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尼茨海军上将的大胡子男孩们

是敌人也是盟友，战争时期他们是敌人而战争结束立刻又成为盟友。这种说不清的关系就导致当年大部分德国军官逃脱了审判，只有极少数被送上被告席。海战中无差别攻击一定是德国海军避不开的罪行之一。

最初，那里几乎是一片田园诗般的景象。以下是英国人关于德国潜艇与英国拖网渔船早期交锋之一的记载：

“因此，德国人是从遵循规则开始的，无论如何，那是一份清晰、合理且并非不人道的规则。除了少数例外，德国潜艇指挥官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行为都符合这些规范。事实上在一次事件中，潜艇下令让拖网渔船的船员坐救生艇离开，因为该船将被击沉。 但当潜艇指挥官看到救生艇的状况时，他说：‘这么小的小艇要坐 13 个人！你们英国人让这种小艇随船出海，做得实在很不地道。’随后船长被告知让船员重新回到拖网渔船上，全速开回家去，并带上了一瓶德国金酒和潜艇指挥官的好意祝福。”

然而，早在 1939 年 9 月 3 日，U-30 号潜艇就在利物浦附近用鱼雷击沉了英国客轮“雅典娜”号（SS Athenia），声称将其误认为辅助巡洋舰。这导致 117 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对平民船只的袭击被判定为战争罪，违反了《1930 年伦敦海军条约》第 22 条（该条款禁止军舰和潜艇在未预先将乘客、船员和船舶文件（包括航海日志）转移至安全地点的情况下击沉商船），同时也违反了《1936 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该条约不仅禁止此类行为，还保障了和平航行的安全）。

直至 1946 年之前，德国始终否认击沉该客轮的一切指控。该潜艇航海日志中记录当天的页码被进行了伪造替换。

1942 年 9 月 12 日，著名的“拉科尼亚”号事件发生，潜艇战自此彻底偏离了骑士风度的规则。

1942 年 9 月 17 日，卡尔·邓尼茨颁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命令（即《拉科尼亚命令》）：

严禁采取任何救助被击沉船舶幸存者的行动，包括从水中捞人、将他们送上救生艇、翻正倾覆的救生艇以及向幸存者提供粮食和水。救助行为违背了战争的基本意义——即消灭敌方船只及其船员。

关于俘虏船长和轮机长的命令依然有效。

只有在幸存者掌握对潜艇至关重要的情报时，方可进行救助。必须保持冷酷无情。请记住，敌人在轰炸德国城市时，可不会关心妇女和儿童。

在纽伦堡审判中，指控邓尼茨的主要依据正是集中在第三项——即战争罪行上。在起诉书中，这位海军上将还被控“在占领区谋杀和平居民及对其施以虐待”。

U-259

照片中是“邓尼茨”手下的“工作骡马”之一——VII C 型潜艇。战争期间该型潜艇共建造了 568 艘，几乎占到了帝国全部潜艇数量的一半。这些“留胡子的男孩”并非人人都能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当惨淡地在大洋海底的钢盒子里结束了一生。与全体船员一同葬身海底。

例如，随机列举其中一艘潜艇的船员。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曾相当成功。

U-97

1943 年 10 月 23 日，该系列的另一艘潜艇——由格哈德·马特舒拉特（Gerhard Matschulat）海军上尉指挥的 U-247 号加入战争海军序列。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找到该潜艇、其指挥官及勇敢船员的照片。

1944 年 4 月，该艇加装了通气管（Schnorkel）。

直到 1944 年 5 月 31 日，该艇一直隶属于训练用的第 5 潜艇舰队；自 1944 年 6 月 1 日起，它转入第 1 潜艇舰队，并开始为首次独立战斗巡航做准备。

与大多数其他德国潜艇一样，它并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在三个月的服役生涯中仅执行了两次战斗巡航，名下只有一次相当微不足道的战绩。随后它便被盟军击沉。总的来说，这是一艘绝对平庸的德国潜艇。

