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少将周镐被处决，妻子16年后面见上海市长：他是烈士！

196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前，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握着一本破旧的日记，与门岗发生了激烈争执。

她自称是国民党军统少将周镐的遗孀，要见市长为丈夫“讨个公道”，还声称丈夫是烈士。

这件看似普通的上访事件，却牵扯出一段隐秘尘封的历史真相。

一个身为军统少将的“国民党特务”，为何被秘密处决？又为何能在16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少年从军

1910年，周镐出生在湖北罗田三里桥乡周家垸的一座农家瓦房中。

他六岁进私塾，聪明伶俐，很快就背得出《百家姓》《三字经》，写得一手好字。

少年周镐特别爱读历史，尤其是读到“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时候，常常眼里泛光。

中学时，周镐考入了武汉私立成呈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课堂上经常与老师辩论，尤其对时局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敏锐。

高中毕业那年，恰逢桂系在武汉创办“随营军校”，周镐毫不犹豫地报考，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出色的体能测试脱颖而出，顺利成为第七期步兵科的学员。

这所军校后来划归黄埔军校体系，成为武汉分校，蒋介石亲自任命军事总监。

“蒋化教育”也随之而来，课堂上强行灌输“服从领袖”、“党国至上”的思想，对学生思想进行严密控制。

周镐天性刚烈，向来不喜被约束，他早年读书时就信奉“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军校里的洗脑教育充满反感。

有一次思想测验，他在卷首大字写道：“国家之本在民，非在党也。”

这话落在考官眼里，无疑是“思想不纯”的铁证，接连几次不配合“忠诚测验”，他终于被贴上“有异见青年”的标签，不久后便被学校以“纪律不合格”名义除名。

周镐虽愤懑，却并不灰心，凭着之前在校所学军事理论，他投身十九路军，成为一名基层军官。

1933年，蒋介石命十九路军“剿共”，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福建发起“反蒋行动”。

周镐深受鼓舞，也积极响应，这场试图推翻蒋介石的起义最终失败，十九路军被撤编，周镐也只能匆匆返回家乡。

可他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早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在江汉关码头，他被宪兵逮捕，随后被迫加入军统。

周镐从武汉站的一名普通站员做起，起初，他被边缘化，没有任何实权，只能处理些文案或外勤跑腿的琐事。

他没有抱怨，反而趁机熟悉军统运作流程，刻苦钻研密码、电报、追踪等技术，正是这些细节打动了周伟龙。

周伟龙在军统地位极高，是戴笠的结拜兄弟，手握实权，他赏识周镐的沉稳与能力，把他提拔为直属科室的助手。

数年之间，周镐如鱼得水，从站员一路升至上校科长，后又因功绩卓著，被特批为少将。

潜伏南京

1943年的春天，戴笠递给周镐一张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密令，任命他为军统南京潜伏站站长，以“密使”身份进入敌占区南京，组建新一轮潜伏组织。

一周后，周镐与译电员李连青乔装成商人，从江西绕道苏皖，悄悄潜入南京。

刚踏入南京城，便有周佛海的手下前来接应，寒暄一番后却悄无踪影。

周佛海早在几年前，就控制了一部军统电台，用以与重庆方面虚与委蛇。

这部电台成了周佛海博弈的筹码，让他即便跪在日本人的膝盖下，也还能与重庆政府保持一线联系。

而今，戴笠再派人来，他自然警觉，于是周镐开始了一段极其隐忍的等待。

白日，他穿着中山装出入应酬场所，参加文人沙龙，与汪伪政权下的商贾军官攀交情。

夜晚，他在灯下看书，记录日记，一边整理对南京局势的判断，一边谨慎保持与军统本部的联络频率。

半年过去了，周佛海依旧没有出现，但转机悄然来临。

那天，门铃响起，一个自称是“老同学”的人登门拜访，周镐一看，竟是曾在随营军校同窗数年的老友徐楚光。

寒暄过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世道变化”“国共乱局”，两人越谈越深，徐楚光突然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都走错了路？”

事实上，徐楚光是共产党在南京的秘密联络员，而此次拜访的目的，就是要接触并争取这位军统少将。

两人相见恨晚，多次接触之后，周镐开始从徐楚光手中接过进步书籍，从《论持久战》到《新民主主义论》，再到苏联关于地下工作的理论手册。

与此同时，周佛海也终于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原来，日本人已察觉他官邸中的秘密电台存在，为掩盖证据，他假造火灾焚毁电台。

