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军将领柏辉章八年抗战浴血杀敌,弟弟牺牲,起义后为何建国后仍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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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①百度百科·柏辉章词条;②维基百科·柏辉章、遵义会议会址;③抗日战争纪念网·《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贵州将士》(南明区地方志办公室查证,2002-2003年);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⑤《播州柏氏三杰》相关史料文献,遵义市地方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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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夜,贵州遵义城内,子尹路上一座气派的二层小楼里灯火通明。

二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木桌前,地板上的炭火盆烧得正旺。

窗外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在寒风里瑟瑟抖动,没有人会想到,这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

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这座宅院的主人叫柏辉章,彼时正率领黔军第二师在外作战,根本不知道自己花重金修建的私宅,竟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红军走后,他的表弟余大勋第一个回到公馆,推开门一看愣住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长方形的木桌还在原处,四周的椅子也整整齐齐地摆着。

这个无心插柳的"房东",往后的人生轨迹,和这座小楼彻底纠缠在了一起。

柏辉章带领102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

在这些战场中,他被炸弹震聋一只耳朵。

出了这么多血,流了这么多汗,他在1949年临解放前夕还是选择了起义,押上了自己最后的赌注。

可他没料到,这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命运的开端。

1952年9月14日,贵州省人民法院遵义区分院在遵义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对柏辉章执行死刑。

那一年,距他起义,不过三年。



[一]【讲武堂里走出来的遵义崽子】

柏辉章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志向。

1913年,12岁的他小学毕业后,没有继承家里的酱油生意,而是考入了贵州讲武堂第二期兵科。

当时能上讲武堂的,放在老百姓眼里,已经是条出路了。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山高路远,出了名的穷。

在那个年代,投军吃粮是贵州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

贵州讲武堂的训练很严格,柏辉章在这里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实战技能。

这里要说一个细节——柏辉章之父柏杰生生七子二女,柏辉章为次子。

一九二一年,父亲为了避免抽壮丁,把二十岁的柏辉章送往贵阳,进入贵州讲武堂骑兵科。

本是为了躲壮丁,结果送出去一个中将,这大概是老父亲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

讲武堂毕业之后,柏辉章进了黔军第二十五军,从最基层的排长做起。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能活下来本身就是本事,能往上爬更需要真刀真枪的功夫。

柏辉章跟随当时的黔军首领周西成南征北战,凭着一股子拼劲,从排长一路升到旅长。周西成看重他的是两点:打仗不怕死,带兵有一套。

在那个年代,一个贵州穷孩子能爬到旅长这个位置,靠的绝不是后台,靠的是命大加上真有两把刷子。

1932年,王家烈主政贵州。柏辉章被委任为第25军第2师师长,成为逼迫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

这一手"逼宫"之举,干脆利落——他联合另一位师长何知重,一起向王家烈施压,迫其交出兵权,将贵州真正并入中央政府治下,结束了长期的地方割据局面。

从纯军事意义上来说,这一步走得很准,也为后来的抗战打好了基础。

1932年坐上师长位置之后,柏辉章在遵义城里修了那座让他后半生都脱不了干系的公馆。

当地人称之为"柏公馆",是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时由柏家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另一面则是"慎笃"二字。

这座公馆是柏家在遵义城里的脸面,也是他多年军旅拼搏换来的荣耀。

耗资3万多银元,一砖一瓦都是精心置办的。

柏辉章的长兄柏继陶专门重返上海,参观各种西式洋房,带回各种图纸,请人设计了这座中西合璧的"柏公馆"。

耗资3万多银元的柏公馆颇为考究:宽敞的回廊,转角楼梯,青砖廊柱,雕花门窗,窗上装饰着国民党党徽,就连天花板上的灯都是从一只鸟或一朵花的雕塑中伸出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柏公馆二楼的小客厅里召开。

会场设在二楼东侧一间小客厅里,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那张长方形木桌。

时值寒冬,大家为了取暖,在地板上烧了一盆炭火。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二十人左右。

等柏辉章回到遵义,这一切早就结束了。

他扫了一眼自己整洁如初的房间,也许只是皱了皱眉,然后转身出门,继续带兵打仗。



[二]【苏州河上的血与火】

1935年5月,黔军第25军第2师在贵州威宁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

柏辉章被任命为首任师长,军衔为中将。

这支部队清一色贵州子弟兵,在当时几个中将级师长里,柏辉章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位。

该师中除政治部主任等少数军官为中央派遣外,余皆贵州籍官兵,在当时的国军中是属于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可"有战斗力"这四个字,在那个年头要用命来证明。

在那个年代,"黔军"这两个字在外省人眼里就是个笑话。

黔军有个让人抬不起头的外号——"双枪兵",意思是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是旧军中抽大烟成风的代名词。

这顶帽子压在黔军将士头上,让他们在中央军面前硬是抬不起头来。

但接下来淞沪战场上发生的事,让这顶帽子彻底戴不住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

这场会战,成为柏辉章和102师真正扬名立万的战场。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支黔军,觉得他们不过是凑数的。

