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7·31”，日本情报“大脑”交到了这个男人手里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转自：环球人物杂志

7月31日，东京永田町——这片聚集着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的街区，历来是日本政治权力的心脏。

·日本首相官邸。（日本共同社）

这一天，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主持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在此召开，核心议题是敲定日本战后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就在同一天，一个统筹日本全国情报资源的国家级机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

“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这个二战前负责思想监控、镇压异见的特务机构，曾是日本军国主义高压统治的代名词。如今，这个新挂牌的情报中枢，被外界视为新版“特高课”。

站在这个庞大谍网前的，是一个绝大多数日本人此前都叫不出名字的男人——原和也。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日本放送协会视频截图）

7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任命身为现任内阁情报官的原和也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58岁的原和也，在警察和情报系统里潜行了36年，行事低调，极少公开发声。他的前辈、曾任内阁情报官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的北村滋，卸任后写出《外事警察秘录》等多部著作，大谈与中俄朝间谍的隐秘较量；原和也却至今没有留下一本书、一篇公开署名文章。如今，他将执掌一个编制约700人、直通首相官邸的集权化情报机构。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这个机构的成立日期，被定在了“7·31”。

挂牌“7·31”

日本这次情报体制改革酝酿已久，落地却很快。

设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早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就已在自民党内酝酿——2013年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与《特定秘密保护法》落地后，自民党内多次讨论设立“日本版CIA”和制定《间谍防止法》，均因舆论强烈反对而搁置。高市早苗则是这一主张多年的鼓吹者，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便将其写入政纲。2025年10月上台后，她立即将尘封的方案重新启动。

今年4月底，在高市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5月，法案完成立法程序。7月24日，内阁会议敲定人事与挂牌日期。7月31日，机构正式成立，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召开。前后不过三个多月。

·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就“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答辩。（日本《每日新闻》）​

按照制度设计，“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阁僚为成员，是日本情报工作的最高决策平台；“国家情报局”则由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作为会议的秘书处和执行中枢，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首任局长原和也的职级，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同级——这在日本官僚序列中，已是仅次于阁僚的顶格配置。

700人的编制构成，透露出这个机构的底色。据日本媒体披露，其人员主体来自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同时吸收警察厅约180人、防卫省约100人、外务省约50人、公安调查厅约40人。警察系统占据绝对主导，意味着反间谍、国内安全将是其工作重心；防卫省位列第二大人员来源，则显示军事情报的分量正在持续加重。

外界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人员构成反映出高市政府想首先把既有安全情报资源集中起来，而不是从零开始打造一个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纯海外秘密情报机构。

7月31日的首次会议上，除了敲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另一项议程同样引人注目——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立法。日本政府已明确表示，“国家情报局”挂牌后，将围绕反间谍推进制度建设，今年夏天还将设立专家小组，讨论制定《间谍防止法》和新设“对外情报厅”。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日本情报体系从‘碎片化’向‘统合化’的根本转变。”知名日本问题专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等因素影响，情报职能长期高度分散化、去中心化，没有类似CIA那样的中央情报机构，“这就导致搜获的情报是否上报、报什么，完全取决于各省厅的意愿，首相官邸难以获得全面、及时的情报”。而“国家情报局”作为情报中枢，可根据首相官邸的要求，指导各省厅提供情报，统合分析后提交决策层。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政原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则从更长的时间线看待这场变革。他表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是其重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步骤，反映出日本正试图从传统的经济国家和安全依赖型国家，向拥有自主情报能力和综合安全治理能力的国家转型。“国家级情报中枢的建立，整合警察厅、防卫省、外务省的情报资源，配合即将推进的反间谍立法，都是日本右翼力量推动‘国家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重要步骤。”赵政原说，长期以来，《日本国宪法》对日本的防卫与安全力量有着严格限制，然而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政权，逐步推进的集权化情报机构正在打破原有的权力分散与制衡体系。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反间谍立法。(日本劳动网)​