不过，它确实载入了史册。永远地。原因在于它击沉的唯一一艘船只。

1944 年 7 月 5 日，在距离苏格兰海岸 20 英里的海域（北纬 58°30'，西经 5°23'），该艇在水面状态下用火炮击沉了英国拖网渔船“诺琳·玛丽”号（Noreen Mary，207 注册总吨），当时它甚至丝毫不惧怕英国空军。紧接着，潜艇的船员用机枪向从被击沉船只上逃生的人员进行扫射。最终仅有两名水手幸存，他们于次日被另一艘拖网渔船救起。

拖网渔船“诺琳·玛丽”号

这是一艘来自兰开夏郡怀尔区沿海小镇弗利特伍德的蒸汽动力机动渔船。由位于塞尔比的 Cochrane & Sons 公司于 1916 年建造，原名“凯特·刘易斯”号（Kate Lewis）。1939 年更名，隶属于格兰顿的卡尼与吉布公司（Carney & Gibb）。吨位 207 吨。船员 10 人（8 人阵亡，2 人幸存）。

弗利特伍德的渔民在“诺琳·玛丽”号拖网渔船上

拍摄于 1944 年 7 月 5 日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诺琳·玛丽”号船上。

如果说在 U-852 号的案例中，我们还能根据被俘德国潜艇兵的供词了解其行为动机，那么这位上尉阁下在下达此类命令时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我们已不得而知。

1944 年 9 月 1 日，在坐标为北纬 49°54′、西经 05°49′ 的海域，该艇在英吉利海峡西部被加拿大护卫舰“圣约翰”号（HMCS Saint John）和“斯旺西”号（HMCS Swansea）发射的深水炸弹击沉，全艇 52 名官兵无一幸存，葬身海底。由于无人可审，此案并未展开深入调查。

普遍认为，战争海军潜艇兵被证实的战争罪行有两起——分别涉及 U-852（“佩利乌斯”号案）和 U-247。

VIIC 型中型潜艇技术参数

U-247 号：1942 年 12 月 16 日在基尔的克虏伯日耳曼尼亚船厂（F. Krupp Germaniawerft AG）铺设龙骨，建造编号为 681。1943 年 9 月 23 日下水，1943 年 10 月 23 日正式列装。1944 年 9 月 1 日退役并击沉于英吉利海峡。

水面排水量：769 吨

水下排水量：871 吨

全长（设计水线）：67.1 米

最大船宽：6.2 米

平均吃水（设计水线）：4.74 米

动力装置：柴电混合动力，2 台强化型 6 缸 4 冲程“日耳曼尼亚船厂 M6V 40/46”柴油机，在 470–490 转/分时总功率为 2,800 – 3,200 马力；2 台电动机，在 296 转/分时总功率为 750 马力。双轴推进。

水面航速：17.7 节

水下航速：7.6 节

极限下潜深度：工作深度 250 米，极限深度 295 米

续航力：水面 15,170 公里，水下 150 公里

乘员：44–52 人

武器装备：1 门 88 毫米/L45 C35 甲板炮（备弹 220 发）。水雷与鱼雷武器包括 4 个前置及 1 个后置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 14 枚鱼雷或 26 枚 TMA 水雷。防空武器需进一步核实。

然而，此类事件绝非个例，而是构成了相当系统化的行为模式。

战争海军战绩排名第三的潜艇王牌埃里希·托普（Erich Topp），不仅像恺撒的妻子一样置身于怀疑之外（指免受任何指控），甚至成为了当代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军（Bundesmarine）的“时尚图腾”与楷模英雄——以备战下一场对俄战争。

在埃里希·托普名下，共击沉了 35 艘舰船，总吨位达 197,460 注册总吨，其中包括在宣战前击沉的第一艘美国舰艇——“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USS Reuben James）。

1966 年，托普升任联邦国防军海军少将。

然而，在这位超级潜艇兵的履历中，至少有一处黑点（或红点）。当时托普指挥着 U-552 号——同样是一艘 VIIC 型潜艇。该艇的指挥塔上绘制着“红魔”图案的徽章，这一绰号随后也贴到了埃里希·托普本人身上。

1942 年 4 月 3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琴科蒂格（Chincoteague）附近海域，U-552 号潜艇发现了小型的“戴维·H·阿特沃特”号（David H. Atwater）蒸汽车船。