102师接到命令,星夜从涪陵出发,长途跋涉赶到战场。到达之时,淞沪战场已打得天昏地暗。

日军凭借海空优势,坦克炮兵轮番上阵,国军阵地被轰得七零八落。

102师就是在这种局面下,被投进了苏州河一线。

1937年10月,102师被编入第1军序列,参加苏州河青浦西北地区的战斗。

柏辉章接到的命令是:强渡苏州河,支援友军作战。苏州河上有日军巡逻艇游弋,两岸日军火力凶猛。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第607团强渡苏州河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最终以阵亡排长两人、士兵数十的代价换取击沉敌艇两艘的战绩。这是淞沪战场中陆军与日海军战斗较为激烈的一次。

而612团渡河时较为顺利。当两团强渡苏州河后留归师部的609团遭到日军右翼侧击。

柏辉章立即命令补充团迂回插入敌后,施展包围战术,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击退日军,同时也解除了17军团的侧翼威胁。

胡宗南没想到102师能用所剩的两个团顶住日军的侧袭,称赞102师"奋勇克敌,显树战功"。

这是贵州子弟兵在抗战史上正儿八经留下的第一笔。

由于日军利用海空优势,且以坦克、炮兵支援步兵攻击,致使国军在白天根本无法作有效防御。

于是102师采取白天避战,入夜夺取阵地的方针,与敌周旋。

102师用这个战术在近一月的拉锯战中始终固守原线,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这一仗打完,102师从头到尾所剩的兵力已经大幅削减。

第102师于11月12日开始后撤,抵达无锡后奉命就地布防掩护主力部队后撤。

在与追击日军激战一昼夜后又撤至浦口,此时该师只剩官兵约3000人。

9000人出黔,淞沪一战下来只剩3000人。

这支贵州子弟兵的血,洒在了苏州河的河水里,也洒在了整个江南的土地上。

1938年1月,102师抵达陕西宝鸡虢镇整训,正式并入第8军的序列。

该师除了变换德国和比利时装备外,还增设了战车防御炮连和迫击炮连、辎重营各一个,扩编原工兵连为工兵营;同时又得到一个贵州籍补充团编入,重新整补后的102师,在装备上比成立之初有很大改善,兵员恢复至7000余人。

按当时全国各师的装备来说,102师已经接近于蒋介石的中央军水平。

这支从贵州山沟里走出来的队伍,用自己的命,换来了别人的刮目相看。



[三]【砀山城下,弟弟倒在了弹药运送的路上】

整训之后,102师没有等太久。

1938年5月份,徐州会战打响,102师又被投入了战场。

徐州会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日军集中了大量兵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

国军方面也集中了60多万兵力进行防御。102师奉命驰援徐州,5月19日到达砀山设防。

1938年5月中旬,徐州会战接近尾声,豫东战场吃紧,102师奉命开赴徐州参战。行至夏邑时与日军遭遇,师长柏辉章仰仗全新装备和旺盛的士气等有利条件,立即命令部队向日军主动出击。

其中304团在韩道口辅以战防炮,击毁日军坦克五辆,缴获装甲汽车十二辆,生俘驾驶兵二人。

这是一次以攻代守的漂亮仗,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可战场的形势没有给柏辉章喘息的机会。

徐州已经守不住了,102师的任务随即转变为掩护主力撤退。

仗打到这份上,102师也已经差不多了。

师长柏辉章一日数电第8军军部呈报战况,而军长黄杰却在当晚发来封"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的模棱两可的电报,让柏辉章哭笑不得。

撤,电文没明说,将来要是追究责任,轮不到他黄杰。

守,这点残兵再守下去,这支黔军就真完了。

由于参谋长杜肇华自宝鸡整训时即回乡探亲未归,柏辉章就把副师长以及参谋两人召集商讨。

最后认为砀山已被包围,即使硬守也是个全军覆没,而掩护徐州友军撤退的任务也已完成。

不如冒军法从事的风险,保留一点黔军的种子。

于是决定以副官主任曹冠英指挥师直部队与305团曹文杰营,以特务连为先头,于次日凌晨三时开始突围。

就是在这场徐州的血战里,柏辉章失去了自己的胞弟。

1938年5月,102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

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

弟弟不是死在冲锋陷阵里,而是死在运送弹药的路上。

这是一种格外叫人心疼的死——没有轰轰烈烈,没有阵前决死,就是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去前线的路上,再也没有回来。

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

国民政府对阵亡将士的表彰,稍稍抚慰了一些战场上留下的悲痛,但对于柏辉章来说,那个跟自己一同出门从军、却再也无法一同回家的兄弟,是任何追授封号都无法弥补的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柏辉章的胞弟在1988年被政府追认为烈士。[6]这已经是他牺牲整整五十年之后的事了。