权力一元化，恰恰是日本民众惧怕的——自“国家情报局”的设立进入立法程序以来，日本民众多次举行集会抗议。一名集会参加者对媒体说：“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另一名参加者则担忧：“相关法案体系下，这个机构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隐形官僚”

在日本政坛，原和也是一个典型的“看不见的人”。

1967年8月9日，原和也出生于兵库县。关于他的少年时代，公开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对一个情报官僚来说，这种“查无此人”式的低调，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素养。可以确认的是，他考入了以培养财经和官僚精英著称的一桥大学经济学部，1990年3月毕业后，通过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进入警察厅。这项考试是日本中央省厅选拔高级干部候选人的窄门，录取率常年只有百分之几，考中者被称为“精英组”，一入职就作为未来的司局长培养，晋升速度远快于普通公务员。原和也由此踏上日本官僚体系的快车道。

入厅头几年，他按照日本警察官僚的惯例下到地方历练，先后在山形县警本部、神奈川县警本部任职。真正决定他职业方向的，是此后调入警视厅公安部外事第一课——这个负责监控别国在日间谍活动的部门，让他从此扎进了警察系统中最神秘的外事公安领域。其间，他还被人事院选派赴英国短期研修。

他此后的职业轨迹，几乎是一张日本对外情报工作的路线图。2002年1月，他出任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回国后进入警察厅警备局，担任警备企画课理事官；2007年8月，又转赴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先任一等书记官，后升参事官。这些经历让原和也既熟悉日本反间谍的头号对手俄罗斯，也深谙日本最重要的情报伙伴美国。

2010年8月，他进入内阁情报调查室担任内阁参事官，第一次接触日本情报体系的中枢运作；2013年5月，又调任防卫省情报本部电波部长，主管信号情报。此后，他回到警察厅，先后出任警备局警备课长、外事情报部外事课长——后者正是日本反间谍工作的一线指挥岗位，负责外国情报机关活动监测、国际反恐协作。

2019年1月，原和也职业生涯迎来关键转折：他被选中出任首相安倍晋三的事务秘书官，正式进入日本权力核心的内圈。

·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局。（新华社）​

这一任命的背景，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对日本安保情报体系的持续重塑。在这场改革中，有一个名字绕不开——被日本媒体称为“安倍背后的007”的北村滋。这位同样出身警察厅外事系统的情报官僚，几乎全程参与了安倍时代的机构设立与法律建设，被称为“将情报带到官邸的人”

·北村滋。《日本经济新闻》​

有分析指出，如果说北村滋是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那么原和也更像接棒的“制度运行者”。从2019年到2020年安倍卸任，原和也在首相官邸贴身辅佐了近两年；此后他历任警察大学校国际警察中心所长、埼玉县警察本部长，2022年8月升任警察厅警备局局长，执掌日本国内最高规格的安全警备和反间谍工作；2023年6月，他出任内阁情报官，成为直接向首相汇报的日本情报体系一号官僚。

2025年10月高市上台后，把设立中央情报机构与制定反间谍法列为核心施政纲领，而原和也成为她推动情报改革最倚重的操盘手。有媒体评论称，二人的合作逻辑清晰且稳固：高市负责顶层政治推动，突破制度与国会阻力；原和也负责专业落地，统筹体系搭建与机制运行。

事实上，围绕“国家情报局”局长之位，日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曾展开激烈博弈。2014年国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前夕，三方同样在竞争首任局长之位，最终外务省“胜出”——出身外务省的谷内正太郎出任首任局长；此后除第二任的北村滋出身警察厅外，从第三任的秋叶刚男到现任的市川惠一，均为外务省出身。

“或许正因为外务省长期把持着国家安保局的局长之位，所以‘国家情报局’的首任局长就‘让给’了警察厅。”陈洋分析，从行政机构重组的现实来看，这一任命也顺理成章——“国家情报局”的本质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而原和也正是现任内阁情报官。

从履历上看，原和也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几个关键节点：海外情报、军事情报、警察公安、反间谍以及首相官邸决策，这也让他成为一位兼具国内安全和对外情报经验的官僚。实际上，这与高市政府对“国家情报局”的定位一致——将地方的情报搜集与分析进行统一。

