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潮生》：历史上的张謇与大生纱厂的兴衰

在电视剧《江海潮生》中，张謇、沈敬生、姜孟生三兄弟，恰好对应了官僚、绅商、高利贷者，三类群体。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闲散资金，都聚集在这三个群体当中。初生的民族工业家底薄弱，往往不得不仰仗这些资本的的支持。

大生纱厂的创办，始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纺织业第一次发展热潮。末代状元张謇深受张之洞的赏识，在他的委任下开始筹办纱厂。可是，这条“实业救国”路线，走得格外艰难，从最初的中途改官商合办，再到最终定调 “绅领商办”，几经周折才正式开始生产。

鸦片战争之后，洋纱开始涌入国内市场，沪苏一带开风气之先，陆续建起了一批华商纱厂。但是在以传统手工业为生的南通来说，近代工厂新鲜事物，民间对办厂一事所知甚少。

前有洋务企业里官府对领导权的绝对掌控，加上官场习气的拖累，商人在官办企业里根本没有话语权，因此我国民间资本对官办、官商合办的实业素来敬而远之。

为此，张謇当众立下承诺“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然而，即便如此，商股依旧募集困难。核心症结在于，中国传统社会里，高利贷资本长期挤压着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数千年的农耕传统里，社会上的闲钱要么用来买地收租，要么投放典当、高利贷这类生意，求的就是周转快、回本稳。反观投资近代工业，周期长、变数多，在时人眼里纯是 “冒风险” 的买卖。

清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近代金融体系的意识，整个社会缺少将零散资金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渠道，这也成了制约清末民初实业发展的先天短板。也正因如此，剧中才会出现大生创办初期，靠本地乡绅东拼西凑吸纳零散资金的情节。

最后说到底，还是靠着张謇 “状元公” 的名望与多年积攒的人脉，才勉强凑齐了商股。

张之洞以4.08万锭官机，“绅领商办”作价25万两入股大生成为官股，并保证官方只收取官利，对工厂的经营管理不做干涉，大生纱厂才能够开车。

放到剧中，这条线铺到第十集，大生纱厂才正式投产。通州素来是产棉大区，当地出产的 “通花” 纤维绵长，是纺纱的上佳原料。大生厂扎根棉产区，既能直接向棉农收棉，也能通过自办的棉庄统筹收购，省下了大笔运输成本。1899 年正式投产后，大生的棉纱很快在本地打开销路，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次年，大生的纱锭全部开齐。

不料，受到义和团运动爆发，本地棉纱销路受阻。张骞在刘坤一的协助下，将棉纱运往外省，硬是打开了重要的销路。

但是，国内市场正面临第一次设厂热潮过后的萧条时期。正逢行业低谷，“花贵纱贱” 的行情压得华商纱厂喘不过气，不少厂家经营惨淡，乃至被迫改组、出租甚至变卖。唯独大生纱厂逆势而上，不仅连年盈利，还在 1902 年将生产规模扩充了一倍。

据留存的《大生厂史》资料统计，1901-1904年间，大生纱厂“存花”占其总资产的40%以上，1903年和1904年都超过了100万两，充分诠释了张謇重视“进花”保障原材料供应的稳健经营原则。大生纱厂自开车起，连年盈利，尤其1905年日俄战争使东北巨大的关庄布市场空出，给华商纱厂发展的机会，销路扩大后获纯利高达57万两。

“土产土销”，是大生能够立足的根本策略。这套打法完全贴合清末民初的市场格局：当时棉纺织业的主体仍是农村家庭手工作坊，手工纺纱的产能赶不上手工织布的需求，民间对 12 支以下粗纱的缺口极大。

大生主打粗纱，绝大多数供应本地织户，和南通土布产业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再加上南通土布素来畅销东北，形成了稳定的 “关庄布” 市场，更是给这套 “土产土销” 的模式托了底。

1901-1913年间，大生厂共获得纯利355万两，相当于初始资本额的三倍，平均年利润率都在30%。对比初创时原始资本只有50万两的小厂，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

然而，如此厚利却没有为纱厂积累起雄厚的资本实力，其中支付官利就高达107万两。

“官利制度”是当时实业界通行的规则，也是高利贷资本统治资金市场最突出的体现。无论企业是否赚钱，都要支付给股东利息，利润不足时，或靠股本，或靠借贷，总之都不容拖欠。

对股东们来说，投钱办厂更像放债收息，而非长期经营。剧中姜梦生这类角色的短视，恰恰是当时多数投资者的真实心态：办厂不过是牟利的投机手段，没人真的在意企业的长远发展。

