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宦海浮沉：十年辗转里的信仰追寻（1927—1942） 2

第三卷 宦海浮沉：十年辗转里的信仰追寻（1927—1942）

第三章 中原折戟：西北军的崩塌

1929年的春风，没有给中原大地带来和平，反而吹来了内战的硝烟。

北伐的凯歌余音未落，冯玉祥与蒋介石便从盟友变成了仇敌。昔日并肩作战的国民革命军，转眼便在中原大地上兵戎相见。孙良诚率部从山东回撤，通电反蒋，谢庆云也随之卸下公路局长的长衫，重新披上戎装，出任讨逆军第二路汽车管理局局长。

对谢庆云而言，这是一场充满困惑与痛苦的战争。他曾以为北伐胜利便是终点，国家从此可以休养生息；他曾以为革命者都怀有救国救民的初心，到头来却发现，一切不过是新军阀瓜分地盘的游戏。

而宣侠父的存在，像黑暗中的一盏灯，在这场自相残杀的混乱里，为他照亮了另一条道路。

1. 冯蒋决裂：讨逆军第二路的组建

1929年5月，孙良诚接到冯玉祥的密电，率部撤离山东，开赴河南集结。

撤离的命令来得仓促，省府大小事务草草交接，各县县长还没来得及反应，省主席的队伍已经绝尘而去。谢庆云坐在颠簸的汽车里，回望渐渐远去的泰山轮廓，心里五味杂陈。一年多的齐鲁岁月，像一场仓促的梦，刚开场，便已落幕。

他心里清楚，这场决裂，迟早要来。

北伐之后，蒋介石坐拥中枢，一心削弱地方实力派，“削藩”之策步步紧逼。冯玉祥的西北军盘踞西北、河南、山东，拥兵数十万，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编遣会议上的明争暗斗，地盘与粮饷的重重矛盾，早已让双方貌合神离。

回到河南后，冯玉祥正式通电反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孙良诚被任命为第二路军总指挥，下辖三个军，沿陇海线正面布防，是反蒋联军的主力。

谢庆云则被委任为第二路汽车管理局局长，统管全军的汽车运输、油料补给与车辆维修。

在当时的西北军里，汽车是稀罕物。全路军加起来也不过百余辆卡车、十几辆轿车，大多是缴获北洋军阀的老旧装备，零件匮乏，车况堪忧。可就是这点家底，却承担着前线弹药、粮草、兵员的转运重任，是整个部队的生命线。

上任伊始，谢庆云便一头扎进了车队驻地。

他一辆辆地检查车况，登记造册；把司机和修理工编成班组，明确责任；四处筹措汽油、机油和零配件，建立临时油料库和维修站。西北军素来以吃苦耐劳著称，汽车兵更是风里来雨里去，谢庆云跟着他们一起摸爬滚打，身上的军装永远沾满油污。

宣侠父此时就在第二路军总部，担任政治顾问。

战事间隙，两人常常见面。有时是在指挥部的会议上，有时是在傍晚的营区散步，更多时候，是在谢庆云的汽车管理局小屋里，一盏油灯，两杯粗茶，聊时局，聊理想，聊这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

“庆云，你觉得这场仗，打得有意义吗？”一次夜谈，宣侠父忽然问道。

谢庆云沉默良久，摇了摇头：“说心里话，我不懂。打北洋军阀，是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让国家统一。可如今北伐刚成，自己人又打起来了，死的都是中国兵，苦的都是老百姓，这算什么革命？”

宣侠父点点头，目光沉静：“你看得很准。蒋介石的革命，是假革命。他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的是独裁，是蒋家天下。冯玉祥的西北军，本质上也还是军阀队伍，争的是地盘，是实力。真正的革命，不是换一拨人坐江山，而是让劳苦大众真正站起来。”

“那……真正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来？”谢庆云问。

“快了。”宣侠父微微一笑，“黑暗越浓，黎明越近。你记住，内战是暂时的，民族的前途、人民的解放，才是永恒的方向。无论时局怎么乱，心里的方向不能乱。”

油灯的光跳跃着，映在宣侠父的脸上，坚毅而明亮。

谢庆云看着他，心里那份沉甸甸的困惑，仿佛被风吹散了些许。他知道，自己正在靠近一条真正的道路，一条能让中国走出混乱、走向光明的道路。

只是他没想到，这场中原大战，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惨烈。

2. 汽车管理局局长：战争中的后勤总管

战争一开打，后勤的压力便如山般压了下来。

陇海线是主战场，双方百万大军在豫东平原上反复拉锯，枪炮声日夜不息。谢庆云的汽车队，就像一条不停歇的血管，穿梭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把一箱箱弹药、一袋袋粮食、一批批伤员，运送到各自的位置。

