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治国：一是不相信灾情，二是怪老百姓对外国人“啥话都讲”

1943年河南发生严重灾害，加上汤恩伯等人巧取豪夺，饿死了很多人，到处逃荒的人们。但是，汤恩伯等人对灾情隐瞒不报。美国记者白修德和哈里森•福尔曼前往河南灾区采访，然后将情况发表于美国的《时代周刊》，率先在国际上报道了发生于河南的悲剧，灾情才公知于天下。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终于从国外的报道知道了河南的灾荒。他们是什么态度呢？白修德回忆：

“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我几乎像发疯一样地奔走呼号:‘老百姓正在饿死！老百姓正在饿死！’要不是河南省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使美国的新闻界意外地行动起来，我也许会继续毫无效果地大声疾呼下去。我迫不及待地要从灾区把消息发出去，所以我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同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 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篇报道使她十分恼火。她要求我的发行人（即《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把我解职，但他拒绝了，为此我很尊敬他。”

宋美龄的第一态度，是要把报道河南灾荒的记者解职！

蒋介石知道不知道河南的灾情呢？知道又不知道。白修德说：

“在重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也不了解河南发生的事情有多大规模。那时，河南的各级官员为了掩盖灾情真相，在送往重庆的报告中都是轻描淡写的，连蒋介石最多也只知道缺乏粮食，为此他拨出了两千万元法币。”

两千万元法币是什么概念？麦收后即使是平价，也只能买200万斤小麦，在麦收前灾区只能买67—100万斤小麦。对于3000万灾民来说，即使不被贪官污吏贪污的话，一人只能分到几两，完全是杯水车薪。而且多数救灾款被汤恩伯等人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根本没有下发。

白修德和福尔曼发出报道后，一夜之间“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白修德后来说：“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我通过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我也报告了美国大使馆。我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如果不是我说谎，那就是别人在对我说谎)。我向中国徒有虚名的立法院院长请求帮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采取行动。四川省主席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也这样告诉我。我花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

蒋介石见白修德，是白修德和福尔曼被河南的灾情深深震撼了，有感慨于河南当局的不作为，而主动要求向他汇报河南的灾情的。那么，蒋介石见到白修德是什么态度呢？白修德回忆：

“蒋介石在他的办公室里接了我，见面时他直挺着瘦长的身子站着，面色严峻，呆板地伸出手来，表示欢迎，然后坐在靠背椅上，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听我申述。我谈了饿死人的情况，谈了捐税，还谈了敲诈勒索。他否认政府正在向农民征收捐税，说他已经下令对灾区豁免捐税。我引用了农民的话，于是他对一名助手说:‘他们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就把人吃人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曾亲眼看见野狗在路上吃人。他又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把他将住了。我曾意识到我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所以我请哈里森·福尔曼陪我同去:他有关于灾情的照片。

我在同蒋委员长谈话时:福尔曼在外面的接待室里怒不可遏。当委员长不承认野狗吃人的事时，福尔曼被叫了进来。他的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从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委员长在询问照片是从哪里拍摄下来的时候，他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种神经性的痉挛。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小拍纸薄和毛笔作了记录，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他要我们向他提供一份完整的报告，不要漏掉任何名字。 他用一种也像在对自己重述一件事实那样的平板语气说，他已经嘱咐军队要把粮食分给老百姓。接着他向我们表示感谢。 他对我说，我是个比他‘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我进去后20分钟就被送了出来。”

面对灾情，蒋介石一是不相信，知道看见照片才“眼见为实”；二是怪老百姓对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最后，还真的人头落地了。不过，白修德说：“据我所知，人头的确落了地。我想是以洛阳电报局里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种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

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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