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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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海正当其时，环境变了，思维框架要变，服务体系要变。本文4358字，约6.2分钟

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正迎来AI驱动与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系统性重构。在此背景下，国家顶层设计旗帜鲜明地指出未来产业具备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特征，强调需统筹谋划、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推动未来产业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提质，这为全国布局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顺应这一历史洪流，投资行业需以长期主义为底色、以硬核科技为锚点深耕产业，这不仅是践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根基，更是把握未来的制胜方向。

作为科教资源重镇与“硬科技”概念的策源地，陕西正沿着这一方向完成从“科技资源大省”向“科技资本高地”的关键跃迁。2026年度省级上市后备企业名单遴选出530家优质企业，仅西安高新区就有170家入选，覆盖光子信息、半导体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储能、智能装备等核心赛道。制度、资金与项目三端同频，使陕西成为当下全国优秀创投机构西进布局的高频目的地，也让“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在西部有了可复制的样本。

在此背景下，2026年7月29日至30日，由融中财经和秦创原科技创新投资集团主办的2026（第十二届）中国科创投资夏季峰会（有限合伙人峰会、创新产业峰会）启幕。两大盛会联袂举行，共同打造中国顶级产业生态圈。

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科技走向世界：机遇和挑战》。

朱民在演讲中提出，中国科技出海正依托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但全球经济已进入地缘政治定价的新阶段，风险结构从经济金融变量转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中国企业需要在做强自身技术与制造根基的同时，依托专业、可信、高质量的第三方服务，才能真正把握这一轮科技出海的历史机遇。

以下内容为朱民现场演讲的精彩内容，由融中整理。

感谢会议邀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投资人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这是一场科创大会，理应谈科技；而出海正是当下最大的潮流，二者本就密不可分，所以想把这两个主题合在一起，向大家汇报中国科技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制造业与科技融合，构成出海的底盘

科技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一轮出海和走向世界会很不一样。

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出海走得非常快，从2000年很低的水平逐渐上升，如今已达到上万亿美元的规模，科技和制造业的融合是当今中国最典型的特征。同时，单纯的知识产权出口也在持续上升，从2010年开始一路走高，去年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出口达到1200亿美元，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光伏，光伏产品是科技与制造业结合的代表，出口量达到250GW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光伏设备出口已经占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光伏产能的一半，是科技和制造业融合走向世界的典型方向。

再看人工智能出海。

近来数据中心、智能模型、运营平台的出海势头非常强劲，国内和国际两端正在融合，算力基础设施、交互终端、大模型平台、应用层，都以中国为基础向外延伸。中国大模型的日均Token使用量已达到100万亿级别，模型体量小、开源、成本低，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也带动了数据中心的建设，这是了不起的进展。科技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撬动全球资本，是过去18个月左右刚刚出现的新格局。支撑这一切的仍是强有力的制造业，2024年中国制造业净出口达到1.9万亿美元，这不是商品贸易口径的净出口，而是制造业本身的净出口，这才是中国的实力所在，也是中国科技的基础。

当下科技出口与制造业结合，制造业提供成本、效率与品质，科技提供利润空间，二者的比重决定了出海的成色，但这股大潮在过去18个月里发展得非常迅猛。未来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正是中国的特点所在。智能电动车领域，除特斯拉外几乎都在中国；机器人产业也开始起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中国制造业基础上发展科技的空间还非常大，人工智能的发展空间，实际上为中国制造业构建了一个很好的新载体和新基础。人工智能走向通用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制造业不断迭代、并与人工智能持续结合进而走向世界的过程。

地缘政治重构风险格局

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加剧

在这个过程中，出海必须正视地缘政治的变化。

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列出的未来两年和未来十年主要风险中，地缘政治、虚假信息、社会两极化、极端天气排在前列，没有一项是经济金融风险，这让我感到意外，于是专门询问了项目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经过大量分析和研究，走访了大量机构与人士后，业界的共识是当下经济金融已经不再是主要风险，地缘政治、虚假信息与网络安全才是。

这张风险图揭示的核心，是风险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利率、通胀这些传统经济金融变量，正在被我们并不熟悉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所取代。风险结构变了，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点，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认知风险的框架，这是当下特别重要的一点。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贸易战，核心是科技战，且愈演愈烈。

2026年4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一部法案，简称MATCH法案，意图从光刻机等设备源头开始，对芯片生产设备实施全链条封锁，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撰文指出，科技竞争是中美之间最核心的竞争领域，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保持领先，领先的基础是“小院高墙”，院子要做大，墙要做牢做厚。