徐州会战之后,102师元气大伤,但没有停下来。

从1939年开始,这支队伍又被拉到了另一个更漫长的战场上去。

1939年6月起,102师驻守湖南岳阳洞庭湖以东新墙河防线。

这一守,就是四年。在这四年中,102师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被誉为"新墙河卫士"。

四次长沙会战,哪一次都不好打。

第二次尤为惨烈。1941年9月18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了大幕,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吸取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的教训,将绝大多数进攻部队并列部署在狭窄的正面,企图以重兵实施纵深突破。

在新墙河以北只有20公里宽的正面上,阿南惟几布置了44个大队的兵力,以及322门火炮和迫击炮。

102师就是在这20公里宽的正面上,硬扛着44个大队的日军,打了一场几乎把这支军队打废的恶仗。

撤出阵地后,参谋长熊钦垣集合全师官兵清点人数,撤下来的军官不足百人,士兵只有540人。

从1万多黔籍将士出黔参战,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一个师就剩下了区区600余人。

柏辉章站到队伍前头,面对着这600多张脸,说了后来被记入史册的那段话。

柏辉章强忍悲痛,临场发表讲话:"弟兄们,这一仗打到现在,我们102师仅存官兵600余人,牺牲损折九成以上。自抗战以来,在历次战役中,我先期出省的家乡子弟兵几乎伤亡殆尽……有你们在,我们102师的这杆大旗就倒不了。"

这段话说得不长,却字字都压着血。

从淞沪到徐州,从南昌到长沙,102师以高昂的斗志和骄人的成绩多次受到统帅部嘉奖,成为国民党军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支部队。

而在贵阳大南门,一座"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在1942年5月落成,所纪念的就是由师长柏辉章中将领导指挥下的102师官兵浴血奋战、抗日救国的不朽功勋。[

八年硬仗,打遍正面战场,流干了贵州子弟兵的血。

柏辉章自己也被炮弹的气浪震聋了一只耳朵,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四]【何应钦那一夜,他没有登船】

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

102师的番号在历次消耗与整编中几经变化,柏辉章先后出任赣南师管区司令、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

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

这个虚职,说穿了就是个养老的名衔,没有实权,没有兵权,只有一个空头衔挂在身上。

曾经在苏州河上强渡、在砀山城下突围、在新墙河边死守四年的悍将,在内战年代成了一个无处安放的人。内战爆发后,身为国军的柏辉章无心内战,将家眷接于上海。

1949年6月他回到贵州。

这个细节很重要——他无心内战。

一个打了八年日本人的将领,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件事,本能地感到厌倦和抗拒。

1949年,大势已定。1949年11月,柏辉章被任命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这已经是国民党在贵州的最后一块地盘了。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败退台湾,要么就地起义。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两件事,最终决定了柏辉章的选择。

解放前夜,同为贵州人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来到柏家会馆,与柏辉章谈了一夜。

何应钦在天亮前离开,柏辉章没有随他去台湾。

那一夜大院里树上挂的灯罕见地照了整整一夜,两个贵州人谈了些什么,史料里没有详细记载,但天亮之后,何应钦独自离开了,柏辉章留了下来。

据说,1949年末,蒋经国打电话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要其速接柏辉章及家人飞赴台湾。

柏辉章以父亲年老并家有老小为由拒绝。

另据柏辉章后人讲,在蒋经国打电话劝柏辉章飞台前,柏辉章及家人曾经在广州登上一艘开往台湾的轮船,在即将开船之际,柏辉章又征询独子柏思礼的意愿,最后一家人弃船而下,绕行重返贵州故里。

船票都拿在手里了,眼看着就要开船了,他拉着儿子下了船,又绕回到了遵义。

父亲老了,孩子还小,家在遵义,根在贵州——这些理由拼在一起,大概就是他最终留下来的全部原因。

1949年11月24日,柏辉章在贵州遵义参加起义。[4]就这样,他做出了他这一生最后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

起义后,组织倚重柏辉章在贵州当地及旧军队中的影响,将其列为统战对象,调入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给他安排了一个副主任委员的职位。

贵州山区当时匪患猖獗,这个位置需要借助他过去在地方上的人脉和威信,对于新政权来说,也算是物尽其用。

起义后头几年,日子还算平静。他出现在剿匪委员会的公务里,配合新政权的工作,每天过着普通的日子。遵义城里认识他的人,见到他也还是礼让三分,毕竟这是在战场上出了名的人。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平静的水面下,已经暗流涌动了。

1951年,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浪潮袭来。这股浪潮打到贵州,打到遵义,打到了柏辉章的门口。

他的名字,开始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那些当年和他并肩作战的往事、那些他为这片土地流过的血、那些守在砀山阵地上被炮火震聋的耳朵,在这个时候,似乎全都成了另一种语境里的证据。

柏辉章被叫去谈话,一次又一次。

而在法庭上,等待着他的那个人,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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