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强大脑”加上印度“世界工厂”？两国拟合力颠覆全球AI供应链

关键信息：

• 印以合作不止防务，关键在共建制造技术与供应链
• 两国已签投资协定并启动自贸谈判，卢比结算也已推进
• 印度制造有规模却缺软件传感，以色列创新强但缺量产
• 双方在电气设备、自动化和机器人上互补，可共研共制
• 中东欧经济走廊仍在规划阶段，难作为合作成立前提

超越防务：为什么印度和以色列应共同建设未来工厂

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通常被概括为防务销售、情报共享和农业技术转移。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并不完整。它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可能性：两国最持久的战略趋同，或许在于共同开发将定义21世纪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包括重型电气设备、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

与防务合作不同，这类产业合作并非一次次采购驱动的交易关系，而是会嵌入双方的供应链、资本流动和劳动力生态之中，因此更难逆转，也更具战略价值。

地缘经济背景

疫情之后，尤其是2022年后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让一些原本普通的工业投入品——如半导体、机器人、电网设备和工业软件——转变为国家施政工具。各国政府在优化供应链时，考虑的不再只是成本，也包括韧性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印度财政部近期的一份评估警告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供应链武器化，正对经济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评估呼吁更快采取政策行动和结构性改革，以增强韧性并维持长期增长。

这正是“友岸外包”逻辑的体现，也是印度在电子、通信设备和先进制造等领域推行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的背景。

在这一环境下，尽管地区局势动荡增加了复杂性，印度和以色列仍在有意识地加强经济趋同的制度基础。两国政府于2025年9月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以保护并鼓励双向投资流动；又于2025年11月签署谈判范围文件，启动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相关谈判延续至2026年，印度总理莫迪还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公开呼吁尽早完成谈判。

2026年1月，印度国家银行推动建立与以色列的卢比结算机制。这一步幅度不大，但在象征意义上十分重要，意味着双边贸易开始尝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延续至2027年的印度—以色列工业研发与创新基金也在继续为联合技术项目提供支持。

不过，这一关系并非毫无摩擦。双边货物贸易额（不含防务）已从2023—2024财年的约65.3亿美元降至2024—2025财年的约37.5亿美元。两国政府都将这一下降归因于中东冲突升级后地区安全局势恶化以及航运线路受干扰。

一些国际投资基金也因加沙战争而减少了对以色列资产的敞口。要客观看待这一伙伴关系的潜力，就必须同时看到这两点：制度层面的推进确实存在，但地缘政治波动也是现实约束，而非无关紧要的注脚。

印度制造业基础：有规模，缺纵深

印度在重型电气设备领域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可观。印度重型电气有限公司、西门子印度、ABB印度、CG电力、日立能源印度、施耐德电气印度、拉森—图布罗、哈维尔斯和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较大的本土电气设备制造体系之一，其背后还有庞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网络支撑。

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按照不同统计口径，印度工业机器人市场在2025年的规模约为33亿至49亿美元。大多数预测认为，到2030年代初，这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0%至14%。更广义的工业自动化市场，也预计将从约36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代中期的100多亿美元。

印度在2023年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创下新高，跻身全球前十市场之列。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印度也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机器人密度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汽车和电子行业构成了这类需求的主体。

但其结构性弱点在于，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进口驱动。印度在成品机器人方面仍高度依赖日本、德国和韩国；而在机械硬件之上的高附加值环节——如机器视觉系统、伺服驱动器、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工业人工智能软件以及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更为明显。

印度制造业擅长规模化生产、组装，并且在中端零部件制造方面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决定工厂究竟只是“自动化”还是“真正智能化”的软件和传感层面，尚未建立起与之相称的基础。

以色列创新基础：有纵深，缺规模

以色列的情况几乎正好相反。其工业4.0生态中已有200多家公司活跃于运营优化、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机器人和工业网络安全等领域。过去十年，这一板块持续吸引风险投资。

以色列企业3D Signals据称通过将生产线监测数字化，显著减少了工厂的非计划停机时间。RGo Robotics、Kitov和Frisimos等公司，则分别专注于机器人感知、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和自动化线缆装配。

