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撒切尔夫人传》《英国工业史》《撒切尔时代》《卫报》《经济学人》《英国工会运动史》《不满之冬：英国1978—1979》《大罢工：1984年英国矿工抗争实录》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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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8日，伦敦，丽兹酒店。
上午11时45分，一条消息从这栋维多利亚式建筑里传出，随即被英国各大媒体同步滚动播出——撒切尔夫人，因中风，在这里去世，享年87岁。
按照惯例，这样的时刻，整个国家应该陷入某种安静的哀痛里。
旗帜降半旗，媒体换黑色版头，政客们发表措辞得体的悼念声明，普通民众或许在家里沉默片刻，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伦敦西区的街头，香槟瓶被一瓶接一瓶地打开。
布里克斯顿广场上，人群聚集，音乐响起，有人跳舞，有人举着手写的标语，笑得毫无掩饰。
南威尔士的小镇上，酒吧里的老矿工把最后几枚硬币拍在吧台上，点了一杯久违的啤酒，没有说话，只是坐着，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转动。
格拉斯哥的街角，有人燃放了烟花，在那个阴沉的春日傍晚，火光照亮了一张张复杂的脸。
与此同时，英国互联网上，一首来自1939年百老汇音乐剧《绿野仙踪》的老歌——《叮咚，女巫死了》（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被数以万计的英国网友疯狂购买转发，在短短几天内从榜单末尾直冲前五，最终稳稳落在英国单曲周榜第二名的位置。
BBC因此陷入了一场罕见的公共争议：这首歌，要不要在官方榜单节目里播出？
与此同时，伦敦另一边，也有人走上街头，手持鲜花，表情肃穆，为这位前首相默哀致敬。
两拨人，两种气氛，同一片土地，同一个下午，泾渭分明，互不相融。
这道景象，让许多旁观者困惑——一个带领英国走出经济泥潭、被西方盟友尊为铁腕领袖的女人，何以在死后迎来如此撕裂的反应？
那些走上街头的人，心里藏着的，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说起。
从1925年英格兰林肯郡一个叫格兰瑟姆的小镇，从一家杂货店，从一个父亲的一句话，说起。
【一】格兰瑟姆的杂货店女儿
1925年10月13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出生在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镇。
这个地方在英国地图上不算显眼，镇子不大，人口不多，工业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掌故。
但就是从这个普通的林肯郡小镇，走出了一个日后让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忽视的女人。
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镇上的杂货店老板，也在地方议会任职。
家境谈不上富裕，但在小镇中产阶级的圈子里算得上体面。
家里的生活有一套固定的秩序——没有中央暖气，没有热水器，洗澡要自己烧水，吃饭讲究不浪费，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有交代。
这不是穷，是一种对资源的高度尊重，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阿尔弗雷德信奉卫理公会，在他的世界观里，勤劳是最高的美德，节俭是做人的本分，靠政府救济是羞耻的事。
这套价值观，他不是用说教来传递的，而是用每天的日常生活，一点一滴地灌进了小玛格丽特的脑子里。
玛格丽特后来在自传《通往权力之路》里写道，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要做对的事，即使没有人喝彩。"
这句话成了她一生的信条，在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里，每一次她做出那些众叛亲离的决定时，这句话都在她脑子里以某种方式回响着。
玛格丽特在格兰瑟姆公学完成中学学业，成绩出众，被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录取，主修化学。
在牛津读书期间，她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协会，并在1946年至1947年间担任主席——这个协会在那个年代极少由女性出任主席职务。
政治的种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悄悄发了芽。
1947年，她从牛津毕业，取得化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一家名为BX Plastics的公司担任研究员。
工作之余，她开始系统学习法律，并多次尝试参加议员选举，在埃塞克斯郡的达特福德选区接连两次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出战，均未能获胜，但她的表现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
1951年12月13日，玛格丽特与商人丹尼斯·撒切尔结婚，从此改姓撒切尔。
丹尼斯家境殷实，这段婚姻给了玛格丽特更充裕的财力支撑，让她得以继续完成法律学习，同时专注于政治生涯的推进。
1953年，她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专攻税法。
