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坛｜孟子“性”概念的意义结构（上）

孟子的性善论影响深远，但其“性”的概念历来解读纷杂、存有争议。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早期儒学视域中的孟子心性论研究”（21CZX026）跳出依表象论人性的思路，以生物生长为根本喻理，辨析“性”的广狭二义，拆解其概念层次，为阐释孟子性善论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视角。

原文 ：《孟子“性”概念的意义结构》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何益鑫

图片 |网络

孟子的性善论对中国传统的人性观念影响深远，但如何准确地理解性善论，在理论层面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理解性善论，以“性”概念的厘清为前提。然而，《孟子》关于“性”的论述，看似前后存在矛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孟子“性”概念的意义结构与内容层次作出清晰的梳理。

现象的背后

孟子所言的“性”，不是现象或由现象直接推得的结论，而是现象背后的情实。据孟子观察，时人言性常据现象作推论。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此章颇具争议。第一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究竟是孟子对“性”之含义的正面表述，抑或只是对天下人言性的方式作一个判定，而他本人实不认同？这就引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思路。赵岐、朱熹等持第一种观点，（伪）孙奭、陆九渊及部分清儒则持第二种观点。其中，第二种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陆九渊曾言：“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毛奇龄说：“观语气，自指‘凡言性者’，与‘人之为言’‘彼所谓道’语同。”

“故”，即故事、陈迹，指人事之现象。从事实来说，天下之人谈人性，大多只是依据人事之现象作直接的推论。正如公都子所引的两种观点：“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告子上》）或举一时代之风尚，或举特殊的历史人物，作为人性观点的证据。这是略显粗疏的人性论，却在当时广为流行。孟子所谓“天下之言性也”，就是指这一类观点。所谓“天下之言”，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既不包含孟子自己的主张，又不包含告子等思想家的理论。

然而，人的事实或人事之现象，虽不离于人性，但也不等同于人性。人性与现实之间，隔着后天习行的环节；但若要真正了解人性，又不能脱离人事之现象。那么，如何依据现象而又不滞于现象，从而达成对人性的正确认知呢？关键在于：“故者以利为本。”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利”，不是利益的“利”，而是顺利的“利”。孟子意在表明，“顺利”既是理解人事现象之关键，又是理解人性之关键。本章后续的讨论，正是为了解释“利”字的内涵。穿凿之智为孟子所恶，是因为它埋没于具体人事之中作私智的筹谋，不能深入了解人事活动内在之“利”。相反，大智如禹之行水，乃是顺水向下之趋势，加以引导疏通。如此一来，水既顺应其向下趋势，禹也尽可能少用了人力，达到了“行其所无事”的效果。若采用围堵的策略，让水往高处流，便逆了水的自然之势，必然费力且无功。联系《孟子·告子上》中的湍水之喻，水之向下，正是孟子所理解的水之“性”。故本章关于“故”与“利”的讨论，最终关联到对“性”的了解。行水之事有其“利”，从中可以确认水之“性”。同样，通过观察星辰运行的现象，也可以把握其运行的趋势，即便是千年以后的日至，也可以推算出来。

要之，“性”不等于人事之现象，而是人事现象背后的情实。然而，对“性”的了解，又必须基于现象的考察。以利为本，考察人事之活动与现象，方能确认人性为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性本身就是内在的生长趋向，正如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以生物为“根喻”

孟子的“性”，不仅是天生固有的材质；更主要的意涵是：它能自我生发、成长和表现，是生命固有的生长趋势。孟子把“四心”比作植物初生的萌芽（端、才），又把“良心”比喻为“牛山之木”，都是为了显示“四心”是能生之物，具有内在生发的潜能与趋向。这种植物譬喻，是孟子性善论的“根喻”（root metaphor）。

在《孟子·告子上》“杞柳之喻”一章中，告子把“以人性为仁义”比喻为“以杞柳为桮棬”，实际上是把人性视为有待加工的质料，而把仁义视为加工而成的器具。诚然，材料的加工需要依据其特性，如质地、纹理之类，故不少学者认为，此过程是“顺杞柳之性”而为。这实则造成了对本章逻辑的巨大误解。在孟子看来，“以杞柳为桮棬”，绝非“顺杞柳之性”，而是“戕贼杞柳以为桮棬”。这是因为，从客观事实来说，把杞柳制作成杯子，必须对杞柳施加外在的砍斫打磨之工，使之合乎杯子的规制。对杞柳来说，这无疑是根本性的伤害。那些认为“从杞柳到杯子是顺杞柳之性”的学者，完全是站在制作或成器的视角思考问题，没有从杞柳本身来看。杞柳一旦制作成杯盘，虽是其某种潜能的实现，但其自身之存在被否定了。这不是孟子意义上的“顺”。孟子所谓的“顺”，是指从植物初生状态，自然生长为成熟状态。在成长中，它也经历了自我否定与扬弃，如胚生而种坏，花谢而果结；但这是生命自我生长、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必经阶段，而非源于外力的否定。

归根到底，孟子论“性”，是就生物之生发与表现的内在趋向与特征而言的，不是就材料之质地与性质而言的。孟子的思想模式，是以生物为原型，而不是以技艺为原型。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8月4日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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