​·今年5月，原和也（右）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总部与FBI局长卡什·帕特尔会面。(帕特尔X账号)

今年5月，还未正式就任局长的原和也，先替新机构跑了一趟华盛顿。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5月初，他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总部与FBI局长卡什·帕特尔见面，把新机构的架构和职能当面交了底。几天后，帕特尔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很荣幸在FBI总部接待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原和也局长”，并表示美方愿在网络安全、反间谍、情报搜集和反恐等领域支持东京。

至于这场合作冲着谁来，《南华早报》的报道标题说得直白——“着眼中国和俄罗斯”。

“原和也专程访问FBI总部敲定情报合作，凸显了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就带有‘美日情报一体化’色彩，也是美国‘印太战略’在情报领域的进一步延伸。”赵政原评论说。

“情报先行”

一个尚未挂牌的机构，先获得了FBI局长的公开背书，这在盟国情报合作史上并不多见。

陈洋认为，如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已搭建了能与美国CIA、英国秘密情报处（MI6）等机构对接的国家级架构，“这将为日本今后无缝对接‘五眼联盟’或建立‘第六眼’合作机制扫清体制障碍”。这也意味着日本正在从单纯的情报接受者向情报生产者、共享者转变，其国家情报体系对中国的关注将更趋系统化。

陈洋进一步指出，“国家情报局”可能只是日本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目前高市政府还计划制定《间谍防止法》以及建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意图“逐渐形成从情报搜集、综合研判到海外情报活动、反间谍行动的完整体系”。

在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日本《每日新闻》7月19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骤降至41%，创其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新低，反对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出现“死亡交叉”。在物价飞涨、民生困顿之际，政府优先推进的却是扩权建情报局。《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质问：“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为何优先处理与民生无直接关联的法案？”文章警告，高市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与反间谍法，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面临着将日本重新推向“监视国家”与“治安警察国家”的巨大风险。

​·1941年，日本北海道旭川师范学校美术部的学生仅因描绘日常生活的绘画，就被特高警察以“思想犯”名义逮捕，照片中戴帽的5人均遭逮捕，史称“生活图画事件”。（遭日本战前《治安维持法》迫害的松本五郎法庭供图）

日本社会的这种警惕，来自刻骨的历史记忆。1911年8月，东京警视厅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此后其他地方警察部门陆续跟进。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会领袖，史称“三·一五事件”，特高课在其中大肆抓捕、刑讯逼供。正因如此，战后美国主导设计日本情报体制时，刻意采用去中心化架构，让多部门并立制衡，防止权力再度集中。

比对内监控的潜在风险更深远的，是这套体系与军事扩张的联动。新华社在起底日本“新战前情报体系”的报道中指出，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九一八事变前，“满铁”的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在中国东北四处刺探；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日本间谍提前摸清了那里的天气、水文、地形和美军舰机部署。北村滋更曾直言不讳：“为了行使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日本必须掌握相关情报。”

“鉴于近代日本对外侵略一贯遵循情报先行逻辑，那么当下高市政府积极推动情报中枢一体化，本质是补齐大国军事扩张必不可少的‘神经中枢’。”陈洋表示，情报集权、军力扩张、修改和平宪法三者相互支撑，持续掏空战后和平体制根基，也势必会给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新的威胁。

按照日方说法，成立“国家情报局”的重要背景是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外界分析认为，俄乌冲突让日本意识到，现代国家竞争已不再局限于战场。情报、网络攻击、舆论影响、经济制裁，同样成为国家竞争的手段。与此同时，半导体、关键技术、供应链、网络空间都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因此，日本需要的情报体系不仅只服务于军事和外交，也必须覆盖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铭分析，日本背后的企图是多方面的，目的是彻底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然而，这最终只会危及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也会给东亚地区的和平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7月31日之后，原和也这个名字，注定不会再像过去36年那样隐形。这个从兵库县走出的警察官僚，会把日本这台重新集权的情报机器带向何方，东亚乃至世界都在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