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亿元背后的“算力底座”：深圳龙华如何撑起亚太数智新秩序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黄海婷 胡梦然 深圳摄影报道

6100亿元——这是深圳龙华区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交出的成绩单，占GDP比重超35%。这个数字背后，是数字经济核心企业从752家到1433家的五年跃迁，也是亚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近200名嘉宾在7月30日—31日齐聚龙华、参加2026亚太数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的重要原因。

当A股算力概念同期集体走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AI行业上半年增速超30%之际，这场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的国际会议，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产业信号：“数智化”已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核心变量，而中国的地方实践正在成为这场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参照系。《华夏时报》记者在会场内外深入走访，进一步拆解这场万亿级产业变局背后的真实逻辑。

龙华凭什么五年翻倍

在龙华区某智能制造产业园，《华夏时报》记者走访发现，一家五年前还是纯来料加工的手机代工厂，如今生产线上已密布自主研发的AI视觉检测系统，其产品目录中已出现AR智能终端等新品类。这种场景在龙华并非孤例。官方数据显示，龙华区数字经济核心企业数量已从2021年的752家跃增至2025年的1433家，近乎翻倍。

企业数量的跃迁并非偶然。在创新周现场，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对记者表示：“深圳的数字经济有深厚的基础，一方面我们有先进的信息经济技术产业基础，另一方面又叠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他特意提到了一个看似与深圳无关却极具启示意义的案例——韩国浦项制铁。“它的核心经验就是一个开源的模式，打通了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数据共享平台。”李明波认为，这正是深圳制造业数智化转型需要借鉴的生态思维。他同时指出，亚太区域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数字化转型案例时需兼顾地区平衡性——这一视角恰好为龙华经验走向亚太提供了差异化参照。

这种“清零再出发”的底气，源自龙华深厚的制造业家底。《华夏时报》记者走访龙华区相关部门获悉，目前龙华拥有两万多家制造业企业、410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四分之一的3D打印设备、六分之一的智能手表、十五分之一的智能手机、二十分之一的工业机器人产自这里。如果说过去的龙华是靠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吸引全球产业链，那么如今的“数智龙华”，则是在用算力和算法重新定义“世界工厂”的内涵。

在这场数智化重构中，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既是转型的难点，也是最大的增量空间。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在创新周期间指出：“数字化为中小企业融入亚太产业链带来了机遇。”他认为，中小企业应依托区域机制开拓亚太市场，实现绿色与国际化发展。

谁来制定AI的“交通规则”

如果说企业数量的增长是龙华数智转型的“量变”，那么承办此次高规格国际会议，则是其谋求国际规则话语权的“质变”信号。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创新周的主办方之一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导单位包括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龙华区政府深度参与。这种“地方搭台、国际唱戏”的模式，背后是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权的高度重视。

这种战略重视，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代大江的致辞中得到具体印证。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代大江在致辞中明确表示，未来将持续发挥多边合作渠道优势，全力赋能深圳龙华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深化全球资源对接，为搭建长效稳定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贡献力量。这一表态被与会者解读为中央层面对龙华作为“数智外交”前沿阵地的战略背书。

李明波在推介《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时向记者坦言：“亚太国家国情不同，数字基础设施、治理规则都不一样。我们选案例必须兼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密切结合，以及跨地区、跨行业的实践经验。”这正是博弈的微妙之处。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掌握着AI底层架构和标准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则凭借庞大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寻求突围。

在发展中国家的突围实践中，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Pak Sudrajat）直接点破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意图：“中国在技术和研发、供应链上非常强，东盟有大的市场、有数据，有好的战略位置。当你在亚洲站稳脚跟，亚太乃至全世界都将为你敞开大门。”这番表态，被现场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解读为东盟对中国数字技术输出的迫切期待。

东盟市场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数智方案提供了出海通道。但通道的另一端，是更为复杂的治理挑战。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全球业务拓展总监Laurent Arribe从美国湾区的视角给出了合作的另一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将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列为百强科技集群第一，圣何塞—旧金山集群则在按人口折算的创新密集度上排名第一。“双方有巨大的相互学习潜力。”他说。他同时以旧金山湾区为例指出，无论是交通拥堵、住房开发还是电力管理，都需要在相互竞争的行政区域间找到合作共识。

