明自己的价值。

直到29岁，Nims才真正开始登山。

在英国军队中，人们知道他来自尼泊尔，常会问他是否见过珠穆朗玛峰。得知他甚至没有去过珠峰大本营，有人便拿这件事取笑他。后来，他认识了尼泊尔登山者多吉·卡特里。多吉带他进入山区，教他使用冰爪，也让他第一次接触技术攀登。

初次穿上冰爪时，他也会紧张，会因为陌生的地形反复思考每一个动作。他并不是不害怕，只是很快把军事训练和身体能力转移到了高山上。

站在山顶，多吉向他指出远处的珠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对大多数初学者而言，那些只是遥远的山峰。Nims却已经开始想象，自己是否也能站到那里。

此后几年，他从第一座八千米峰走向珠峰，又开始尝试把原本彼此独立的远征连在一起。

2017年春天，他先后攀登珠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5月27日，登顶珠峰后，他转向洛子峰，两次登顶间隔约十小时；随后又转场马卡鲁峰，在5天3小时35分钟内完成三座八千米高峰，创造了当时三峰连续攀登的速度纪录。整个过程使用了辅助氧气，并通过直升机完成部分山峰之间的转场。

回到英国时，他觉得事情还没有完成。如果三座八千米峰可以被连续攀登，那么五座呢？或者，全部十四座呢？

03

“当你说完蛋了，糟糕的程度可能只有大概45%。”

2019年夏天，Nims抵达K2大本营。此时，他的十四峰计划已经完成九座，只剩最后五座。过去三个多月，他和队伍几乎没有停下：登顶、下撤、转场，再进入下一座山。

但到了K2，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那一季，多次冲顶和铺绳尝试都在高处受阻。瓶颈下方积着深厚而不稳定的雪，不久前又有三名登山者在雪崩中遇难。大多数人已经收拾装备离开，仍留在大本营的人也在讨论，是否该结束这一季的攀登。

《征服14座高峰：凡事皆可能》

一群人围坐在Nims身边，张元植也在其中，认真听他说话。

“有时你感觉你完蛋了，”他说，“但实际上，当你说完蛋了，糟糕的程度可能只有大概45%。”

张元植并不是登山新手。他十几岁开始登山，高中毕业前便登上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2014年，他和吕忠翰在没有使用辅助氧气的情况下登顶布洛阿特峰。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无氧登顶K2。

他们已经上升到约8200米，再向上便是瓶颈，距山顶只剩约400米高差。那晚天气并不坏，两人的身体也没有出现明显问题；真正挡住他们的是雪。前方的铺绳队员陷在齐胸深的积雪里，雪层松软而不稳定。随后，无线电传来消息：继续向上存在雪崩风险，铺绳队伍决定下撤。

张元植和吕忠翰在原地讨论了一会儿，也转身向下。回到大本营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判断短时间内雪况不会出现足以支持再次冲顶的变化，最终结束了这次尝试。

阻止他们的不是耗尽的体力，而是前方已经无法接受的风险。

现在，张元植坐在人群中，听Nims告诉所有人，人们往往会过早认定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认为这场攀登应该到此为止的，并不只有张元植。Mingma Sherpa曾多次在K2铺设绳索，这一次也把高处拍下的影像拿给Nims看：瓶颈下方的积雪深至胸口，多处山脊存在雪崩风险。他明确告诉Nims，继续向上非常危险。

Nims看完影像，也感到担忧。但走到这里，放弃K2的代价已经远不止一座山。他为十四峰计划离开了原来的生活，也把能够调用的东西几乎都押了进去。

最初，他想完成的还只是世界最高的五座山峰。军队无法批准足够长的假期后，他没有缩小目标，也没有等待下一次机会，而是离开服役多年的英国特种部队，把五峰计划扩大为一项更激进的挑战：在七个月内登遍全球十四座八千米级山峰。

那一年，他35岁。整个计划需要超过一百万美元。Nims不断约见赞助者，清晨处理社交媒体，白天乘火车进入伦敦，深夜回到家里继续发送邮件。几个月过去，募集到的资金仍然有限。最后，他抵押了住房。

在Nims看来，即使计划失败、房子被收走，他也可以住进帐篷，从头开始。但那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房子。对妻子Suchi而言，这项计划可能带走两个人共同的住处，也可能带走她的丈夫。决定是Nims作出的，结果却会落在两个人身上。

出发以前，他把十四座山纹在背上，并称纹身颜料里混入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的DNA。那些无法跟随他进入高山的人，被象征性地带进了计划。这个纹身既提醒他必须完成，也提醒他必须回来。