当时正是德国潜艇官兵在自由出入美国沿海肆意捕杀的“第二个快乐时光（Second Happy Time）”。

该船当时正载着 4000 吨煤炭从弗吉尼亚州的兰伯特角（Lamberts Point）驶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Fall River）。天黑前，它还没来得及赶到特拉华湾。

“阿特沃特”号由位于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的五大湖工程公司（Great Lakes Engineering Works）建造，最初名为“克拉布特里”号（Crabtree），系为美国航运局建造（编号 505A），于 1919 年 6 月下水。1922 年更名为“W·J·克罗斯比”号（W.J. Crosby）并转交给密歇根州休伦港的北岸运输公司；1929 年转卖给安大略省阿瑟港的加拿大货运有限公司。1935 年被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阿特瓦科尔运输公司（Atwacoal Transportation Co.）收购后，正式更名为“戴维·H·阿特沃特”号。

吨位：2,438 注册净吨，2,600 注册总吨，4,125 长吨载重吨

尺寸与吃水：全长 253.33 英尺（77.21 米），船宽 43.5 英尺（13.3 米），吃水 25 英尺（7.6 米）

人员：船员包括 8 名船长/高级船员及 19 名普通水手

21:00 左右，在查尔斯角与亨洛彭角之间的海域，潜艇浮出水面，赶上了这艘航速缓慢的运煤船。在距离仅 600 码（约 550 米）处，潜艇未作任何警告便直接使用 88 毫米甲板炮开火，共倾泻了 93 发炮弹（其中 50 发直接命中）。同时，潜艇上的自动武器（可能是 20 毫米防空炮）也参与了扫射。首批命中炮弹中的一枚摧毁了舰桥，并打死了包括船长威廉·K·韦伯斯特（William C. Webster）在内的所有高级船员。

船体迅速开始沉没。负伤的幸存水手试图放下救生艇，但在猛烈弹雨下，他们不得不直接跳入海中。

15 分钟后，美国海岸警卫队 cutters 缉私艇“勒加”号（USCGC Legare CG-218，232 吨）赶到现场时，发现水面上仅残存几英尺高的桅杆、水手的尸体，以及一艘载有 3 名幸存者和 3 具尸体的救生艇。在沉船处还发现了第二艘救生艇，上面留有一具尸体；这艘小艇已被打得满是弹孔。幸存者证实，他们跳海后才游到了救生艇旁。

“勒加”号将 3 名幸存者和 4 具遗体送至琴科蒂格岛海岸警卫队站，随后返回海域继续搜寻。驱逐舰“诺阿”号（USS Noa）和“赫伯特”号（USS Herbert）也加入了搜寻潜艇的行动，它们于 21:22 接到命令，并在 24:00 赶抵现场。然而此时 U-552 号早已离开，继续其自由猎杀。

全船 27 名船员中仅有 3 人幸存。

海岸警卫队打捞上来的尸体、救生艇和救生筏被送往马里兰州的海洋城（Ocean City）。当时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U-552 号潜艇故意使用机枪扫射了救生艇和救生筏上的“戴维·H·阿特沃特”号船员。

然而，调查此后便不了了之，在纽伦堡审判调查邓尼茨案期间，该起事件并未被予以审理。托普未受到任何指控，他于 2005 年 12 月 26 日在聚森逝世，享年 91 岁。

U-552 返回圣纳泽尔，右侧者为托普

1942 年时的埃里希·托普

U-552：该艇订购于 1939 年 9 月 25 日，1939 年 12 月 1 日在汉堡的布洛姆与福斯造船厂（Blohm & Voss）铺设龙骨，建造编号 528，1940 年 9 月 14 日下水。1940 年 12 月 4 日正式服役，由埃里希·托普海军上尉担任首任艇长。

U-552

1945 年 5 月 5 日在威廉港的 U-552

在纽伦堡审判涉及邓尼茨的庭审记录中，还简要提及了另一起事件——即德国 U-516 号潜艇于 1942 年 9 月 28 日击沉巴西商船“安托尼科”号（Antonico）。

