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风云之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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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伍》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加紧瓜分东亚各国。中国、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等，相继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此同时，新兴资本主义强国——日本，也开始了它的扩张之路。东亚上空的国际局势一时风云变幻，空前复杂。

东亚上空山雨欲袭，战争阴云密布

历史上，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往来密切。自西汉始，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就遣使朝贡，与中国各政权维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到了明代，中朝两国使臣来往不断，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宗藩”关系。清王朝兴起后，朝鲜向清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转而奉清为宗主国。中朝双方使节频繁交流，除每年三大节——元旦、冬至、万寿(皇帝的生日)的固定“常贡”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随表贡物”。此时朝鲜和新兴的清王朝维持着暂时的稳定关系。

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地图，上面标注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属国

依附于清朝宗藩关系的朝鲜，因远离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主航道，偏安一隅，闭关锁国，被西方称之为“隐士之国”。但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变化，随着国际形势突变，以天朝上国自称的清王朝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清朝东南沿海防线完全洞开。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与西方列强缔结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安南、琉球、暹罗等藩属国纷纷借机脱离控制，东亚仅存朝鲜最后一个藩属国。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朝鲜成为其窥探满蒙的跳板。

1862年，朝鲜国王去世后无嗣，大臣们迎立皇室支系幼童李熙继承大统，是为高宗。因其年幼，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摄政，奉行亲清的政策。1873年，李熙亲政，王妃闵妃（明成皇后）推翻了亲清派的大院君，执掌朝鲜实权，这为近邻日本提供了渗透的契机。闵妃为彻底清除大院君势力，一改大院君闭关锁国的政策，制定了引入日本势力、改善朝日关系，同时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但日本派遣的理事官森有礼，趁赴釜山刺探朝鲜政局动向之际，意图乘朝鲜内讧局势不稳，以武力为后盾，逼朝鲜开国。这一计划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为制造入侵借口，日本多次派出军舰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逼近。朝鲜守军不得不开炮预警，而日本非但不撤退，反而说“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朝鲜“竟以无端暴力行径加诸我帝国旗帜”，以此为借口对朝鲜炮台守军猛烈轰击，侵犯闲散岛和永宗岛，血洗永宗镇，制造了“云扬号事件”。

云扬号事件

随后，日本一面以“赔偿战争损失”为借口派兵开赴朝鲜，一面展开外交活动，试探清廷态度。在驻华公使森有礼指鹿为马的恫吓威胁之下，清廷洋务大臣奕䜣唯恐引火上身，当即向日方表明，朝鲜一切政教禁令，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在中国看来，中朝藩属关系是历史形成的，这种国与国的封贡体系，是居藩属之名而无实际干涉内政之实。日本抓住了奕䜣外交辞令中的漏洞，断章取义地认为，既然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那么日本就能以“自主之邦”，而非附庸国来对待朝鲜，中国不应干涉。最终，朝鲜于1876年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该条约第一款就明确了“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无疑昭示了日本的用心，通过否认朝鲜为清朝藩属，进而为其侵略朝鲜扫清国际外交障碍。《江华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传统东亚地区中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

“壬午兵变”：中国力图保持对朝话语权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这个垂垂老矣的帝国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甚至打造出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而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末期的东亚地区，出现了两强对峙的局面。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野心勃勃的新兴帝国。新老秩序交替之下，中国和日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首先就反映在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上。

1876年《江华条约》后，日本开始逐步蚕食朝鲜。为巩固政权，闵妃大力推行“开化自强”政策。闵妃一派既效法中国的“洋务运动”，成立统理机务衙门，处理洋务事宜，又派遣使团赴日学习，聘请日本人帮助朝鲜组建新式军队——“别技军”。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主要是由日本人担任教官，负责训练，但朝鲜并未因“开化自强”走上独立自主发展之路。日本借组建“别技军”的机会，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契机；同时通过朝日间的不平等口岸条约，日本垄断了朝鲜包括粮食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使得本就苦不堪言的朝鲜人民雪上加霜，民间反日情绪与日俱增，“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但对于国内的排日情绪，当时的闵妃派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朝鲜国军务大臣

1882年朝鲜大旱，京城人心惶惶，有谣言说这一切都与闵妃亲近日人和不守妇道有关。恰在此时，朝鲜政府决定扩“别技军”、缩减原“旧军”五营的京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为两营（武卫营和壮御营）。“新军”与“旧军”待遇悬殊。旧式军队不仅要被裁汰半数以上的士兵，而且长达13个月无军饷可发。而被称为“倭别技”的新军，却在待遇和装备上高出一筹。旧军士兵怨恨重重。1882年7月，士兵冲进都俸所抢米，四名士兵被捕。为营救这四名士兵，这些军人冲入总戎使闵谦镐家中，在蛰伏的大院君指使下，抢米事件演变成反闵妃政权的兵变。同时，民间也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13名日本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仓皇出逃回国。