西北军的后勤，本就薄弱。

没有稳定的后方兵工厂，弹药越打越少；没有充足的油料储备，汽车常常跑着跑着就熄了火；就连轮胎、零件都奇缺，坏一辆就少一辆。蒋介石的中央军则有江浙财团支撑，有铁路、水路便利补给，装备、粮弹都远胜西北军。

谢庆云绞尽脑汁，维持着这条脆弱的运输线。

他下令对所有车辆实行“定人定车”，责任到人；严格控制油料消耗，规定每百公里的用油量，违者严惩；组织修理工随队跟进，车辆坏了就地抢修，能拆东补西就绝不报废；甚至发动士兵收集民间马车、牛车，作为汽车运力不足的补充。

那段日子，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常常是刚在指挥部领完运输任务，连夜就带队出发。豫东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遇到轰炸还要就地隐蔽。有一次运送弹药的车队遭遇敌机扫射，两辆卡车中弹起火，谢庆云冒着爆炸的危险，指挥司机把着火的车开离弹药群，保住了大部分物资。

孙良诚对谢庆云的工作十分满意。他常在军事会议上说：“庆云管后勤，我最放心。别人管后勤，总要打几分折扣；他管，一分一毫都能用到刀刃上。”

可谢庆云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

他亲眼看见，前线下来的伤兵缺医少药，在路边痛苦呻吟；他亲眼看见，溃败下来的士兵衣衫褴褛，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他也亲眼看见，河南的百姓因为战乱流离失所，庄稼荒芜，饿殍遍野。

这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革命”吗？

北伐时打倒军阀，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可如今，军阀换了一拨又一拨，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苦。

有一次，宣侠父到汽车管理局视察，正赶上谢庆云处理一批抢粮的逃兵。几个饿极了的士兵抢了老百姓的粮食，按军法当严惩。谢庆云看着面黄肌瘦的士兵，又看着一旁哭哭啼啼的老乡，左右为难。

宣侠父叹了口气，对谢庆云说：“你看，这就是旧军队的病根。士兵不知道为何而战，百姓不把军队当自己人。这样的军队，胜则争功，败则溃散，终究是靠不住的。”

“那什么样的军队，才是靠得住的？”谢庆云问。

“为人民的军队。”宣侠父语气坚定，“士兵知道是为自己的爹娘、为自己的土地而战，百姓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子弟兵。军民一条心，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你看南方的红军，人数不多，装备不好，却怎么也打不垮，道理就在这里。”

谢庆云心头一震。

他听过不少关于红军的传闻，官方报纸上都骂他们是“赤匪”。可宣侠父的话，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思考的闸门。

是啊，如果一支军队是为人民而战，又怎么会抢百姓的粮食？如果一个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又怎么会让百姓流离失所？

那天夜里，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旧路已穷，当寻新途。”

他不知道新途具体在哪里，但他知道，一定不在这场军阀混战里，一定不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里。

3. 归德机场奇袭：差点活捉蒋介石的战斗

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路反蒋，百万大军从不同方向扑向南京。蒋介石则坐镇徐州，调集嫡系部队分路迎战。归德（今商丘）地处豫东，是陇海线上的战略要地，也是蒋介石的前沿指挥部所在地。

孙良诚的第二路军，就摆在归德正面。

5月31日，情报传来：蒋介石本人已抵达归德，就在车站专列上督战，机场还停着他的两架座机。

孙良诚闻讯，当即决定实施一次大胆的“斩首行动”——精选一支敢死队，夜袭归德机场和火车站，争取活捉蒋介石。

这个计划极其冒险，却也极其诱人。一旦成功，整个战局将彻底逆转。

任务交给了军部卫队营。孙良诚亲自挑选了160名身手矫健的士兵，每人配一把大刀、一支短枪、六颗手榴弹，其中20人专门携带炸药和煤油，负责烧毁飞机和列车。

谢庆云的汽车管理局，负责这次行动的运输与后勤保障。

他调配了最好的八辆卡车，挑选了最老练的司机，备足了油料和备用零件，确保队伍能快速开进、快速撤离。行动前夜，他亲自检查每一辆车的车况，甚至给每一位敢死队员递上一碗壮行酒。

“兄弟们，此战凶险，务必保重。”谢庆云声音低沉，“我在接应点等你们回来。”

午夜时分，队伍悄悄出发了。

夜色如墨，汽车关闭车灯，沿着乡间土路摸向归德机场。谢庆云坐在指挥车里，心一直悬着。他知道，这一去，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他更知道，这一战若成，将改写历史。

凌晨一时许，机场方向突然火光冲天，紧接着枪声、爆炸声连成一片。

敢死队摸进了机场，对着停机坪和机库投掷手榴弹、泼洒煤油。两架停在跑道上的飞机瞬间被炸起火，机库也燃起熊熊大火，机场顿时乱作一团。

负责警戒的中央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黑暗中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只能盲目射击。敢死队员们趁乱猛冲猛打，一度冲到了距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