在美方的施压下，据德国驻巴西大使普吕弗（Prüfer）透露，巴西当时已被视为与轴心国“处于隐蔽战争状态”。德国潜艇在巴西水域不仅大量击沉盟国船只，还频繁攻击中立的巴西船只。

截至 1942 年 8 月中旬，已有 36 艘巴西商船被击沉，近 2000 名水手和平民遇难；仅在短短两天内就有 6 艘船只沉没、超过 600 人死亡，这最终促使巴西于 1942 年 8 月 22 日正式向轴心国宣战。

1942 年 8 月，邓尼茨派遣了 8 艘 IX 级潜艇前往美洲海岸。

其中包括 U-516 号——一艘 IX-C 型大型远洋潜艇。U-516 的指挥官为格哈德·维贝（Gerhard Wiebe）少校（其于 1942 年 2 月 21 日至 1943 年 6 月 23 日期间指挥该艇）。在他的指挥下，该艇共执行了 6 次战斗巡航，击沉 16 艘船只（总吨位 89,385 注册总吨），并击伤 1 艘（9,687 注册总吨）。

“安托尼科”号是一艘建造于 1919 年、吨位为 1200 注册总吨的沿海货船。在马罗维尼河口附近的火地岛/大西洋海域夜间航行时，偶然遭遇了这艘德国潜艇。由于维贝当时所剩鱼雷无多，他便使用甲板炮向“安托尼科”号猛烈轰击。战斗持续了 20 分钟，40 名巴西船员中有 16 人阵亡。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法庭宣读了幸存者奥利维拉·席尔瓦（Oliveira Silva）的证词：

“我一直在水里游，直到抓住了我们那艘被打断且翻掉的救生艇的船头，并爬上了底部。此时潜艇依然没有下潜，而是蓄意朝我的方向开过来，并在大约 60 或 70 码的距离上，开始用机枪向我进行短点射。由于他们的意图极其明显，我立刻跳回水中，一直待在水里，直到潜艇停止射击并下潜后，我才重新爬上救生艇的底部。” “……敌人对 2 号救生艇上毫无防备的水手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扫射……”

1945 年 5 月，该艇在爱尔兰以北的福伊尔湾向英国投降，其最后一任指挥官是弗里德里希·佩特兰（Friedrich Petran）中尉。

战后，巴西曾试图引渡 U-516 号的格哈德·维贝少校和马克尔（Markle）中尉，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并在巴西受审，但未能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邓尼茨在庭审中竭力逃避责任，坚持声称证人只是在夜间的混乱中产生了错觉。

IX-C 型柴电潜艇

U-516：该艇的建造订单于 1940 年 2 月 14 日下给汉堡的“德意志造船厂”（Deutsche Werft）。1941 年 5 月 12 日铺设龙骨，建造编号为 312；1941 年 12 月 16 日下水，1942 年 2 月 21 日完工。1942 年 3 月 10 日，在格哈德·维贝（Gerhard Wiebe）少校的指挥下加入第 4 训练舰队。1942 年 9 月 1 日转入第 10 潜艇舰队，1944 年 10 月 1 日转入第 33 潜艇舰队。1946 年 2 月 2 日正式退役。

技术参数

水面排水量：1,120 吨

水下排水量：1,540 吨

全长（设计水线）：76.76 米

最大船宽：6.76 米

全高：9.4 米

平均吃水（设计水线）：4.7 米

动力装置：2 台 9 缸 4 冲程“MAN”M9V40/46 柴油机，单台功率 2,200 马力；2 台 SSW GU345/34 电动机，单台功率 370 马力。

航速：水面 18.3 节，水下 7.3 节

极限下潜深度：230 米

续航力：水面 12 节时为 23,700 海里，水下 4 节时为 57 海里

乘员：48–56 人

武器装备：1 门 105 毫米 L/45 甲板炮。鱼雷/水雷装备包括 6 个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 22 枚鱼雷或 66 枚水雷。防空武器为 1 门 37 毫米高炮和 1 门 20 毫米高炮。