除了公积、花红和企业的其他投资，大生厂的剩余利润全部都分配给了股东。虽然这种“得利全分”的方式，使大生厂的资本积累非常脆弱，但是令企业信誉大幅提高。

张謇深谙此道，始终坚持按时付息、厚待股东，靠着高利润与好口碑源源不断地吸引社会资金，企业扩张也就水到渠成。

1901年，张骞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一来，为大生打造了稳定的原棉供应地。二来，也想通过围垦滩涂带动地方农业，是个规模宏大的乡土改造计划。在张謇一生创办的所有实业里，这家垦牧公司耗时最久、见效最慢，却也造福百姓最多。按《张謇全集》中的记述，盐垦是大生集团除纺织之外的核心布局，但这类实业回报周期极长，通海垦牧公司足足苦熬了十多年，才开始见到经济效益。

1903年，张謇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也是股东投资和垦牧公司的投资。投产之后，公司一边改良制盐工艺，一边自设“大咸盐栈”负责销售，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运商的盘剥，盈利相当可观。

整个集团中，大生纱厂是当之无愧的 “输血中枢”：它不仅持有各家公司的股份与债券，盐垦公司但凡资金周转不开，也都是由大生纱厂出面对外拆借。可等到后来大生自身陷入亏损，各家盐垦公司早已欠下巨额账款，最后只能用棉田抵债。

以此为基础，大生的版图不断延伸，覆盖了机器修造、交通运输、金融汇兑等多个领域。1907 年国内迎来第二波办厂热潮，大生顺势在崇明外沙筹建二厂。从横向布局多家分厂，到纵向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到 1913 年，张謇已在通海地区建起了一个包含 22 家企业的庞大实业集团。

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既减少了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也提升了整个集团的抗风险能力。这片实业版图不仅带动了通海地区的经济与民生，也一步步践行着张謇 “实业救国” 的理想。

可是，这份庞大与繁盛终究是表象。连年的高额利润，早已掩盖了企业内部资本积累薄弱的隐忧。一旦外部市场生变，隐患便会瞬间爆发。

1914 年一战爆发后的头两年，国内市场再度陷入 “花贵纱贱” 的困境，大生纱

厂盈利大幅下滑，到 1916 年已亏损九万余两。

转机出现在 1917 年：随着战事升级，洋纱进口量骤减，日本的棉花多从美国、印度采购，对中国市场冲击有限。国内棉纱一下子供不应求，价格飞涨，而棉价涨幅相对平缓，“纱贵花贱” 的黄金行情一直持续到 1921 年下半年。

一战让英国棉纺织品基本退出了远东市场，国内棉布的缺口甚至比棉纱更大。与此同时，日本、印度的织布业发展远快于纺纱业，自产棉纱优先供应本国，对外出口大幅缩减，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纱价。

凭借精准的原料采购与销售节奏，大生从 1917 年起再度赚得盆满钵满。暴利之下，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办厂狂潮，人人盯着眼前的红利，没人顾得上考量市场风险，更没人察觉危机已近在眼前。

大生厂自身也踩进了盲目扩张的泥潭：大生三厂早在行情尚好的 1914 年就开始筹备，却因种种波折拖到 1921 年才建成投产，此时黄金期已过，刚开工就赶上了行业寒冬。棉纺市场急转直下，三厂只能靠举债勉强维持生产。1919 年启动筹备的大生六厂，更是因投机失利，连开机的那天都没等到就宣告破产。1920 年筹建的八厂，拖了四年才建成，投产前就已债台高筑，最终只能抵押出租。

从 1921 年起，大生的资金周转就已捉襟见肘。转年，一厂亏损 39 万余两，二厂亏损 31 万余两，调汇拆借的款项占到总负债的一半以上，外欠的应收账款更是占到了总资产的 36%，现金流几近枯竭。

作为集团根基的一厂、二厂，借来的钱大多没用在自身生产上，而是源源不断地填进了盐垦等关联公司的窟窿里。累计下来，对外借款高达 332 万余两，沉重的利息包袱压得大生再也喘不过气。

1924 年，以南通张德记为首的九家钱庄作为债权人，正式接管大生纱厂，目的就是清收本息。可这些本土资本方只顾着追讨债务，压根没打算经营企业，竭泽而渔之下，厂子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到 1925 年，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联合永丰、永聚两家钱庄组成银团，成立联合接管机构，全面清算并接办大生各厂。尽管银团接手后出台了不少整顿措施，但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大生纺织始终深陷债务泥潭，再也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

大生纱厂，这个曾代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巅峰的实业集团，最终在无节制的扩张中因资金链断裂走向衰落，为那段实业救国的岁月，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张謇虽为状元，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以顽强不屈的创厂精神创造了“无中生有”的传奇，书写了一代儒商雄浑壮阔的篇章。他追逐的不是县花一现的新潮时尚，更不是浮而不实的哗众取宠。他的每一步前进都是脚踏实地的，而且又是怀有远大目标的。

《江海潮生》告诉人们，张謇是近代史既可歌可泣，可感可学的先贤和楷模，他的创业精神既伟大又朴实，既崇高又接地气，是新时代的我们可学习、可践履、可丰富发展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