同年，她的一对双胞胎子女马克和卡罗尔出生。
1959年10月，撒切尔在芬奇利选区赢得议员席位，正式进入英国议会。
从这一刻起，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英国政治版图上，虽然那时还只是一个微弱的注脚。
进入议会后，撒切尔的政治立场鲜明，她坚定站在保守党右翼，反对国有化，支持自由市场，在财政问题上的发言有板有眼，逐渐积累起党内声望。
1970年，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获任教育科学大臣。
她在任期间做出了一个让她在英国历史上留下骂名的决定——取消了对7至11岁学童免费提供学校牛奶的计划，以此削减公共开支。
这一决定在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太阳报》给她起了一个称号——"牛奶贼撒切尔"（Thatcher Milk Snatcher）。
这个称号，是她政治生涯里第一次尝到公众的愤怒。
但她没有退缩。
1974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希思辞去党魁职务。
1975年2月，撒切尔在党内领导层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希思，成为英国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党魁。
这一天，英国政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没有人知道，这页纸后来会写进去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内容。
【二】"不满之冬"与铁娘子的崛起
要理解撒切尔为何能在1979年赢得大选，就必须先理解那个年代英国的处境。
1970年代的英国，有一个被历史学家反复引用的标签——"英国病"。
这个"病"，不是比喻，是真实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景象。
通货膨胀率一路走高，1975年时一度突破25%，这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积蓄在短短几年内就能缩水大半。
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厂开工不足，英镑持续贬值。
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976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金额高达23.9亿美元，这对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来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耻辱。
与此同时，工会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如同一张密集的网络，覆盖在整个英国经济体的上空。
稍有不满，罢工令就会发出，而历届政府面对强大的工会，往往选择妥协，用更多的工资涨幅和福利承诺换取短暂的平静，然后眼睁睁看着通货膨胀在下一轮谈判中把这些让步全部吃掉。
1978年末至1979年初，这种积累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酿成了战后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浪潮，历史上称之为"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
1978年12月，卡车司机率先发起罢工，要求将工资提升40%。
工党政府设定的工资涨幅上限是5%，双方僵持，道路运输一度陷入混乱，部分地区的超市货架出现空置。
随后，地方政府工人加入罢工队伍，垃圾收集停止，伦敦、利物浦等城市的街头开始出现越积越高的垃圾山，部分地点的垃圾堆放时间超过了两周，气味弥漫，老鼠出没，市民叫苦不迭。
医院辅助人员也参与了罢工，部分医院只能接收急诊，择期手术全面暂停。
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地区的殡仪馆工人和掘墓工人同样停工，导致遗体积压，无法正常下葬，这一幕成为"不满之冬"中最令人不安的画面之一。
利物浦市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下，一度租借了一艘停泊在港口的轮船，临时用作停放遗体的场所。
这些画面通过报纸和电视传遍全国，工党政府的执政形象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时任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1979年1月从加勒比海峰会返回英国后，面对记者提问，给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反复嘲笑的回答。
他说，"危机？什么危机？"——这句话他其实并没有原话说出，而是《太阳报》根据他的讲话提炼的标题，但不管真实语境如何，这几个字已经成了卡拉汉政府应对危机失策的历史注脚。
1979年3月，工党政府在不信任投票中以一票之差落败，提前大选。
1979年5月3日，大选投票日。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以43.9%的得票率赢得了339个席位，工党仅获268席。
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站在唐宁街10号门口，引用了据说出自圣方济各的话："凡有纷争之处，让我们带去和谐；凡有错误之处，让我们带去真理；凡有疑惑之处，让我们带去信念；凡有绝望之处，让我们带去希望。"