壬午兵变遂变成了中日势力的角逐。大多数日本政客叫嚣趁此机会讨伐朝鲜，“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为避免外交纷争，特别是考虑到中俄的态度，明治天皇未敢轻举妄动，而是指令公使花房义质先率领1500名士兵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接触重新掌权的大院君，以“问罪”之名试图与朝鲜签订新条约，否则就发动战争。而此时的清廷也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开始注意防范日本。1882年8月7日，在获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后，应朝鲜要求，清廷准备以宗主国身份镇压乱党。8月9日，代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命令水师提督丁汝昌与道员马建忠赴朝鲜观察局势，此时日本军舰已进驻仁川港。20日，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部4500人前赴朝鲜平乱。同时随行的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的风云人物，特别是袁世凯，朝鲜成为他跻身中国高层政要的跳板。

丁汝昌

听闻清廷出兵，日本一方大为震惊。日本天皇下令花房义质火速与大院君谈判，妄图在清军进朝之前签订条约，造成既成事实。由于日方条件苛刻，包括惩办兵变凶徒，赔偿被害日本人，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有驻兵权，等等，使得一向主张排外的大院君借口闵妃国丧，与日本虚与委蛇，暗中却调遣军队欲与日本一较高下。花房义质一怒之下撤回到济物浦，准备诉诸武力。但这却给了迟到的清军机会，在清朝“避免与日冲突”的原则下，丁汝昌与吴长庆一面与花房义质协商，一面与大院君接触，探听其虚实。8月26日，丁汝昌与吴长庆二人以“煽动兵变”罪逮捕大院君并交“登瀛洲”舰送往天津。9月12日，闵妃回汉城重掌政权。

壬午兵变开启了中日在朝竞争的开端。作为镇压乱党的功臣，清朝在兵变后不久就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代管朝鲜海关及外交事务；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清租界，其中跟随清军前来的四十多名中国商人扎根仁川，仁川唐人街由此得名；将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帮助朝鲜训练新军，重新加强对朝宗主国地位。日本方面也有收获，先是在8月30日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确定了其驻军权。之后在1885年的《汉城条约》中又得到了在仁川设立租界权，与清租界只有一墙之隔。同年与清朝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约定“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通知对方”。至此，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拥有了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权利，双方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

“甲申政变”成为清朝在朝鲜的最后一胜

壬午兵变后，日本虽然获取了驻兵权以及50万元的赔款，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其侵略朝鲜的狼子野心。这时的朝鲜国内，闵妃重新上台后对清朝倚重程度加深，亲华派官员形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势力。因此，扶持朝鲜国内“开化派”（曾流亡日本的激进青年）成为日本进一步侵朝的探脚石。起初，守旧派在清廷的支持下，对势力较弱的“开化派”进行权力架空。但随着中法战争的失败，清军在朝鲜的威望逐渐降低，守旧派和亲华官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发动政变。1884年12月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开化派重要领导、邮局总办洪英植在大宴宾客之际发动政变，挟持国王李熙和闵妃迁往景佑宫。

朝鲜高宗李熙

开化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迅速夺取了政权，并于第二日公布新政权名单。驻朝清军将领未接到李鸿章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时任驻朝大使袁世凯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均遭拒绝，仓促之下，袁世凯果断行事，率领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王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平息了叛乱。而背后支持开化派的日本大使竹添在汉城民众的围攻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日本领事馆躲避。甲申政变最终以中国大胜而告终，此一役不仅使袁世凯一战成名，成为朝鲜的实权人物，掌控了朝鲜的内外大权，而且也使清廷在朝鲜重新站稳了脚跟。当然一役的战败并未阻挡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此后十年日本人枕戈待旦，终于借朝鲜东学党起义再次向中国发起挑战。朝鲜经此一役后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表面平和的东亚局势实际上暗潮涌动。

甲午风云：中国在朝鲜的惨败

1894年初，以全奉准为首的朝鲜农民起义军反抗压迫、揭竿而起，并于5月攻占全罗道的首府全州。面对农民起义的燎原之势，朝鲜政权大为惊恐，不得不向传统宗主国清朝求救，借兵镇压“乱党”。对于朝鲜的请求，北洋大臣李鸿章是犹豫的，特别是考虑到对日本的防范。因为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已赋予日本驻兵权，按照常理，此时的日本早应跳出来，但日本却一反常态，悄然无息。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如果清朝派兵，应行文知会日本。但李鸿章并不想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为中日实力此消彼长，此时的日本已远非十年前的日本了。北洋海军从1888年到1894年未添一舰，而日本海军在1890年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甚至明治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两用于海陆两军建设。日军实力远远超过了清军，李鸿章决定静观其变，谋求国际解决。