蒋介石当时就在车站的专列上。

机场火光一起，侍卫长王世和立刻察觉不妙，急忙下令开车撤离。可慌乱之中，火车头竟然脱了钩，列车动弹不得。蒋介石急得团团转，最后在卫士的簇拥下，弃车徒步向东逃跑，一直跑了六七里地，躲进一个村庄，才算脱险。

这边敢死队打了半个多小时，见机场已毁，却迟迟攻不下车站，又怕敌人援军赶到，不敢恋战，便按计划交替掩护撤退。

谢庆云在接应点等到了队伍。

清点人数，伤亡了三十多个弟兄，不少人挂了彩。带队的营长满脸是血，懊恼地说：“局长，机场烧了，可老蒋跑了。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谢庆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弟兄们已经尽力了。能端了他的机场，就是大功一件。先撤，回去再说。”

车队连夜撤回阵地。

这场奇袭，虽然没能活捉蒋介石，却把他吓得不轻。归德机场被毁，十几架飞机付之一炬，蒋介石的前沿指挥系统一度瘫痪。消息传开，西北军军心大振。

后来很多年，孙良诚在战俘营里提起这一战，还后悔不已。他总说，当时如果兵分两路，一路打机场，一路直接端火车站，蒋介石插翅难飞。历史，或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谢庆云却很少提这场战斗。

在他看来，就算真的活捉了蒋介石，又能如何？不过是换一个军阀坐天下，百姓的苦难，不会有丝毫改变。

真正能救中国的，从来不是一次斩首行动，而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种能让国家脱胎换骨的信仰。

归德的火光，照亮了豫东的夜空，却照不亮民国乱世的沉沉黑夜。

4. 兵败如山倒：西北军的土崩瓦解

归德奇袭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西北军的短板一一暴露出来。弹药不济、粮饷匮乏、内部派系林立，再加上蒋介石的金钱收买、分化瓦解，反蒋联军的颓势日渐明显。

到了1930年秋天，战局急转直下。

阎锡山的晋军在津浦线节节败退，撤回山西；李宗仁的桂军也退回了广西。冯玉祥的西北军孤军奋战，侧翼尽失，陷入了中央军的合围。

更致命的是，西北军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蒋介石派出说客，带着银元和委任状，四处收买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先后倒戈，投靠了蒋介石；其他将领也各怀心思，或观望，或自保，没人再愿意死战。

孙良诚的第二路军，是少数还在硬拼的部队。

可越打，谢庆云越觉得无力。汽车越来越少，油料越来越缺，很多车辆因为没有零件，坏了就只能扔在路边。前线退下来的伤兵越来越多，补给却越来越跟不上。他这个后勤总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去指挥部找孙良诚，汇报后勤的困境。

孙良诚红着眼睛，一巴掌拍在地图上：“撑住！再撑一阵子！阎百川那边会增援的，鹿瑞伯那边也会有动作的！”

可谢庆云看得明白，增援是指望不上的。各路人马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肯真心出力。

果然，没过多久，全线崩溃的消息就传来了。

1930年10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几十万西北军，土崩瓦解。有的被蒋介石收编，有的投靠了张学良，有的散伙回了老家。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军，短短几个月，便烟消云散。

孙良诚心有不甘，却也无力回天。他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也不愿意寄人篱下，索性交出兵权，带着少数亲信，北上天津，做起了寓公。

谢庆云也跟着去了天津。

从河南到天津，一路南下转北上，所见所闻，满目疮痍。中原大战打了半年，豫东、皖北、鲁西大片土地打成了焦土，村庄被毁，农田荒芜，难民沿路乞讨，饿殍随处可见。

坐在火车上，谢庆云望着窗外萧条的原野，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

十年前，他怀着救国之志投笔从戎，本以为跟着冯玉祥就能救中国。十年过去，从士兵到上校，从军营到官场，他一路走过来，看到的却是无休止的混战、无止境的腐败、无穷尽的苦难。

西北军垮了。

这支曾让他寄予厚望的队伍，这支曾以严明军纪、爱国精神著称的队伍，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军阀的宿命。因利而聚，利尽则散；因势而聚，势去则崩。

他想起宣侠父说过的话：没有信仰的队伍，走不远。

是啊，西北军有严明的纪律，有勇猛的将士，有威望的统帅，可唯独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为冯玉祥而战，为地盘而战，为饭碗而战，却不是为人民而战，不是为理想而战。这样的队伍，再强大也只是空中楼阁，一遇风雨便轰然倒塌。