她走进了那扇黑色的大门。
英国的铁娘子时代，正式开始了。
【三】撒切尔主义：一场席卷英国的经济风暴
撒切尔夫人上台时面对的，是一个被通货膨胀、工会权力和国家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英国。
她的对策，是一整套后来被经济学界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策体系，核心逻辑来自以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撒切尔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市场能解决的事情，政府不要插手。
紧缩货币，遏制通胀
撒切尔上台后，立即将控制通货膨胀列为首要经济目标。
她任命杰弗里·豪担任财政大臣，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大幅提高利率，收紧货币供应。
1979年6月，基准利率从12%上调至17%，这是战后英国历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之一。
高利率意味着借贷成本急剧上升，企业融资难度加大，投资减少，许多本已举步维艰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轮利率冲击下宣告倒闭。
1980年至1981年间，英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GDP下降超过4%，制造业产出缩水约20%。
失业人数从1979年的130万人迅速攀升，到1982年时突破300万人，失业率接近13%，创下战后最高纪录。
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北部、威尔士、苏格兰的传统工业区首当其冲。
钢铁厂停产，造船厂关门，纺织工厂倒闭，整片整片的工业区在几年之内成了锈迹斑斑的废墟。
许多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在50多岁的年纪突然失业，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就业市场，以及一份逐渐缩水的社会救济金。
1981年3月，豪提出新一年度预算案，依然维持紧缩方向，没有任何刺激经济的措施。
消息传出，364名英国经济学家在同年3月30日联名致信《泰晤士报》，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英国经济学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公开反对行动。
他们在信中指出，政府的政策"没有理论依据，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并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与经济衰退"。
撒切尔夫人没有回应，更没有改变方向。
1981年10月的保守党年会上，她站上讲台，说出了那句此后被反复引用的话——"这个女人不会转弯。"（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台下掌声雷动。
但在那个掌声覆盖不到的地方，那些已经失去工作的人，那些在救济队伍里等待的人，心里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
大规模私有化
与货币紧缩同步推进的，是规模空前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
撒切尔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依赖政府补贴，是财政负担的重要来源，必须推向市场，让竞争机制来淘汰落后、激励效率。
从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政府陆续将数十家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其中包括英国电信（1984年）、英国燃气（1986年）、英国航空（1987年）、英国水务（1989年）、英国电力（1990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
政府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公众出售股份，吸引普通民众入市。
英国电信上市时，超过200万名普通英国人购买了股票，英国燃气上市时，一句广告语"告诉赛德吧"（Tell Sid）传遍全国，将数百万人拉进了股市。
在撒切尔的支持者看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资本民主化"进程，让更多普通人拥有了财富积累的渠道，打破了传统上只有富人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壁垒。
但批评者指出，这种私有化的实质，是将原本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资产，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转让给了能够参与市场的那一部分人，而那些买不起股票、没有闲钱投资的普通工薪家庭，则在这一过程中被彻底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为日后英国公用事业价格高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埋下了伏笔。
打压工会