而一旦电台断联，周佛海便等于被孤立，他开始急于重新与重庆搭线，便主动向周镐示好，赐予“少将科长”职位，还派裁缝为他定做衣服。

从这一刻起，周镐成为双面间谍，在日本人眼里，他是汪伪高官；在重庆眼里，他是戴笠心腹。

他掌握着南京的运输路线、电台联络、军备调动，也熟知各大将领的喜好与弱点。

两度入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无数汉奸仓皇逃窜、日伪机构土崩瓦解之时，周镐奉蒋介石之命，负责接收整个南京的日伪政权。

抓捕行动雷霆万钧，城南的警备司令部里，几个日伪将领来不及反应，便被押上卡车。

太平路的报社被立刻接管；汪伪陆军部的官员肖书董因抵抗被当场击毙。

整座南京在短短数日内天翻地覆，昔日高踞权位的汉奸们犹如枯叶般被横扫。

但这样迅猛的行动，却让蒋介石勃然大怒：“谁允许他擅自清算汉奸？！南京未稳，岂能激起地方势力反噬！此人如此行事，莫非心向共党？！”

蒋介石坐在庐山官邸，拍案怒喝，他眼中的敌人不是汪伪，不是投日的军官，而是共产党。

而周镐的猛烈行动，像极了共产党式的清算，于是，他第一时间下令逮捕周镐。

军统的人悄无声息地将他带走，押往上海，在监狱里，他每日面对的，是审讯、威逼、无休止的暗示。
他沉默，他不承认，也不能承认，就在案件即将深入、压力越收越紧之时，戴笠死了。

他死后，军统如群龙无首，人人自危，就这样，周镐被以前的旧部悄悄担保保释，得以死里逃生。

出狱之后，周镐对国民党和军统的厌恶进一步加深，就在此时，徐楚光再次登门，在他的劝说下，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他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系统里，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8年，南京地下党的一名成员被捕，在严刑之下叛变，将徐楚光与周镐的联系全部供出。

接着，徐楚光被捕，再接着，周镐被抓，审讯室里，灯光刺眼，皮鞭落下，水刑、杠子、老虎凳轮番上阵。
但周镐始终一句话不说，最终，敌人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加上军统旧识黄逸公等人四处奔走，周镐才得以再次脱险。

英勇赴死

出狱之后，周镐来到解放区待命，1948年底，他奉命策反孙良诚、刘汝明起义。

周镐凭借人脉顺利接近孙良诚，不断试探、点拨、分析形势，孙良诚也逐渐表现出动摇。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给他升了官，孙良诚为了重新博得蒋介石欢心，假意同意起义，实则联手刘汝明将周镐出卖。

接下来，他被关进保密局的宁海路19号看守所，没有公示、没有审判、没有判决，他在牢房中坚持了最后的意志，没有透露任何组织机密。

直至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前，在毛人凤呈上的名单上，签下四个字：“立即处决。”

那天夜里，周镐和几名被捕战友被带出牢房秘密杀害，周镐的尸体被草草掩埋，无名无姓，无碑无记。

与此同时，上海的另一端，吴雪亚靠在窗口，静静翻着丈夫留下的日记。

她不知道丈夫此刻身在何方，也不敢去追问，因为她知道，周镐从事的是无声战线，太多秘密不能说，也不能问。

可她始终坚信：他不会逃往台湾，不会抛下自己与孩子，他若不归，只有一个可能，牺牲了。

这一信念，支撑她度过了漫长的十六年，这十六年里，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却始终得不到任何答复。

1965年的春天，她终于做出了那个决定，带着日记，前往上海市政府讨一个公道。

面对哨兵拦阻，她毫不退让，执意要见市长曹荻秋，场面一度僵持，引来不少围观者。

“我是周镐的妻子，我要为他申冤。”她一字一句地说。

警卫员面露惊讶：“周镐？那是国民党军统的少将？”

“他是地下党员，是为共产党牺牲的，他是烈士。”她的话斩钉截铁，最终，消息传入曹荻秋耳中，市长破例接见了她。

吴雪亚颤抖地递上日记，陈述丈夫的生平、身份、使命，曹荻秋一页页翻阅，终于在日记的最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立即调查。”

这一查，便是将近十个月，工作组走访了南京、上海、苏北、华中数地，找到了数位曾与周镐并肩作战的老同志。

1965年12月，中央批复正式文件，确认周镐为中共特别党员，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至今无处寻觅，可他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人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