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从洪武年间一直活动到晚明的集团,最先该留下什么?不是口号,而是一张名册。
按照流行的说法,这个集团先是诱使朱元璋杀掉开国武将,接着操纵南北榜,等朱允炆登基,又通过提高文官品级、减少江南赋税来实现接手, 到了宣德、正统的时候,它还阻止下西洋,把海外财富交给东南商人,故事从洪武一直讲到万历,前后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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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当我们真的去寻找这个集团的成员时, 名单一直列不出来。
先讲讲朱元璋诛杀功臣这件事,胡惟庸案件之后,中书省以及丞相就被废除了, 六部直接就听从皇帝的了,而掌管全国军政的大都督府,也被拆分成了五军都督府, 文臣没有了统合六部的宰相职位,武将也没有了集中军权的机构,经过清洗之后,权力流向就很清楚了,它没落到哪个文官组织手里, 而是汇聚到朱元璋手里,胡惟庸本人就是文官政府的最高负责人, 如果把他的覆灭解释成文官借刀杀武将,那首先就解释不通为什么这把刀也把文官的制度中心给砍掉了。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好像更像是一条线索,会试录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来自北方,北方的读书人一群群提出疑问,朱元璋让人去复查,最后自己又另外弄了一榜, 地域失衡是事实,考官是不是偏心也还可以讨论,但从南方考生占满名额到浙闽赣集团组织作弊,中间还缺少一段关键证据,谁和谁结成组织,怎么一起做决定,又怎么输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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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说法里,证据经常被反过来用,某个地区得到好处,那么当地人就被认定成政策的策划者,一旦策划者的身份确定, 这一次得到的好处又被拿来证明集团早就存在,受益的结果和组织的行动,就这么被悄悄弄成一件事。
建文新政是比较容易让那种说法显得靠谱的部分,朱允炆确实对文人很尊重,把六部尚书升到正一品,用推荐来补充科举,还减少了苏州、松江一带长期过重的田赋, 文臣地位提高,江南部分地区得到好处,这些都不用回避。
可在同一项新政里,还有合并州县、撤掉巡检司和河泊所、裁掉大批多余的人员,连府州县学的训导都裁掉了一百零四人, 它带着很浓的尊儒复古色彩,也为削藩和纠正洪武政治服务,把其中几项有好处的政策挑出来,能说明建文帝依靠儒臣,但证明不了这些儒臣已经和后来的海商、地主、学阀组成了一个跨时代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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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去看,下西洋也没有提供稳定的集团控制线,朱高炽登基后就停止宝船活动,朱瞻基之后又恢复远航,宣德5年又让郑和、王景弘出使,宣德9年王景弘出使到底算不算第八次大规模下西洋,史料和研究还有分歧,航海政策一会儿开启一会儿停止, 是受皇帝意志、财政负担、北方军事以及朝贡目标一起影响的,如果一个集团已经牢牢掌控朝廷,那可就很难解释政策为什么还能重新启动。
当然,东南地区的力量并不是虚构的,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手工业、商业、教育还有科举优势不断扩大,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深度卷入海外贸易之中, 官员、地主、商人之间确实有可能通过同乡、师生、宗族以及姻亲形成利益网络。如果把明代政治仅仅写成皇帝和孤立文官的争执,那也会漏掉官员背后的社会基础。
但后期出现的真实力量,不能直接搬回洪武初年,充当一切事件的幕后主角。胡惟庸、刘三吾、建文儒臣、三杨、刘大夏和晚明江南士绅,处在不同年代,面对不同皇帝,政策目标也彼此矛盾。只有先给他们套上同一个名称,他们才会看起来像同一群人。
所以,这套叙事最精巧的地方, 不是凭空搞出东南优势,而是把后来形成的优势提前了一百多年,接下来,凡是南方受益、文臣得势、远航停止,都算到同一笔账里。
一张真实的集团名册,得留下成员、关系和共同行动,一个只在政策结果符合叙事时出现、政策反复时就消失的集团,延续下来的怕不是组织, 而是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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