这是撒切尔主义最具争议、同时也是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留下最深刻创伤的一个维度。
撒切尔夫人从上台之初，就将打压工会列为施政重点之一。
在她看来，英国的工会势力已经强大到凌驾于法律之上、绑架国家经济运转的程度，这种状况必须终结。
从1980年到1984年，撒切尔政府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工会权力的立法，包括禁止二级罢工（即对与直接劳动争议无关的企业发动罢工），要求罢工行动须经秘密投票，对非法罢工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对工会财产予以扣押等。
这些立法，从法律层面系统性地削弱了工会的行动能力。
而1984年，那一场席卷英国全境的矿工大罢工，则将撒切尔夫人与英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裂痕，彻底撕开，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四】1984年，风暴的眼睛
1984年3月，英国煤矿工人联合会（NUM）宣布发动全国性大罢工。
这场罢工，是撒切尔时代最具历史分量的一个节点，也是英国战后社会最惨烈的一次阶级对抗。
理解这场罢工，需要先理解煤矿在英国特定地区意味着什么。
在约克郡、诺丁汉郡、南威尔士、达勒姆、斯塔福德郡的矿区，煤矿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它是整个社区的核心支柱。
围绕着每一座煤矿，形成了一片生态完整的生活圈——矿工们住在矿区宿舍或附近村镇，他们的子女在矿区学校念书，他们的妻子在矿区商店购物，他们下班后在矿区俱乐部喝酒聊天。
矿井开着，整个社区就活着；矿井关了，整个社区就垮了。
1984年之前，撒切尔政府已经着手对煤炭产业进行调整。
国家煤炭委员会任命伊恩·麦格雷戈担任主席，启动了关闭亏损矿井的计划。
1984年3月，煤炭委员会宣布计划关闭20座矿井，涉及约2万个工作岗位。
矿工联合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随即宣布全面罢工。
但这场罢工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
斯卡吉尔没有按照工会内部规定举行全国性秘密投票，而是以各矿区逐步跟进的方式发动罢工，这为政府后来的法律应对留下了口子。
诺丁汉郡的部分矿工拒绝参加罢工，继续上班，与罢工矿工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越线者"（scabs）这个词在矿区成了最重的骂人话。
撒切尔政府对这场罢工的准备，远比外界看到的要充分得多。
在罢工爆发前，政府已经悄悄开始大规模储备煤炭，各大发电站的煤炭库存被提前推高到历史高位，以确保即便罢工长期持续，电力供应也不会中断。
这一策略，被事后发现的内阁文件所证实——政府早在1984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应对大规模矿工罢工的详细预案，代号"MISC 57"。
与此同时，政府动用了大规模警力维持秩序，并对跨地区支援罢工矿工的行动实施拦截。
1984年6月18日，北约克郡的奥格里夫焦化厂外，爆发了这场罢工中最激烈的对峙。
约5000名矿工试图在焦化厂外设置纠察线，阻止焦炭运输，大批防暴警察奉命应对，双方在焦化厂门外爆发了长达数小时的激烈冲突，大量矿工和警察在这一天受伤，95名矿工随后以暴乱罪被捕。
这一天，后来被称为"奥格里夫战役"（The Battle of Orgreave）。
BBC的拍摄画面经过剪辑后播出，将矿工冲击在先、警察还击在后的顺序颠倒了过来，这一剪辑问题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引发争议，成为英国媒体史上被研究最多的争议性报道事件之一。
罢工持续了整整一年，从1984年3月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
这一年里，约14万名矿工及其家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
罢工期间没有工资，工会的救济金远不够维持生活，大量矿工家庭断炊，孩子忍饥，妻子变卖家当。
矿工社区的女性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矿工妻子支持小组"，四处筹款，分发食物，用最基层的互助方式支撑着整个社区不崩溃。
1985年3月3日，在持续整整一年之后，矿工联合会宣布罢工结束，矿工们以失败告终，回到了工作岗位——如果那个岗位还在的话。
此后数年间，英国煤矿大规模关闭，从1984年的170座，减少到1994年的15座。
矿工人数从18万人锐减至不足1万人。
那些围绕煤矿生长起来的社区，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衰退——失业、贫困、毒品、酒精、精神健康问题如同多米诺骨牌，在那些曾经热气腾腾的矿区小镇里依次倒塌。
这场罢工留下的，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数字。
在许多曾经的矿工社区里，三十年后依然有人不愿触碰某些记忆，不愿说出某个名字。
那种伤，是那种不会愈合的伤。
而当1984年的内阁机密文件在三十年后陆续解密，当奥格里夫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开始被重新调查，当一份又一份当年被压下去的档案浮出水面——那些握着解密文件的人意识到，这场罢工背后，还有一些从未被公开讲述的事情。
那些事情，藏在一个个锁了三十年的档案盒里，等待着某一天重见天日，而当第一份文件被打开，看到那几行文字的人，沉默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