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和周晏从民政局走出来的时候，天空正飘着细密的春雨。他习惯性地撑开那把黑色的长柄伞，将伞面大半倾斜到我这边。在这个微小的细节里，我恍惚了一下，仿佛我们并不是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的怨偶，而是正准备去吃一顿平常晚餐的夫妻。
周晏停下脚步，转头看我。他穿着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眉眼依旧深邃挺拔，只是眼底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他的司机把那辆迈巴赫停在路边，等待着他。
“城南那套别墅，还有我名下的那些基金，已经全部转到你名下了。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的律师，或者直接打给我。”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克制。
我点点头，将手里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放进包里。“知道了，周晏，你也照顾好自己。”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垂下眼帘，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了雨里。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背叛，也没有豪门狗血的婆媳大战。在这个年入千万的男人身边，我享受了五年的优渥生活。他洁身自好，工作拼命，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所有的外人都说我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能嫁给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男人。
可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那座价值几百万的豪宅里，每一个夜晚是如何在死寂与压抑中度过的。
周晏不能生育。
这个诊断结果是在我们结婚第二年下达的。那时的我们正满怀期待地准备迎接一个新生命，我甚至已经买好了婴儿床，把次卧布置成了温暖的鹅黄色。可是，长达一年半的备孕无果，让我们走进了生殖医学中心。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看着报告单，眉头紧锁。“男方患有严重的少弱畸精子症，自然受孕的概率微乎其微。建议直接考虑试管婴儿。”
我至今记得周晏当时的表情，那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几千万的项目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男人，在听到这句话时，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手指紧紧地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指节泛白。那是他骄傲的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如此彻底的否定，而且是否定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最基本能力。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轨迹彻底改变了。
为了要一个孩子，我们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试管之路。周晏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找了国内甚至国外最好的生殖专家。但这并不是有钱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承受身体痛苦的人是我。
降调、促排、无休止的抽血、B超。我的肚皮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我开始发胖、水肿、情绪失控。每一次取卵都像是在鬼门关走一遭，而每一次胚胎移植后的等待，更是对神经的极致折磨。
第一次移植失败时，我躲在洗手间里看着验孕棒上刺眼的一条杠，哭得撕心裂肺。周晏在门外站了很久，最后推门进来，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眼泪滴在我的脖颈上。他不停地说：“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移植的接连失败，我们之间的气氛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巨大的愧疚感像是一座山，压得周晏喘不过气来。
他开始逃避。他用拼命工作来麻痹自己，公司的规模越做越大，他的年薪从几百万飙升到几千万，他在物质上对我有着近乎病态的补偿心理。名牌包、限量版珠宝、跑车，只要我多看一眼的东西，第二天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衣帽间里。
但他唯独不再碰我。
不仅是不再碰我，他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每天晚上，他都会在书房里待到凌晨，直到确定我已经睡着，才会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躺在床的最边缘。我知道他醒着，他也知道我醒着，但我们在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中间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
他觉得自己是个“残缺”的男人，觉得是他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他的自尊心在一次次失败的医疗报告面前碎了一地，而我的痛苦和眼泪，更是不断提醒着他的“无能”。
第四次试管失败后，我因为严重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几天，周晏寸步不离地守在外面，整个人熬得形销骨立。等我转入普通病房，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我突然感到一阵深不见底的疲惫。
“周晏，我们不要孩子了。”我看着天花板，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散，“就这样吧，我们两个人过一辈子。”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有过一闪而过的光，但很快又黯淡下去。他握住我的手，声音沙哑：“好，我们不要了。”
我以为放弃了执念，我们的生活就能回到正轨。但我错了。那个关于孩子的遗憾，那三年里遭受的身体创伤，以及他内心深处无法跨越的自卑，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婚姻的根基。
他依然小心翼翼地对我好，像供奉一尊易碎的瓷器。我稍微皱一下眉头，他都会立刻紧张起来。我们在家里说话开始变得客气而疏离，像合租的室友，像上下级，唯独不像夫妻。这种如履薄冰的窒息感，比打排卵针还要让我痛苦。
一个月前的一个深夜，我半夜醒来去厨房倒水，看到周晏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里，指尖夹着一根燃烧的烟，猩红的光点在黑暗中明明灭灭。茶几上放着一张不知从哪儿拿出来的别人家小孩的满月宴请柬。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都困在了一个死局里。他用他的愧疚囚禁了自己，也用他的客气囚禁了我。只要我们还在一起，过去那三年的折磨就会像幽灵一样，永远盘旋在我们头顶。
“周晏，我们离婚吧。”我走过去，平静地开口。
他夹烟的手猛地一颤，烟灰掉落在昂贵的地毯上。他没有反驳，没有挽留，只是在长久的沉默后，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双手里，压抑地哽咽出声。他知道，这是对我们两个人最好的解脱。
就这样，我们和平地结束了五年的婚姻。
搬出别墅后，我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带大阳台的公寓，开始重新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我在一家设计公司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挤地铁，吃外卖。没有了那些名贵的保养品和几万块一件的衣服，我却觉得呼吸前所未有地顺畅。
时间平静地流淌着，直到离婚后的第二个月。那段时间，我总是感觉异常疲惫，胃口也变得很奇怪。起初，我以为是重新回归职场的不适应，加上前几年打那么多激素导致内分泌紊乱，月经一直不准，所以我根本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直到有一天中午，公司聚餐吃海鲜，刚闻到清蒸石斑鱼的腥味，我的胃里便一阵翻江倒海。我捂着嘴冲进洗手间，吐得眼泪直流。女同事走进来递给我纸巾，半开玩笑地问：“你这反应，该不会是有了吧？”
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
下班后，我鬼使神差地走进药店，买了两盒验孕棒。回到公寓，我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操作，然后盯着洗手台上的白色塑料棒，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两条红色的线，清晰、刺眼地浮现出来。
这怎么可能？周晏的身体状况我是最清楚的，医生说过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三年来我们尝试了最顶尖的医疗手段都以失败告终，怎么可能在离婚后，在我完全放弃希望的时候，突然怀孕了？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戴着口罩和帽子，去了市妇幼保健院。
抽血，做B超。当医生拿着报告单看的时候，我紧张得连呼吸都要停止了。
“宫内孕，八周了。”医生推了推眼镜，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小黑点，“发育得不错，已经能看到原始心管搏动了。”
“医生，这……这怎么可能？”我语无伦次地把前夫的精液检查情况，以及我们这几年做试管的经历说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