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浙江实业银行史料》、《吴国桢口述回忆》、何品《从官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商办：浙江实业银行及其前身的历史变迁》、章金萍《民国银行家李铭金融思想研究》等
部分章节内容基于史料整理，请理性阅读
1949年4月，上海。
黄浦江两岸的码头日夜不停地运转，船只进出，人潮涌动，表面上与往日并无太大差别。
但稍微留心便能发现，走进外滩那些高档西餐厅、翻开当天报纸的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神情比往日压抑许多。
他们低声交谈，目光时而扫向窗外，像是在等一个无法确定时间的消息。
这座城市正站在一个无声的历史转折点上。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
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
而在上海解放前的那几周里，金融圈内的走与留已经不再是秘密——
金融业第一流的"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先后离沪。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1887年生。
这个名字在民国上海金融圈里，从来不需要过多介绍。
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界耀眼的明星，在当时的上海资本家"喉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担任主席前后共计十二年；
他担任着当时的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一职，掌管着许多银行家都梦寐以求的内债基金保管权；
他和他执掌的银行以重视外汇业务和与外商企业关系密切著称，积累了比其他私营银行都要多的外汇；他是当时上海江浙财团中无可争议的核心。
一个在上海金融圈摸爬滚打四十年、把整个江浙财阀网络织得密不透风的人，就这样在1949年4月29日登上了离沪的轮船，悄然离开了这座他经营大半生的城市。
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将"浙实"大量资金汇往美国，1950年在香港设立第一商业银行，与国内"浙实"脱离关系，仍自任董事长。
而他留在大陆的那一切，那座座楼宇、那笔笔存款、那年年积累下来的资产，从此再未属于他。
当那艘轮船缓缓驶离吴淞口，李铭站在船舷边，望着逐渐模糊的外滩轮廓，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一走，就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上海，而他在大陆苦心经营半生的金融帝国，将以一种他完全始料未及的方式，彻底落幕。
【一】绍兴钱庄的少年，与东渡扶桑的银行梦
李铭，字馥荪，出生于绍兴银钱业的商人家庭。
绍兴风景"自古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钱铺盛行自是必然，其中尤以绍兴和宁波为甚。
1667年，北京有了钱庄业行会组织，而绍兴本地钱庄大约在乾隆时（1711—1799年）已面世，宁绍帮更是主宰了上海滩上的钱庄业。
李铭祖上三代亦皆经营钱庄，属殷实人家。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李铭从懂事起就和账本、银票、利率打交道。
账房先生怎么算账、钱庄东家怎么放息、洋行里的买办怎么谈外汇，这些事在绍兴商人家庭里几乎是日常闲话。
但李铭比他同龄的绍兴少年想得更远——他看得出来，旧式钱庄那套路子已经在走下坡路，真正掌握金融命脉的，是那些拥有现代银行制度的人。
李铭先入私塾学习，15岁时进入杭州教会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于1905年赴日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读银行学专业，并到横滨正金银行实习。
1905年，18岁的李铭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那一年，中国刚刚废除了科举制度，整个社会的精英路径还没有形成新的共识，大多数有志气的年轻人还在摸索方向。
李铭选择的是日本，选的是银行学，这条路在当时看起来既冷僻又超前。
横滨正金银行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国际汇兑银行，专门办理对外贸易结算和外汇业务，是那个时代亚太地区外汇业务的核心机构之一。
李铭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段职业启蒙——
他不只是读了课本，而是真正摸到了现代银行业的核心运作逻辑：外汇、信用、资产证券化。
这些概念从实习期间就深深刻进了他的思维方式里，并在日后成为他建立浙江实业银行独特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1910年毕业回国，在浙江银行任稽核。
1912年浙江银行改组为拥有发行钞权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任总协理。
1915年浙江银行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任上海分行经理。
回国之后的李铭，第一步棋就走得非常老到。
浙江银行于1912年易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拥有发行省钞权，资本总额为300万元，但实收额72万元，其中官股占了47万元。
银行的总经理一职由朱葆三担任，总协理一职拟由在清理银行旧债时崭露头角的李铭担任。
李铭竟放弃杭州总行总协理一职，而愿就上海分行副经理之席位。
他认为，当时该行一切行务均由省府一手操纵，要有所作为颇为不易，唯外商银行云集的上海滩才是银行家一展宏图的地方。
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像是一步退棋。
放着总行的高位不要，跑去上海当一个分行副经理，体面上差了不少。
但李铭的眼光看的不是眼前这点位置，而是上海这个地方本身的量级——李铭放弃在杭州总行任协理而愿就上海分行经理，这是他日后在上海金融界创业的关键。
事实证明，这一步棋的价值，比任何一个杭州总行的头衔都要值钱得多。
到了上海之后，李铭立刻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外滩那一排建筑气派非凡，洋行林立，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每一家背后都是庞大的国际资本网络。
中资银行在这里要生存，就必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既不能跟外资银行硬碰硬，也不能只靠着官股的保护混日子。
李铭选择了第三条路：用关系网络来撬动资源。
1915年，李铭积极响应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所创议的同业聚餐会，抓住本国银行在上海的高层每天中午一次聚餐的机会，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信息共通。
同时，李铭还以此为契机，逐渐与志同道合、具有现代金融知识的高层管理者，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抑扼、总经理徐新六，大陆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一起，形成一个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塔尖"关系网。