这是世界地缘政治变化下，科技领域全球合作格局出现的又一重大变化。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确实占据主导地位，在半导体知识产权和设备环节的占比达到66%，制造环节相对弱一些，但整体优势依然明显。面对这样的进攻姿态，中国也有自己的应对工具，中国在稀土精炼等环节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几乎覆盖所有相关生产环节，从军工、电动车到民用器械设备都离不开稀土，这是中美之间形成对等平衡的重要筹码，在这一平衡下，需要为自身发展创造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基础研究前沿的进展并不落后。《纽约时报》去年一篇文章指出，学术界通常以引用超过1000次的论文作为高价值研究的标准，中国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已远超美国，中国光电纤维领域的高频引用论文数量是美国的5倍，电磁超导领域是美国的1倍，超算技术研究同样领先。

与此同时，在中美双边制衡的框架下，中国也在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华为最近发布了“韬定律”，提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技术路径，通过系统级协同优化，即便在设备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相当于海外1.4纳米EUV极限的等效水平，这需要在工艺、散热等方面持续改进，但能够形成这样的设计思路，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设备被全面封锁，并不意味着没有出路，中国可以走一条不一样的技术路径。

从最基础的前沿研究到应用层面，特别是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中国目前拥有基础研究创新与制造业这两股力量。在此背景下，近期一系列政策都在强调，要抓住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大潮，加快发展中国的智能经济和科技。

“AI+”全面铺开

地缘政治定价时代下的出海新逻辑

中国与美国的人工智能走的是不同路径。

中国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强调应用、效率与垂直场景；美国仍以大模型路线为主，追求通用智能乃至超级智能，规模大、算力大、成本高，注重科技前沿。这两条路径未来如何演进，业内判断并不一致，但目前来看，中国这条路径已经切实提升了整体经济的智能化效率，抬高了利润空间，已经赢在前面。

近期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价的剧烈波动，一方面源于中国带来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也源于市场对大模型落地路径的怀疑，而中国正在切实推进落地，每天都在产生效率。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提出“人工智能+科学”，去年能够实现12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出口，正是依托人工智能对大分子、小分子进行组合优化，这正是大模型最擅长的领域，材料科学、生物科学、超导、移动通讯乃至核聚变领域，人工智能都在大规模应用推进。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在带动产业发展的新赛道，高科技制造业是其中新崛起的一个方向，此前制造业投资经历了较长的停滞期，随着科技与制造业结合，如今已成为主要赛道，这背后依托的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实力。

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中国服务业相对薄弱，正好借助人工智能全面推出，实现服务业升级。消费提质方面，则要依靠智能化，通过科技创新迭代，让产品更好地满足需求，原有以物质为基础的消费产品，正在被新科技导向的消费产品所替代。

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走向生产、制造、服务与消费领域，其深层逻辑是应用、落地、效率、利润空间与发展。

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

走出去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把自身基础做强，将技术创新、制造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的两方面做实做牢；二是把握好外部环境和市场。外部环境最大的变化，仍然回到前面提到的世界经济论坛风险图，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地缘政治定价的时代。

以往决定资产价格和贸易流向的核心逻辑，是利率、通胀、就业、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变量，而如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信心，战争风险、制裁风险、航道安全、联盟关系、资源控制权与政策稳定性，都已进入决策变量，这些已经超出企业原有的内生能力范围。世界正在从效率优先的时代进入安全优先的时代，从成本优先转向稳定优先，这一转变改变了整个决策逻辑，稳定与安全在未来的决策方程中将是特别重要的变量，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相对有利的基础。

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科技出海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快速迭代的制造创新能力，最大的优势在于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长周期的交付能力与稳定性、供应链本地化能力，以及对政策环境的理解能力，稳定与安全正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变量。与此同时，第三方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变得愈发重要。

企业需要考量的变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有的内生经济金融变量，另一类是外生的地缘政治变量。这需要可信、高质量的第三方来支持企业化解和内生化这部分风险。企业出海对第三方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以往更多依赖行前的尽职调查，如今则需要出海后持续性、可信赖的第三方支持。合规是首要考量，地缘政治与当地政策变化是第二位的考量。

这些变量始终在变化，且大多不受企业自身控制，因此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支持企业“走出去”，协助其开展尽职调查，搭建海外经营发展的平台。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下需要的是系统性、长周期、能与企业形成真正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三方服务，这是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目前最需要的一环。

过去18个月，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企业出海，借助人工智能调动大规模的国际资本与当地资本建设数据中心，将光伏、算力、电源等综合体系整合输出，提供智能与制造业服务。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进展。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也要求政府支持与第三方服务变得更具长期性。

环境变了，思维框架要变，服务体系也要随之而变。中国科技出海正当其时，一定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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