这些选择并不能改变K2的雪况，却改变了撤退对他的含义。

Nims没有把其他人的离开理解为路线已经关闭。他重新安排铺绳人员：第一组向上推进，疲惫后下撤休息，再由另一组接替；他自己留在前方，一次无法通过，就再尝试一次。他告诉队员，在真正放弃以前，他们至少要向上试六七次。

随后，他召集仍留在大本营的登山者，告诉他们，自己的队伍会继续完成高处的铺绳，其他人可以跟在后面。在他看来，大本营里的恐惧和悲观也需要被处理，就像深雪、天气和尚未完成的线路一样。

最终，他们登上了K2。

几天前，张元植和吕忠翰在同一片山坡上选择下撤。现在，Nims和队伍穿过瓶颈，抵达山顶。这个结果不能证明此前的撤退是错误的，但那一次，结果站在了Nims一边。

在K2大本营休息约三小时后，Nims便与两名队友转向布洛阿特峰。此时，他的肠胃已经出现不适，登山服也在K2上湿透。新雪掩埋了固定绳，他们一边破路，一边把绳索从雪下拉出。越接近八千米，Nims的呼吸越沉，腿和背部逐渐失去力量，咳嗽时甚至尝到血腥味。

接近顶峰时，他们发现氧气已经耗尽。退回三号营地，就意味着放弃速度纪录；三个人决定继续。走了一段后，Nims才发现，他们竟然没有相互结绳——疲劳已经开始侵蚀最基本的判断。

他们仍然登顶。K2与布洛阿特峰之间，不到48小时。

下撤时，两名队员留在三号营地休息，Nims独自下降，很快偏离固定绳，走到一处陡崖附近。湿透的连体服正在结冰，他只想躺下睡去。

在自传中，他写道，那一刻，死亡似乎能够结束所有痛苦。随后，他开始想象最后一座山，想象回到加德满都后等待他的欢迎，也想起那些曾经认为他无法完成的人。他重新站起来，向上寻找来时的脚印，最终回到山脊，找到了固定绳。

布洛阿特峰本可以成为一次警告。咳血、氧气耗尽、忘记结绳、独自下撤和迷路，都说明连续攀登已经开始侵蚀他最依赖的能力：保持专注、控制细节和作出判断。

三个月后，Nims完成了自己设定的十四峰计划。十四座八千米峰，用时六个月零六天。

他并非看不见危险。只是一次次从危险中成功回来，让他的判断在别人那里越来越有分量，也让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成功逐渐改变了他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当别人认为应该停下时，他总能从过去的成功里找到继续的理由。

04

“唯一的活法：回到世界最高处

完成十四峰以后，Nims常常谈论那些长期站在远征背后的尼泊尔登山者。他们铺设绳索、搬运物资，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送上山顶，却常常只以“夏尔巴”这个笼统称呼出现在报道里。Nims想让世界记住他们的名字，也记住自己的名字。

这种对“被看见”的执着，并不是在成名以后才出现的。

许多年前，参加英国特种部队选拔时，候选人被要求成为所谓的“Grey Man”：混在人群中，不引人注意，也不让考官看出自己的情绪。

但Nims知道，自己很难成为那样的人。

在那支候选队伍中，他的肤色、口音和尼泊尔身份，都足以让人记住他。按照他在自传中的叙述，考官不断用羞辱和挑衅试探他，等着他失去控制。他想像少年时代面对欺凌时那样顶回去，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羞辱的人。但在选拔中，一旦情绪失控，他也就失去了继续留下的机会。

于是，他把那股怒火压回身体里。继续跑，继续负重，完成下一个任务。他们想看见他的愤怒，他偏不让他们看见。既然无法消失在人群里，他能做的，只有把成绩做到任何人都无法挑剔。

后来进入高山，他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让自己被看见，也让那些长期隐身在远征背后的尼泊尔登山者走到前面。

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 (Reinhold Messner) 和Nims在南迦帕尔巴特峰大本营。

2019年，在当时广泛接受的认定下，他用189天完成十四座八千米峰。世界终于看见了他，却没有对看见的东西形成一致评价。

有人认为，瓶装辅助氧气、固定绳、直升机转场和庞大的协作团队削弱了这项成就。也有人看见了另一种能力：体能、筹款、领导力，以及把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高海拔工程真正组织起来。

Nims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探险家，也不以开辟新路线见长。他更像一个项目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最强执行者。他并不排斥氧气、固定绳、商业赞助和社交媒体，而是把身体、人员、金钱和传播资源一起调动起来，把“不可能”拆成一个个能够完成的任务。

