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鑫
编辑/余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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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元合成创始人兼CEO刘波
微元合成创始人刘波,90后,中科院博士出身,他创办的公司刚吞下了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企业——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新一轮融资,同时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后者年营收10亿元,而微元合成成立刚满四年。
这一切的起点,是2022年他转身关上中科院实验室那扇门的一刻。
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技术转让出去,企业接不住,好好的工艺到了产线上就被“省”得面目全非。“没有真正把技术价值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那索性自己干。
四年后,这家“自己干出来”的公司,成了全球唯一用生物发酵法生产阿洛酮糖的企业,还吞下了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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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自己干
2022年,32岁的刘波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那是一个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地方。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他作为课题骨干参与了十多项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国家重点专项、973项目。他所在的团队也是所里技术转化最好的团队之一,已帮助十几家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职称、论文、声望,未来的发展是很多人追求的“高速路”,但他却选择了离开。
原因说出来有些无奈——技术转让出去,企业却接不住。
技术再先进,到了工厂里,一个操作不规范,整个流程就废了。“我们所当时有一个博士后驻厂,只要他在,这个东西就能生产出来,但是他一走,产线完全瘫痪。”
前端是前沿的生命科学,涉及基因编辑、微生物重构,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20多年的认知积累。后端是传统的发酵产业,跟酿酒、酿醋一样,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凭经验、看手感。这两拨人格格不入,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你不可能让博士后一直盯在生产一线,这不是他应该发挥价值的地方。而研发与生产衔接的真空,没能把技术价值真正发挥到生产实践上。”
刘波决定自己下场。从前端研发,到技术工程化,再到最终生产,他带着一批年轻人,决心打磨出一支能从前端研发一路干到生产落地的队伍。
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也问过自己: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答案是,他不害怕失败。在中科院做科研的经历,早就教会他一件事——实验做不通是常态,做通了才是意外。做不通的时候,就重新设计方案,权衡利弊,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一个选择。选了,去试,对了就往下走,错了就换一条路。
创业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实验就有失败,但只要每一步决策都是基于当下最充分的信息做出的,那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是一种长期在实验室里打磨出来的务实——把未知拆解成变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可操作的步骤,然后动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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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拿一个亿
后来的事,更让人看不懂。
刘波创业连商业计划书都没写,已经被投资机构盯上了。彼时,合成生物赛道正热得发烫,“万物皆可合成”的口号响彻创投圈。一个中科院出来的博士团队,手里握着技术,在当时的市场里是显而易见的稀缺标的。
天使轮,18家投资机构竞争,有人直接表示想投2亿元。
换作大多数创业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多拿钱、快扩张、抢赛道——这是创业的标准剧本。
刘波只拿了1亿元。
“我们最初想找3000万元投资,先把实验室建起来,把设想验证了再说。”他说,3000万正好是建一个实验室的费用。“拿那么多钱也没用,如果花不掉,就只能存银行。”
理由就这么简单。但背后还有一层考量。
“有的投资人让我讲故事。当时有同赛道的美国公司上市,估值高得上天,他让我照着那个讲,说估值能飙得很快。”
刘波没讲。
“我从中科院出来,想的是脚踏实地,能干一番事业。用科研成果和产品说话才是负责任。我要是听他的,沉迷于讲故事,万一公司倒了呢?跟我一起出来的小伙伴,相信我们的投资人,他们怎么办呢?”
那些让他讲故事的投资人,后来他都没要。到今天,微元合成的股东里,北京国管、河南投资集团、经纬创投、深创投等,一个比一个务实。“有困难时他们会直接帮忙,公司经营从不过多干预。”
这个少拿一个亿的决策,在后来几年里被反复验证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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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元合成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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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糖的人
“万物皆可合成”——这句话在行业最热的时候被无数创业者挂在嘴边。
刘波有另一句话:“如果没有体现出成本优势,那投入巨大资源合成出来有什么用呢?”
