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当了县长后看不起我，我儿子当县委书记，他连家门都没登

那年我儿子张明考上县一中，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是堂哥张建国托人捎了两百块钱来。他妈激动得直抹眼泪，说：“建国这孩子，当了官还没忘本。”我嘴上不说，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张建国是我大伯的儿子，打小就比我能耐。我们一块儿在村里上小学，他回回考第一，我永远倒数。后来他考上了中专，端上了铁饭碗，我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兄弟俩的感情，小时候一起偷瓜摸鱼，长大了逢年过节也走动。他每次回村，都要到我家里坐坐，喝碗我妈熬的绿豆汤，夸“三婶子的手艺还是这么好”。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他当上县长那年。

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换上了过年才穿的那件中山装，口袋里揣着两包好烟，在村口等了整整一上午。县里的车终于来了，黑色轿车停在村委会门口，一群人簇拥着张建国下来。他比从前胖了些，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远远看去，确实是一副县太爷的派头。

我迎上去，还没开口，他身边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就伸手拦住了我：“这位同志，请退后，县长今天行程很紧。”

我说：“我是他堂弟，他三叔家的。”

秘书回头看了张建国一眼。张建国正和镇长说话，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边。秘书又看了看我，低声说了句：“你先等着吧。”

我等了。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傍晚。那两包烟我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完了，车也开走了。张建国从始至终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更别说和我说一句话。

我回家路上，在村口碰到了老支书。老支书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铁柱啊，别往心里去。当官的人，讲究个身份。”

我不信邪。那年冬天，我妈病重，我实在筹不到住院费，硬着头皮去县里找他。县政府的大门我进不去，就在门口蹲着，蹲了三天。第四天，总算看见他的车出来，我冲上去拦，差点被保安按在地上。张建国摇下车窗，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让他走。”他说了三个字，车窗就摇了上去。

我站在倒春寒的风里，眼泪差点掉下来。后来还是村里人凑了钱，我妈才住进了医院。那以后，我再也没去找过他。

日子还得过。我儿子张明争气，从小就知道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他跟他堂伯不一样，他考的是正经大学，一路读到博士，毕业那年中央选调生，分到了省里。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三十五岁那年，成了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消息传回村里，老支书高兴得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非要放一挂鞭炮。我拦住了，说：“孩子还年轻，路还长，别张扬。”

张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县里调研。他管的不再是别处，正是我们县，就是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坐在家里，看着电视里他带着市县两级干部走村入户的画面，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穿着白衬衫，挽着袖子，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

我儿子回来了，可堂哥张建国那边，连个动静都没有。

自从张明当上县委书记，已经三个月了。张建国没来过一次，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老婆几次想让我主动打个电话，都被我拦住了。“人家是县长，咱高攀不起。”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是凉的，但也是硬的。

我儿子倒是提过几次：“爸，要不要去拜访一下堂伯？毕竟是长辈。”我说不用，你忙你的工作。张明看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没再坚持。

真正让我想明白这件事的，是上个月县里开老干部座谈会。张明主持，张建国也去了。我正好在县里办事，路过县政府大院，远远看见他们叔侄俩在院子里说话。张建国弯着腰，脸上堆着笑，跟当年在村口的样子判若两人。张明站得笔直，表情淡淡的，客气地点头，礼貌地握手，然后转身走了。

张建国站在原地，看着张明的背影，脸上的笑慢慢僵住了。

我站在围墙外面，隔着铁栅栏看着他。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站在那里愣愣的，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枯树。他忽然转过头来，看见了我，愣了愣，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村口的小卖部，买了瓶酒。老板娘问我：“铁柱哥，今天高兴？”我说：“高兴。”老板娘又问：“儿子啥时候回来？”我说：“快了，春节肯定回来。”老板娘说：“你儿子有出息，可比你那个县长堂哥强多了，人家当了大官还回村看咱们，你那个堂哥当了县长连老宅子都不认了。”

我没接话，拎着酒走了。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喝那瓶酒。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我想起小时候跟张建国一起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写作业，他把作业本借给我抄，还教我算算术。那时候他喊我“铁柱哥”，我喊他“建国弟”。后来他考上了中专，走的那天，我送他到镇上，他上了车，回头冲我喊：“铁柱哥，等我出息了，一定拉你一把！”

我喝掉最后一口酒，把瓶子放在地上，看着月亮好久。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张明的电话。他说：“爸，堂伯昨晚上给我打电话了，说想请咱们吃顿饭，您看……？”

我说：“你工作忙，没空去，就说不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张明说：“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院子里，拿起昨天那个空酒瓶，扔进了垃圾桶。门口的大槐树落了一地的叶子，秋风一卷，簌簌地响。

我忽然想起我妈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话：“铁柱，你心善，但别太善。人这一辈子，有些情分是经不起考验的。”

妈说得对。

我蹲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笑了。我儿子当县委书记，他堂伯连家门都没登，这事儿说出去，村里人没一个信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比戏文还精彩，比小说还荒诞。

不过没关系了。我儿子不用他拉，我儿子自己走出来的路，比他走得正，走得直，走得问心无愧。

晚上张明又打来电话，说下周回来，要带我去县里新开的馆子吃饭。我问他：“你堂伯去不去？”张明说：“我不喊他。”我说：“好，那爸去。”

挂了电话，我翻出那件压在箱底的中山装，抖了抖灰，挂在院子里晾着。明天太阳好，晒一晒，下周穿上去吃饭。

至于张建国，他爱来不来吧。有些门，开着的时候你不进，等你再想进的时候，门已经锁了。

我说的不是我家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