这顿饭局，在民国金融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一餐饭那么简单。
之后，更是借助同仁中的学缘、友缘等关系扩展到全国银行界，以此产生了一个以李铭等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江浙财阀"。
凭借"宝塔"中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李铭曾多次当选为银行公会主席。
1918年7月8日，这张关系网正式有了制度化的外壳。
公共租界香港路34号寓所人头攒动，上海银行公会在此正式宣告成立。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12家银行为其首批成员。
宋汉章、陶蓝泉、盛竹书、倪远甫、李馥荪、陈光甫、孙景西为董事会七董事，并选富有丰富经验的宋汉章为会长，活动能力极强的陈光甫为副会长，来上海滩不过数载春秋的李铭当选为书记董事。
从一个留日归来的年轻人，到坐上上海银行公会的席位，李铭用了不过十三年。速度之快，在那个时代的上海金融圈里并不多见。
【二】从总经理到"江浙财阀核心"：浙江实业银行的崛起之路
1923年，是李铭人生轨迹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这一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官商矛盾终于走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民国12年官商分营，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原名一劈为两，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前者总行在杭州，后者总行在上海。
这样，李铭为总经理的浙江实业银行从此在上海崛起。
1923年4月23日，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
实收资本为180万元，随后又补足为200万元。
第一届董事会推举胡济生为董事长，李馥荪为总经理。
1927年，李馥荪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浙江实业银行成立之初，上海的金融圈里已经高手如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长袖善舞，靠着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和"旅行支票"等创新业务迅速扩张；
浙江兴业银行背靠浙江铁路公司起家，资本雄厚，扶持民族实业的名声在外。
面对这两位强劲对手，刚刚独立门户的浙江实业银行打算怎么走？
李铭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对手的答案：专注、克制、做精不做大。
李铭崇尚实际，不尚浮夸，在浙江实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方面，他事事精打细算，不讲排场，强调经营管理的目的一切在于能否赚钱。
在经费开支方面，浙江实业银行力尚节俭，李铭等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不事奢华，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开支大大低于其他银行。
浙江实业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购置汽车，总经理李铭自备车上下班，副总经理陈朵如则自雇人力车接送。
银行老板自备车上下班——放在今天，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这恰恰是李铭管理哲学的具体体现：钱要花在刀刃上，内部排场越省，外部竞争越强。
他把节省下来的资源，全部压在了两个核心方向上：外汇业务，以及与外商企业的往来。
在他主持下的浙江实业银行做洋商户头，早期以德商为主，后期以美商为主，与英商也有一定往来。
著名的德商在华企业如礼和洋行、美最时洋行、西门子电机厂、爱礼司肥田粉厂、谦信药厂、德孚颜料行等均与他往来密切。
他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的关系更为密切，先为电话公司发行债券，继又为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并作了大量投资和巨额贷款。
到抗日战争胜利，电力公司与银行往来，战前以汇丰银行为主，这时以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为主。
该公司每日收下电费现款颇巨，全部集中在浙江实业银行，占了该行存款中很大比重。
李铭曾得意地对左右说："这是浙江实业银行开办以来的黄金时代。"
这种专注外汇、深耕洋商的策略，让浙江实业银行在当时众多中资银行中走出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路线。
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走的是"大而全"，分支机构遍布各地；
浙实与上海两家银行经营风格迥异，以致李铭戏称陈光甫的银行"乱哄哄，像商场"，嫌其规模过大，而陈光甫则反唇相讥，说"馥荪办银行是绍兴人的小气派"，嫌其过分拘谨。
两个人互相嫌弃，却都做成了大事。
外汇业务上的积累，让浙江实业银行握有了其他中资银行难以比肩的硬通货储备。
浙江实业银行由于注重外汇业务和与外商企业往来，积累了比任何私营银行要多的外汇。
这个特点，在1948年金圆券风暴到来之前，是李铭最大的底气；但在风暴真正到来的时候，却也让他身陷了极度危险的处境。
人员管理上，李铭同样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浙江实业银行的员工队伍非常精干。
成立之初，仅有员工200余名，以后银行规模虽不断扩大，但全部员工总数也不过480人。
同时，浙江实业银行非常强调员工的素质，雇佣员工均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行内不兴裙带关系，李铭等高层领导也没有利用权力在行内安插自己的亲属。
480人的班子，撑起整个浙江实业银行的运转——放在当时动辄上千人的大银行面前，这个数字确实像是"绍兴人的小气派"。
但也正是这种克制，让浙江实业银行的资产利用效率始终保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准。
除了银行本业，李铭还把手伸向了更宽的实业领域。
1932年出面组织国民实业银团，收购杭州电厂，组成杭州电力公司，担任董事长。
1934年浙江实业银行投资创办上海鼎新纱厂。
金融资本渗透实业，实业反哺银行——这套玩法，李铭比很多同时代的银行家都玩得更早、更系统。
1926年起连续9年担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委员、主席。
这九年，是浙江实业银行高速积累的九年，也是李铭在整个上海金融界影响力到达顶点的九年。
他一边在行业公会的位置上主持大局，协调各家银行的利益关系；一边在浙江实业银行内部稳稳地推进着自己那套"重质不重量"的经营路线。
在这个阶段，李铭与张嘉璈、陈光甫、钱新之并列，被称为江浙财阀的四大核心人物之一。
【三】夹缝中的生存：孤岛岁月、金圆券风暴，与最后的离别
1937年之后，李铭的处境急剧复杂化。
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在那个秋天迅速沉入战火。
国民政府相关机构纷纷西迁，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于有列强的背书，形成了一块特殊的"孤岛"地带。