当同行们追逐高附加值的药物中间体、昂贵化妆品原料时,刘波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听起来毫无想象空间的领域——糖。
“单价越高,市场规模越小;单价越低,市场规模越大。”他说,“国内白砂糖六七千块钱一吨,全球一年消费两亿吨。某个保健品原料一公斤可能几万块,但全球用量只有几十吨。”
他要做的是一个“大而平”的东西——阿洛酮糖。
一种天然微量存在于无花果干中的稀有糖,口感与蔗糖类似,热量几乎为零。对糖尿病患者友好,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新一代健康糖。问题在于,过去的生产方式需要两步转化,效率只有10%左右,成本太高。一杯糖水背后是天价,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刘波一步发酵法把转化效率拉到了80%——AS10菌株“吞食”葡萄糖直接转化为阿洛酮糖,分离提纯大幅简化。2025年7月,国家卫健委批准了这项技术,微元合成成为全国首家获批企业。
虽然阿洛酮糖是高新技术,但真正让刘波觉得“有意义”的,是另一件事——木糖醇。
木糖醇如今已经是众人熟知的原料,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以前是怎么生产的——用玉米芯酸碱水解,再化工加氢。
这套工艺不仅污染大,成本也极不稳定。玉米芯每年产量有限且“收储运”困难,又是农业种养、基础化工的主要原料。以往受原料供求波动的影响,木糖醇的价格经常大起大落。
“比如客户做口香糖、巧克力,今年用你的原料研究了一套配方,明年你涨一倍价,可这些产品不能天天调价,人家利润全没了。谁敢用这种价格不稳定的原料。”
全世界都在想用生物发酵做木糖醇,几十年没人做出来——因为需要结构从六碳变五碳。
刘波的团队做到了。而且做出来的方式,几乎像个故事——他们原本在做另一个产品,在设计实验时,发现这个实验过程会产生一种“杂酶”,是应该被拿掉的。结果发现,这个“废物”拐个弯,就能把底物转化成木糖醇。
“我让同事尝试,一下做通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
听上去像是老天眷顾,运气爆棚。可刘波说,撞上这样的运气,你得先有足够多的项目在跑,有足够的积累,还得有足够负责任的人始终想着这件事,才能把一个项目上的“杂活”,识别成另一个项目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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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算法”管公司
创业之后,刘波发现自己每天面对的事情变了。
以前在实验室,跟客观规律打交道——研究机理、做实验、分析数据。创业之后,每天都要跟人打交道。公司员工、投资人、客户,来来往往,应接不暇。
很多科学家创业,折就折在“管不了人”上。但刘波没有陷进去——他清晰切割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两个角色。
他说话直接,不太修饰。“你想当科学家,就留在科学院和大学。又想挣钱,又想当科学家,两头都占,很难。对支持你的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刘波的管理哲学里有一条硬原则——不设学历门槛。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足够,项目又需要他来完成,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机会?如果非要博士或硕士才能做什么事,理由是什么?回答不上来,这个原则就不成立。”
于是,公司里本科生或硕士生挑头带团队,组织研博士和博士后做研发,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
组织分工也要重新设计,管人比管实验难得多。如何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如何保持简单高效的沟通?“我们有一个底线——不允许毫无意义的内耗。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做事情,但不允许搞小圈子、搞人。”
这套管理思路——务实、扁平、去官僚化——吸引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陶勇。
2023年10月,陶勇教授全职加入微元合成,担任首席科学家。他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工程重点实验室原主任,也是刘波在中科院时的导师。
导师成了下属——戏剧性变化的背后逻辑很简单:陶勇认可刘波正在做的那件事,也认可他做这件事的方式。
让陶勇选择微元合成的,是师徒之间一种共同的理解:原来那套模式做不好,不是人的问题,是衔接问题。科研成果出了,企业接不住,沟通不了,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论文里的几张图。陶勇在美国杜邦干过,知道企业该怎么运转技术。刘波在国内一线干过,知道生产端到底卡在哪。两个人凑在一起,恰好把拼图补全了。
投资人看重陶勇的加入——“陶老师来了之后,踩坑的几率小很多。”但对刘波来说,陶勇的到来意味着一件事:他的管理方式和他要走的方向,被最了解他的人认可了。
北京卫视拍纪录片的时候,导演“使坏”,让陶勇给刘波写了一段话。刘波在镜头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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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的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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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吞象”的并购
做合成生物的人,最常挂在嘴边的是“颠覆”。但刘波心里清楚,再好的技术,如果没有产能把它从论文里拽出来,变成大罐子里的真实产量,就是空转。而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产能——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各地建起了一大批生物发酵工厂,设备还在,工人还在,但技术几十年没有更新,利润薄得像纸。微元合成自己做工厂,一个中试基地加一个生产基地,已经铺开了摊子,但要从头再建一个能接住糖醇类大宗产品的生产线,周期太长,投入太大。
他需要一个现成的、能直接嫁接技术的产能平台。而他挑合作方的标准,和他挑同事、挑投资人的标准是一样的。
“我们尽调了很多家公司。”刘波说,“最后选豫鑫,是因为它最简单。”
豫鑫糖醇1996年创立,是全球第二大木糖醇生产企业,年营收十亿元,产能数十万吨。这家企业后来被外企控股,治理结构清晰。
“最关键的是,豫鑫的两个股东对新技术非常开放,了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希望为工厂找到更好的归宿。”
谈判桌上没有互相拍桌子,没有“惊险48小时”。刘波说,“我们谈收购很简单。简单到不像一个初创公司吃掉一个体量数倍于自己的行业老二该有的剧本。”
2026年5月,微元合成宣布完成15亿元融资,并购全球第二大木糖醇企业豫鑫糖醇。
并购后,豫鑫的两个股东没走,变成上层股东。工厂运营还是原来的人主导,他们懂生产。微元合成往里面投入技术、投入新产品。微元合成其他的高附加值产品还在秦皇岛的中试基地生产,各有分工。
微元合成想做的事,是用合成生物技术去盘活一个时代的闲置产能。不只是做一家公司,而是改变一个行业的生产方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老所长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哪怕是一点点,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句话刘波记了很多年。
阿洛酮糖获批那天,刘波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了阿洛酮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糖了。想控体重的人可以放心吃甜的了。木糖醇有了生物发酵技术,成本不再随玉米芯价格忽上忽下,口香糖、巧克力企业敢放心用了。
这就是“一点点改变”。
微元合成更大的愿景,是用技术做“中国的创新原料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些食品配料跨国企业也许你从没听说过,但撑起了国内外一众食品、饮料企业背后原料供应链的隐形巨头。中国有庞大的产能、有大量的前沿科研人员,但没有一家能从前端研发一路打通到终端交付的本土企业。
“以前我们科技实力不允许。现在有庞大的产能和大批的前沿科研人员,能有机会做这件事,才最让人兴奋。”
今天回头看,他走进的是一场关于中国生物制造能不能长出自己脊梁的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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