日本海军军官在讨论侵朝计划

日本方面为了倒逼清廷出兵，不断给当时身份无异于“监国大臣”的袁世凯传递假消息。日本驻朝鲜公使书记郑永邦（逃至日本的郑成功后人）多次告知袁世凯，日本最多派点警察保护侨民，不会出兵朝鲜。因为郑永邦的汉人血统，袁世凯对其是信任的，但事关国家机密，郑永邦的低级职员身份又使得袁世凯将信将疑。就在这时，一向与袁世凯交好的日本驻朝公使以及日本公署使臣山村也相继透露，日本承诺不会出兵，并暗示中国尽快出兵。出于对情报的掌握以及对自身地位巩固的需要，袁世凯极力请求李鸿章出兵。最终，1894年6月清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多人，进驻汉城以南的牙山，并知会日本。日本立即乘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兵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这时候，朝鲜内部已镇压了东学党起义和全州起义。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政府一面假意撤兵，但始终不签文件，反而抛出中日一起帮助朝鲜改革的办法，获取国际舆论支持，同时7月20日，大鸟圭介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并限朝方三日内答复，为日军留在朝鲜寻找借口。

日本公使到达朝鲜

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景福宫，扶植了以兴宣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并向清政府下了绝交书，中朝外交关系中断。清政府在诉诸英俄调解无果的情况下，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平壤之战是两国首次大规模陆地作战，双方兵力旗鼓相当。当时清军占据着平壤城的有利地形，易守难攻，而且还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支持，甚至大院君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但由于主帅叶志超临阵逃脱，掣肘清军抗敌，结果日军对平壤形成了合围之势。9月15日，日军从大同江南岸（船桥里）、玄武门外以及城西南三个方向攻打平壤，清军大败。之后的六天，清军一路溃败，最后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中日黄海海战爆发，这是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五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创，死伤官兵六百余人。之后，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准北洋舰队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日本画展中的平壤战役

取得黄海制海权，为日本攻克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扫清了障碍。平壤战败后，清军士气不振，日军则野心勃勃，甚至叫嚣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战况可想而知，10月24日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不到三天，日军就撕裂了该防线。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之后，日军继续进逼旅顺，素有“隐帅”之称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旅顺口的失陷，意味着渤海湾这一重要战略位置的失守，也意味着清政府北洋门户的洞开，京城岌岌可危。这时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清军战局更是急转直下。1895年3月9日清军辽河东岸全线溃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清政府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

威海卫东岸摩天岭堡垒

《马关条约》：中国的危局

由于日本攻陷了朝鲜，随后又在黄海和辽东、山东半岛大败清军，从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要地，使得清政府如芒在背，屡次要求同日议和。早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败后，清政府就试图联络英美俄三国向日本求和，但遭到日本拒绝。之后，清政府屡次向日求和均遭拒绝。直到1895年2月17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之日，日本才以割地、赔款为“议和”先决条件接受清政府的“请求”。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住在接引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正式开启和谈。日方以胜利者的姿态肆意对清威胁讹诈，其代表伊藤博文向李鸿章强硬表示，“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而且对条约内容“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渔翁得利，所以也极力怂恿李鸿章接受议和条件。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各列强依照片面最惠国待遇也获得了同样的在华权益，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

朝鲜和辽东半岛的重要性，对清政府是不言而喻的。朝鲜半岛的失败，迫使清政府在条约中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至此，中朝延续了千年的宗藩关系从法理上正式终结，朝鲜实现了名义上的独立。而失去了朝鲜半岛的屏障，则让中国的辽东半岛处于日本的炮火威胁之下。在甲午战争后的中日谈判中，日本要求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对于中国而言，辽东半岛卫戍京师，且是清“龙兴之地”，因此要首保辽东半岛，其次才是台湾、澎湖。最后，清政府借助俄、法、德的干涉，支付了巨额“赎辽费”才使日本吞并辽东的计划落空，但是却让中国失去了台湾和钓鱼岛，破坏了主权的完整，其遗患影响至今。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

朝鲜和辽东半岛的溃败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一下子让年收入仅为八千万日元的日本，“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从战略上对华东北、华东造成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尝到了侵略的甜头后，启动十年扩军计划，欲雪三国干涉还辽之“耻”；同时与英国结盟，开始在东亚进行新一轮的争霸战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愈发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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