他很少满足于解释这种区别。对他来说，质疑通常会被重新整理成下一项计划。

2021年冬天，十名尼泊尔登山者完成K2首次冬季登顶。距离峰顶不远时，他们停下来，等待所有人会合，再肩并肩走完最后一段。十人中，Nims是唯一没有使用瓶装腹部氧气的人。

一年多后，他开始第二次攀登全部十四座八千米峰。2024年10月4日，他登顶希夏邦马峰，完成第二轮十四峰。从2022年5月7日登顶干城章嘉峰算起，历时两年一百五十天。

第一轮十四峰之后，是冬季K2；冬季K2之后，又是无辅助氧气的第二轮十四峰。完成一个目标，并没有让质疑从他的故事中消失。他最有效的回应始终不是解释，而是用下一次登顶作答。

然而，有些问题无法通过攀登来回答。

2024年，两名女性公开指控Nims曾未经同意亲吻、触摸她们，对其进行了性骚扰。Nims通过律师否认这些说法。关于氧气、固定绳和登山方式的争论，可以由一次新的登顶继续回应；关于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声望、领队身份和权力，却不能由新的纪录作出裁决。

这也是他无法仅用“英雄”概括的部分。他确实改变了尼泊尔登山者在世界高山叙事中的位置，能够在混乱中组织队伍，让别人相信仍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同样的声望，也让身边的人更难质疑他的判断和行为。

翻开他的自传《Beyond Possible 》，能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会害怕，会在受伤以后失去信心，也需要依靠下一次成功，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体仍然受他控制。

一次严重滑坠以后，他承认自己面对没有固定绳的暴露地形时，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后来的攀登中，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穿过那些危险地段，才能把失去的稳定感慢慢找回来。

他处理恐惧的方式，仍然是重新开始行动。扣上安全锁，继续移动，完成眼前的任务，再用一次成功返回告诉自己，身体仍然受他控制。

2019年登顶安纳普尔纳以后，他几乎没有睡眠，便和Mingma David、Gesman及Geljen重新返回山上。

马来西亚登山者Chin Wui Kin已经独自滞留约36个小时。找到他时，他严重冻伤，呼吸沉重，肺部传出杂音，意识时断时续。几个人把他装进救援雪橇，带回帐篷，用自己的身体替他保温。为了不在等待直升机的过程中睡着，他们只能相互拍打、吼叫，强迫彼此保持清醒。

观察Chin时，Nims想起自己在军队中救治伤兵的经验。一个人独自求生时，会把仅剩的精神全部集中于活下去；救援人员出现以后，伤员却可能突然放松，把生命交到别人手中。

在自传里，Nims把这种变化写成：“生存开始取决于别人的努力。”

刚结束安纳普尔纳登顶，Nims和同伴开始了新的救援。

这句话很快把他的思绪引向自己。依赖对Nims而言，不只是生活上的不便，而是一个人不再掌握自己的存亡。身体仍然属于自己，决定权却已经转移到救援者、医生和照护者手中。

他们把Chin活着送下山，随后将他转往医院。把他交给医生后，Nims开始思考：如果必须在衰老中缓慢失去能力，和在一次探险或任务中死去之间作出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他甚至反问，Chin是否也抱有同样的信念？

这里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投射。Nims刚刚面对一个已经失去自救能力、只能把生命交给别人的人，却随即借这个人的处境思考自己的死亡方式。书中没有证据表明Chin认同这种选择。Nims在行动上竭尽全力救他，却在叙述中很快把Chin变成了自己的镜子。

Chin后来被转往新加坡治疗，但数日后仍因伤势过重去世。

在自传最后，他写道，自己仍想站上世界最高处，明知脚下的一切随时可能滑脱。因为在他看来，那才是唯一的活法，也是唯一的死法。

Nims一生都在对抗横在面前的边界：出身、种姓、肤色、疾病、军队的等级、登山界的传统，以及身体似乎已经抵达的极限。他用身体让自己被看见，又用一次次结果让自己的名字无法被忽略。

他会愤怒，会恐惧，会受伤，也会在精疲力竭时想要躺下。但每一次，他恢复自己的方式几乎都相同：重新站起来，继续移动。

刚过去的周末，人们守着卫星追踪页面，把几米的位置变化理解成求生的挣扎，相信那个点还会再动一下。

我们这样相信，不只是因为不愿接受死亡。

也是因为Nims留给世界的印象一直如此：只要他还能够移动，事情就没有结束。

你认为，当向导同时追逐个人纪录时，团队安全和个人目标该如何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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