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韩炳哲是欧洲（或当今世界）被最广泛阅读的哲学家之一，这位韩裔德国学者的写作在数字时代引起巨大共鸣，在全球引发现象级阅读，曾被《纽约客》杂志称为“互联网新宠哲人”。近日，韩炳哲新著《思想的调性》出版（Polity，2026），书中收录了他的三场演讲：“思想的调性”（莱比锡），“论爱欲”（波尔图），“论希望”（里斯本）。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伦理学者马特·埃尔莫尔在《新亚特兰蒂斯》杂志发表了一篇书评。
埃尔莫尔说，这位哲学家并不追求一个更强大的自我，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超越自我的道路——另一种栖居于世界的方式，融合德国浪漫主义理想与东方思想。如韩炳哲在新著中所说：“如果把我的思想比作一个水果，那么它的果皮和果肉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而种子，则是远东的。”
韩炳哲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早年在高丽大学学习冶金，来到西德后，这个工科生却被更古老的德国，也即拥有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的德国所吸引，于是转攻哲学。
如今韩炳哲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晨，在柏林的公寓里，先在施坦威三角钢琴上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他说钢琴就是自己的转经轮，转着转着，思想就会翩然落下。他则用一声轻轻的“谢谢”回应。房间里空空荡荡，除了钢琴就是一张新艺术风格书桌。他每天就往返于钢琴与书桌间，得有二十次——每到词穷时，便回到巴赫那里。埃尔莫尔认为韩炳哲不是那种上个世纪人们推崇的哲学家。他不构建体系，不提供纲领，不发动革命。他的著作当然毫不留情地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但并非以批判告终；它们植根于一种更深层的美感、友谊和超越——这些主题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
二十多年来，韩炳哲塑造了一种与他的关切相称的写作形式：简短凝练，行进而非论证。他的著作常常回到同一个问题，仿佛是对同一主题的变奏：在数字时代，自由变成了什么？在其代表作《倦怠社会》（2010）中，韩炳哲指出：当代世界的权力是以点赞的形式从内部施压，用户数量远超任一国家人口的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人们的注意力，但不会让人感到压迫，而是让人感到诱惑，认为充满机会。于是人们有了“必须表现好”的强迫感，且无法忍受失败。我们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比任何监工都更狠地驱策自己。一旦达不到目标，就会跌入自我评判，甚至自我羞辱。韩炳哲指出，这就是权力的一种更有效的运作模式：不是强制，而是习惯的自动化，“绝对权力在自由与服从完全重合的那一刻实现”。
那么，有办法逃离这种数字统治吗？斯多葛式的自控肯定是行不通了，韩炳哲从禅宗思想出发，反其道而行之，描述了一种“无住”的艺术，不是从世界撤离，而是放开“我执”。西方思想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居所、家园，一个我得以拥有自我并使世界成为我的地方——开始让位。用韩炳哲的话说，人学着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客人。佛教的“空”，是一种释放：一个不再捍卫“我是”的自我，让事物如其本然。
过去十年间，韩炳哲频繁描述与“物”的相遇：昏暗店铺里的一台点唱机、冬日里的花园、一台被小心呵护的相机。《大地颂歌》描绘照料植物的劳作，《近景中的模糊》回忆了和学生一起拍摄电影的经历，镜头、道具和灯光仿佛是可感知的伙伴，而非有待掌控的工具。如上种种可触可感者，都成为韩炳哲所谓“面对面之物”（Gegenüber）：那些要么对我们有所要求，要么抗拒轻易使用，从而将我们引出自我的事物。
智能手机侵蚀自由，不是因为它侵犯了我们的私人空间，而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私人世界的感觉：一切都在为我而存在，顺滑且随手可得，由点赞和算法匹配排序。越是沉浸于数字化交流，就越是会陷入一种完全围绕自我组织的生活。世界降格为数字化的幻觉。
而他者，正是抗拒顺滑之物，是无法被无剩余地还原为我的欲求之物。韩炳哲说自己的哲学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他者的消失：个体向内封闭，无力以爱欲所要求的方式与他者建立连接。缺乏“面对面之物”，就只能不断退至幻觉自我。
韩炳哲喜欢说，“自由”（freedom）与“朋友”（friend）是同源词——根源于*pri-“去爱”。一个人无法独自自由。自由源于脆弱。它不是始于掌控，而是始于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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