U-516 潜艇

1945 年 5 月 10 日，德国 U-516 号潜艇向英国皇家海军“卡文迪许”号（HMS Cavendish R15）驱逐舰投降

1945 年 5 月 10 日，“卡文迪许”号（HMS Cavendish R15）押解德国 U-516 号潜艇

1945 年 U-516 号潜艇在埃里博尔湖（Loch Eriboll）投降

顺便提一句，邓尼茨甚至还试图为埃克（Heinz-Wilhelm Eck）辩护——埃克曾下令扫射“佩利乌斯”号（SS Peleus）的幸存船员，其罪行确凿且已被证实。但在邓尼茨看来，埃克只是想打碎船只残骸，以免暴露潜艇的位置，并非有意杀人。

然而，控方出示了充分的证据，揭露了“邓尼茨的男孩们”是如何被灌输思想以及接受何种教育的。有邓尼茨亲笔签署的文件和他的个人日记就足够了：

“全体军官队伍必须深刻吸纳这些教义，使其对整个国家承担起完全的责任。军官是国家的代表；至于‘军官应当完全远离政治’的空话，纯粹是无稽之谈。”

“再次通知所有指挥官：在击沉敌方舰船及其船员后，试图救助被击沉船只船员的行为违背了战争的基本法则。关于捕获船长和轮机长的命令依然有效。” ——引自日记，1942 年 9 月 17 日记录。

不仅如此，还有证人作证。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一位潜艇指挥官遗孀提交的信件：

“莫勒（Möhle）少校表示，他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位反对向海上遇险的毫无防备的水手开枪的潜艇指挥官。”

卡尔-海因茨·莫勒（Karl-Heinz Möhle，1910–1996）少校曾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在战时，莫勒共击沉了 21 艘船只，总吨位达 93,197 注册总吨。自 1941 年 6 月起，莫勒担任第 5 潜艇舰队指挥官兼基尔潜艇基地负责人，其职责包括对潜艇指挥官进行任务简报。1945 年 6 月他被捕，因涉嫌参与维尔纳·哈滕施泰因（Werner Hartenstein）指挥的潜艇击沉“拉科尼亚”号事件而被判处 5 年监禁。

当时关押在英国战俘营中的 67 名德国潜艇指挥官站出来为邓尼茨辩护。他们在 1946 年 1 月 18 日致纽伦堡法庭的信中写道：

“联署的各位指挥官目前身在本战俘营，且我们的潜艇均曾在前线执行任务。我们希望向您，阁下，做出如下声明，并请求将此声明呈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我们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海军元帅邓尼茨被指控下达了消灭被鱼雷击中船只的幸存船员且不留俘虏的命令。

联署人在此宣誓声明：邓尼茨海军元帅从未通过书面或口头下达过此类命令。当时存在的是一项出于潜艇安全考量的命令——由于各类防御手段的威胁增加，要求我们在发射鱼雷后不得滞留在水面。这一命令的原因在于历史教训表明：如果潜艇像战争初期那样浮出水面展开救援行动，我们面临的就是自身的灭亡。

这项命令绝不可能被误解。它从未被当作‘消灭遇难船员’的指令来对待。联署人声明，领导层始终教育德国海军尊重海上的明文与不成文法规与准则。我们始终将遵守这些法律以及在海上开展骑士般的战斗视为我们的荣誉。”

总而言之，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理解错我们了”，埃克、托普、维贝和马特舒拉特只是“误解”了邓尼茨的命令。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邓尼茨最重要的“辩护律师”居然是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尼米兹在一封信中实际上证实了美国潜艇兵的作战方式与德国人并无二致，因此没有理由定罪邓尼茨和战争海军。

尽管罪行累累，纽伦堡法庭并未将战争海军认定为犯罪组织。邓尼茨因战争罪行（特别是实施无限制潜艇战）被判处 10 年监禁。1956 年 1 月 1 日，邓尼茨刑满释放，后于 1980 年 12 月 24 日死于心力衰竭，享年 89 岁。

“法庭认为，现有的证据未能以本案所要求的确凿无疑的方式证明：邓尼茨曾蓄意下令屠杀被击沉船只上的幸存人员。但这些命令无疑是含糊不清的，应当受到极其严肃的谴责。”

遗憾的是，战争海军针对苏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纽伦堡法庭的起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