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大寿比国葬重要？为特朗普过生日，把本国英雄纪念日推后？

戴高乐将军绝不会为了迁就美国总统，而推迟法国抵抗运动英雄马克·布洛赫的安葬仪式。上个月，世界多国领导人准备赴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时，法国官员心里始终惦记着唐纳德·特朗普。

作为东道主，巴黎动用了主办方的便利条件，尽力避免任何可能惹美国总统不快的情况。首先，法方把会议时间从6月14日推迟到6月16日，以确保不会与特朗普80岁生日庆祝活动，以及白宫草坪上随之举行的笼斗表演相冲突。随后，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话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还“格外费心”设计议程，以“迎合特朗普想要的那类内容”。

最后，也许最令人错愕的是，法国官员推迟了法国抵抗运动英雄马克·布洛赫遗骸移葬仪式。按照原计划，他将于6月16日安葬于位于巴黎市中心、享有崇高声望的先贤祠。这一决定影响重大：仪式因此无法在布洛赫1944年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周年纪念日举行，官方只能在一周后致敬。这意味着，法国为这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爱国者之一举行的一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国家纪念，被迫延后。

归根结底，法国最终放弃了在马克·布洛赫殉难当日向他致敬，只为按照白宫颐指气使的要求调整日程，并最终在邻近巴黎的凡尔赛迎接美国总统，以求博得其好感。这些决定反映出一种令人遗憾的心态。即便涉及本国历史，法国也越来越习惯于把来自华盛顿的限制当作高于一切的优先事项。然而，无论是推迟仪式，还是重塑议程，其实都并非迫不得已。

法国当年的拒绝无疑不受华盛顿欢迎，但事实证明，这种拒绝是有益的。它像一剂防止傲慢的疫苗，及时提醒人们：再强大的国家也难免犯错。这也呼应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持久教训：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在对外行动中违背自己宣称维护的原则，最终不可能在海外取得成功。

戴高乐将军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1966年金边演讲中谴责越南战争。他并不是想削弱美国，而是试图让美国避免一场战略灾难。他提醒美国人，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可能无限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决心掌握自身命运的民族。历史最终证明他是对的。

这种戴高乐主义传统，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反对华盛顿。它意味着，当共同利益一致时支持美国；而当美国走上一条危险道路时，则要说“不”。恰恰是这种独立判断的能力，正逐渐消失。

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鲜明例子。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起初都看到了风险。两人都反对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加入北约的前景，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把这种举动视为战略红线，可能在欧洲引发重大对抗。

如果法国当时坚定维持这一立场，并继续推动一种把欧洲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纳入其中的欧洲安全架构，乌克兰这场灾难本来很可能可以避免。可是，巴黎后来逐渐放弃了这一设想，转而越来越认同北约扩张，并不可避免地滑向对抗逻辑。

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北约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2012年，法国同意加入这一项目。该项目名义上针对伊朗，但俄罗斯将其视为带有敌意的战略部署。法国的加入助长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在乔治·W·布什总统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当务之急本应是重建战略互信，但法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

在伊朗问题上，同样的模式再次出现。2018年，特朗普总统单方面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后，法国本应坚决反对这一决定。本应捍卫这项本来运转良好、能够降低战争风险的协议，也本应拒绝按华盛顿的要求迫使法国企业撤出伊朗。但结果仍然是，对美国的顺从压倒了独立立场。

此后席卷中东的一系列危机——尤其是最近针对伊朗的战争，尽管后来因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中断，哪怕只是短暂中断——已经显示出这种失败的代价。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场冲突最终以美国在战略上的一次挫败告终。持这一看法的分析人士立场并不相同，其中包括罗伯特·卡根，他在《大西洋》杂志广受讨论的文章《伊朗将死》中提出了这一判断；约翰·J·米尔斯海默也持类似观点。

更糟的是，如果最近恢复的敌对行动演变成一场长期冲突，后果可能远远超出中东范围，触发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西方经济体几乎肯定将承受最沉重的代价。矛盾之处在于，法国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对美国日益加深的从属，并没有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反而削弱了它。

真正的联盟，依赖的是能够贡献各自独特优势的伙伴。法国恰恰拥有这样的条件。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海洋管辖空间、广泛的外交网络、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以及世界一流的战略工业基础。

换句话说，法国具备成为美国不可或缺伙伴的一切条件——前提是它重新找回以自身身份行事的信心。正在形成的世界，已不再是1990年代的那个世界。面对亚洲力量格局的变化，美国必须越来越多地把战略资源转向印太地区。它不可能——也不会愿意——无限期承担西方安全的全部负担。因此，从长远看，美国的利益不在于维持经济和文化上的依赖关系，而在于培育更自主、更有能力、也更愿意为自身安全承担责任的盟友。法国完全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重申：当美国周围是自由而拥有主权的伙伴时，它会更强大。一个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在需要时提供支持，在必要时表达异议——对美国的价值，远远高于一个一心只想获得华盛顿认可的法国。美国不需要一个以请求者姿态行事的法国。它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坦诚发声的法国——一个能够提醒其盟友：任何大国一旦不再倾听朋友的意见，就不可能真正继续保持伟大。

如果法国重新找回戴高乐精神，它并不是在疏远美国，而是会再次成为一个让美国尊重的盟友。这样的关系将更加平衡、更加有效，也更符合21世纪的战略现实——不是一种依附关系，而是两个主权之间的联盟，它们因对民主和人类自由的共同承诺而走到一起。

作者：娜塔莎·波洛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