孤岛时期，指的是抗日战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因上海市中心为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和上海法租界，而日本因未准备好和欧美各国开战，所以日军尚未能进入，若进入即视为战争行为，因而形成四周都为沦陷区所包围的情形，形似"孤岛"。
这个"孤岛"，把上海的金融业逼进了一种极度扭曲的生存状态。
租界内的银行还在正常运转，但周边全是沦陷区，资金进出、业务往来全都受到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汪伪政权开始在上海频繁活动，对租界内拒绝合作的金融机构和人物施加压力。
李铭拒绝合作。
抗战爆发后，再次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
1940年被汪精卫政府通缉。
被汪伪政权通缉，意味着留在上海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1940年前后，租界里的暗杀、绑架事件频繁发生，日伪特务针对拒绝就范的工商界人士几乎无所顾忌。
李铭身处旋涡中心，处境之危险可想而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手的是美国人。
1941年3月，被美国驻沪领事馆秘密转移到美国纽约，继续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
从上海到纽约，美国领事馆出面秘密安排——这个细节本身就极为耐人寻味。
这说明，在当时中美双方的战时利益框架下，李铭这样掌握大量外汇资产的中国民营银行家，已经被列入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名单"。
留美期间，李铭并未停止金融活动。
1944年，李铭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张嘉璈、陈光甫一起与美国金融实业界资本家进行多方面的接触，研究对华投资问题。
1945年8月，李铭代表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联合美国"李门兄弟"、"拉柴兄弟"两投资银行以及通用电气、通用汽车两家制造公司合资组建的"中国工业投资公司"正式在纽约成立，李铭出任经理。
这家公司的背景极为强大——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加上两家华尔街投资银行，搭上中国方面最重要的两家私营银行家代表，李铭在这里看到的是战后中国重建的巨大商机，也是他将外汇优势转化为对美资本合作的战略布局。
然而抗战结束、回国之后，李铭满怀期望的宏图，一步步被现实撞碎。
1946年，李铭回到上海，仍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业公会理事长。
1947年春，他被国民政府派任"输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战后的上海，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失控，法币的购买力一天比一天惨淡，各种管制措施接连出台，却无一奏效。
李铭眼睁睁看着这台机器在加速损耗，却无能为力。
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正式爆发。
8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金银、外币。
李铭以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兼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金圆券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处分令颁布的第二天，李铭等数十名上海银钱两业的头面人物被请到南京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亲自接见李铭等人，重申各大银行应立即将全部所存外汇及黄金上缴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
李铭与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等人紧急磋商，最终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中央银行。
但这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李铭人生中最险峻的一段。
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铭就在此时突然被逮捕，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000万美元的外汇。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到南京亲自向蒋介石替李铭澄清，吴告诉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000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这段历史极其关键——上海市长专程进京替一个银行家辩冤，才把他从拘押边缘拉了回来。
蒋介石听完吴国桢的陈述之后，只是表达了"惊讶"，随即收手。
但这已经足够让李铭彻底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了：在权力的夹缝里，哪怕你掌管着全国最大的私营外汇资产，也随时可能因为一纸荒谬的指控而倾家荡产。
短短的七八十天，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官僚豪门外，都是币改的牺牲者。
金圆券很快崩溃，所有上缴的金银外汇被国民政府带走，换给民间的纸票迅速变成废纸。
除了收获金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各个阶层的关系已经破产，尤其是他曾经的支持者。
从北伐到抗战成功，蒋介石的成功总被认为离不开浙江财阀支持，这一说法最早由日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
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晚期尤其金圆券事件后，银行家与政府关系开始若即若离甚至走向对立。
与此同时，军事形势的走向已经无需再判断。
淮海战役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明白大势已定。
1948年11月，李铭辞去了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和其他所有职务，1949年4月29日离开上海，到香港定居。
李铭走的时候，浙江实业银行在大陆的一切还没有彻底尘埃落定。
那些资产、那些不动产、那些年年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还留在原地，等待着一个还不确定的结局。
而就在他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开始筹备新银行的这段时间里，大陆那边，发生了一件他完全无法左右、却将彻底终结他金融帝国的事情。
那份决定一切走向的文件，就摆在上海市军管会的桌面上——而当时的李铭，甚至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