除了宏观治理层面的挑战，在具体应用层面，双方也有直接的互鉴空间。Arribe以加州的野火防治为例：随着早期监测预警能力的提升，不少火情在任何人拨打报警电话911之前就已被发现，从而得以在蔓延前处置。在政务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事务上，Arribe认为“双方都在探索一些防止欺诈、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做法，这些对彼此都有用”。Arribe谈的是两个湾区之间的互鉴，而在更大的范围上，苏德拉查的期待是：中国数智方案在亚太的落地，既要满足基础设施需求迫切的新兴市场，也要回应成熟市场对治理规则和制度兼容性的关切。

UNDP的预警与龙华的中小企业答卷

在这场多方角力的博弈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角色尤为特殊——它既是技术红利的倡导者，也是潜在风险的预警者。

NDP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勒肯斯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恰恰回应了这一双重角色。他既表达了对深圳作为“中国未来”代表的高度赞叹，也毫不掩饰其对AI加剧全球不平等的深深忧虑。“中国在2026年很可能将跨越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谢勒肯斯话锋一转，“但这绝不是终点线。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或德国的几分之一。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路径就是创新，但创新必须服务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这种忧虑，源于他对全球“AI鸿沟”的量化观察。谢勒肯斯向记者展示了UNDP的研究模型，指出“能力鸿沟”和“脆弱性鸿沟”的双重存在：“发达国家凭借稳定的电力、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强大的社会保护体系，既能更好地利用AI带来的好处，也能抵御AI带来的就业冲击；而欠发达国家则面临双重夹击。”他还向记者强调：“我始终认为，发展挑战中90%与经济学无关，本质上都是领导力和治理问题。”这一判断提示我们，龙华的数智化转型之所以能跑通，不能只看技术导入，更要看到地方政府的战略定力与制度设计能力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正是这种能力，将龙华的实践从单纯的技术升级推向了制度创新的高度。

这一担忧，在会场内外引发了广泛共鸣。UNDP驻华代表李司帆（Stefan Liller）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如果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将加剧发展差距，让边缘化群体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掉队。”

那么，龙华能否为“包容性数智化”提供一个可行样本？答案是肯定的。

《华夏时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龙华提出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并非停留在口号上。作为长期观察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谢勒肯斯特意向记者分析了龙华模式的三点经验：第一是技术服务于实体经济，将AI视为提升制造业生产力的工具，而非为技术而技术；第二是特别关注中小企业，通过发放“AI算力券”降低其研发成本，防止它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掉队；第三是政府扮演综合性的赋能角色，既营造有利环境，也消除阻碍创新的障碍。“当我看到龙华有3300多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时，我非常振奋。它们是最容易在技术变革中受冲击的群体，但龙华通过政策资源倾斜，正在把这一潜在负担转化为创新动力。”

这种“综合性赋能”并非抽象理念。记者实地走访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时了解到，这个2023年启用的平台是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区级国际合作载体，已累计提供553项国际化服务，每年举办200多场产业对接、投资交流活动。龙华区委常委张智在会议期间公开表示，龙华将持续开放数智经济领域应用场景、产业空间和政策资源，“向亚太各地区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敞开合作大门”。这种制度型开放的姿态，正是谢勒肯斯所强调的“政府既当赋能者又当边界清理者”的具体落地。

回看龙华的五年轨迹，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从2021到2026年，龙华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世界工厂”的自我进化。企业数量的翻倍和GDP占比的跃升是表象，内在的产业政策逻辑——即以强大的制造基底为依托，以开源生态打破数据孤岛，以国际交流争夺规则话语权，以政策干预保障中小企业不被技术鸿沟吞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然而，博弈远未结束。当西方国家在AI大模型领域持续施压，当发展中国家在数据主权和技术依赖间摇摆，龙华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数智力量，正试图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扩张与包容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正如行业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万亿级数智产业集群的目标，绝非只靠补贴或招商就能实现。最终考验的，是我们能否构建一个让大企业、小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都愿意参与、都能获益的生态系统。”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