工业品出口占以色列货物出口的大多数，这反映出其经济更偏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生产，而非大规模制造。

而以色列所缺乏的，恰恰是印度拥有的优势：低成本工业用地、庞大的制造业劳动力，以及足够大的国内市场，能够让一项技术在反复部署中逐步成熟。以色列企业往往会遇到一个上限：即便某项传感或软件创新具有显著突破，也难以在本国完成足够规模的制造、部署和迭代，从而与东亚和欧洲的既有竞争者抗衡。

互补性的逻辑

这正是两国趋同的核心理由：印度提供规模、部署场景和制造深度；以色列提供将传统设备转化为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软件、传感和人工智能层。

两国的比较优势并非彼此替代，而是相互叠加。一个由双方联合开发的变压器或开关设备系统，如果嵌入以色列的预测诊断软件，再以印度的规模制造出来，其全球竞争力将超过任何一方单独打造的产品。而由此形成的知识产权，也将不同于简单授权安排，是真正的共同拥有。

这一逻辑在三个领域尤其明显。

重型电气设备方面，印度的电网现代化和可再生能源并网计划，需要越来越复杂的保护系统、数字化变电站和预测性维护平台。恰恰在这些领域，以色列的工业人工智能和传感企业已经展现出优势；而在印度本国设备产业中，这些环节目前又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

工业自动化方面，随着印度制造商面临更高的工资成本和更严格的出口质量认证压力，市场需求正从基础流水线自动化转向由人工智能驱动、传感能力更强的系统。由双方联合开发的平台，如果把以色列的机器视觉和控制软件与印度的制造和集成能力结合起来，也有可能带动印度目前几乎尚不存在的伺服电机、控制器和工业通信硬件本土零部件生态。

机器人方面，下一代工业机器人的决定性因素将不再主要是机械工程，而是感知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这正是以色列的核心强项。与此同时，印度在制造业、物流、农业和基础设施巡检等场景中的部署规模，是任何以色列企业在本土都无法获得的。一些军民两用应用，如自主巡检和危险环境机器人，也对两国都具有安全价值。

制度架构及其局限

两国政府已经拥有可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支持联合研发的印度—以色列工业研发与创新基金、2025年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正在积极推进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延伸出面向具体行业的机制，例如设立专门的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创新基金、建立联合标准与认证框架，并在印度工业走廊内建设与以色列科研机构以及与以色列理工学院或特拉维夫大学相关初创企业正式合作的制造集群。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常被视为这类合作的连接性基础设施。从长期看，它确实有其现实逻辑，包括降低物流成本，并为绕开苏伊士运河瓶颈提供替代方案。

但若作出诚实评估，也必须指出，到2026年为止，这一走廊仍处于可行性研究和规划阶段，尚无具有约束力的融资框架，也没有覆盖整个走廊的明确建设时间表。而其核心前提——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关系实现持久正常化——又因持续的加沙冲突而变得更加复杂。

走廊概念之外，一些国家层面的单独项目，例如海湾地区的港口和铁路工程，仍在各自推进。政策制定者应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视为有利但并无保证的助推因素，而不是印度—以色列产业合作赖以成立的基础。即便这一走廊推进受阻，印度与以色列的产业合作逻辑本身依然成立。

实现战略伙伴关系的下一阶段

最稳固的伙伴关系，很少仅靠防务采购维系。真正持久的关系，往往建立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轻易替代的产业相互依存之上。印度的制造规模与以色列的创新纵深，在重型电气设备、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这些将决定全球制造业下一阶段竞争力的领域，具有结构性的互补关系。

这种趋同的制度基础已经存在，而且仍在持续加强，尽管地区局势波动在短期内给贸易带来了复杂影响。如果双方能够有意识地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推进，通过联合基金、共址制造集群和共享知识产权等方式深化合作，两国就有可能在当今全球秩序已无法再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类制造能力上，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伙伴。

作者：亚什万特·辛格

来源：Beyond defense: why India and Israel should build the factorie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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