火车驶入天津站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

谢庆云拎着简单的行李，跟在孙良诚身后，走出车站。雨水打湿了他的肩头，也打湿了他十年的军旅旧梦。

从风光无限的省府大员，到赋闲天津的落魄闲人；从拥兵数万的西北军，到土崩瓦解的昨日黄花。

一切都变了。

但谢庆云知道，也有东西没变。

那就是宣侠父在他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非但没有随着西北军的崩塌而死去，反而在这场失败的洗礼中，扎得更深了。

乱世还在继续，而他的追寻，也还在继续。

第四章 七年闲居：乱世里的沉思

从1930年到1937年，谢庆云在天津度过了七年闲居岁月。

七年，在风云变幻的民国，足以让很多事情物是人非。昔日的同袍，有的飞黄腾达，有的沦为汉奸，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归隐田园。孙良诚在天津的寓所里，从雄心万丈到日渐消沉，日日盼着东山再起。

而谢庆云，却在这七年的落寞与沉寂里，完成了思想上最重要的蜕变。他读书、观世、交友、思索，从察哈尔抗日的短暂微光里，从吉鸿昌牺牲的悲愤里，从与宣侠父的再遇深谈里，一步步看清了时代的方向，坚定了内心的选择。

七年闲居，不是沉沦，而是沉淀。

1. 天津寓公的落寞岁月

天津的租界区，是下野军阀政客们的聚集地。

孙良诚的寓所，选在英租界的一栋小楼里。院子不大，却也精致，前院种花，后院种菜，门口有卫兵站岗，家里有佣人伺候。比起普通百姓，日子自然是优渥的；可比起当年一省主席、方面军总指挥的威风，却已是天壤之别。

刚到天津的那段日子，孙良诚很不甘心。

他整日在家会客、打牌、听戏，表面上逍遥自在，实则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局，盼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家里常常高朋满座，都是些下野的西北军旧部、失意的政客军人，聚在一起骂蒋介石，骂中央军，回忆当年的风光。

谢庆云也住在附近，常去孙良诚府上走动。

他名义上还是孙良诚的旧部、幕僚，实际上并无实职，不过是陪着聊聊天、办办杂事。孙良诚每月给他一笔生活费，维持家用不成问题，却也谈不上富足。

更多的时候，谢庆云是在自己的小院子里读书。

以前行军打仗、处理公务，忙得脚不沾地，没多少时间读书。如今闲下来，他便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历史、政治、军事，各种书籍都读，尤其喜欢读那些探讨中国前途、社会改造的著作。

他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越读越觉得国民党早已背离了先生的遗愿；

他读各种介绍西方制度的书，却总觉得那些制度照搬到中国，终究水土不服；

他也悄悄托人买来一些进步书刊，读马克思的学说，读介绍苏联革命的文章，读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越读，心里越亮堂。

郭楚材这时也在天津，两人来往密切。

少年时的同窗，军营里的战友，如今又在异乡相聚，格外亲切。郭楚材比谢庆云更早接触共产党，思想也更激进。两人常常关起门来，一聊就是大半天。从国内政局聊到国际形势，从国民党的腐败聊到共产党的主张，越聊越投机。

“庆云，你有没有想过，干脆投奔红军去？”一次聊到深处，郭楚材忽然问道。

谢庆云沉吟片刻，摇了摇头：“想是想过。可一来，南方太远，路途凶险；二来，我总觉得，做事不能凭一时意气。宣先生当年跟我说，革命不在一时一地，在哪里都能做事。如今这个局面，留在北方，留在旧军队的人脉里，或许将来用处更大。”

郭楚材点点头：“你想得长远。现在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危在旦夕，全面抗战怕是早晚的事。真到了那一天，有枪杆子才有用。孙良诚虽然现在落魄，可他在西北军旧部里威望还在，将来一旦有事，振臂一呼，拉起队伍不难。你留在他身边，将来就有机会把队伍拉到抗日的正道上来。”

这番话，正说到了谢庆云心里。

他之所以一直跟着孙良诚，不是贪图富贵，也不是愚忠个人，而是看准了这支队伍的潜力。西北军的底子，官兵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有爱国心，有战斗力。如果能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抗日救国之路，那比自己一个人去投奔红军，作用大得多。

只是他没想到，全面抗战来得那么快；更没想到，孙良诚最终会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天津的岁月，平静又压抑。

窗外的世界，一天比一天乱。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一二八事变，淞沪开战；长城抗战，节节败退。日本人的野心越来越大，华北的天空阴云密布。

谢庆云常常站在院子里，望着北方，久久不语。

他是军人，守土卫国是天职。可如今，他却只能窝在租界的小楼里，看着国土一步步沦丧，看着同胞被欺凌屠戮。这种无力感，比战场上的失败更折磨人。

他在等，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重新披挂上阵、真刀真枪抗击日寇的机会。

2.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短暂微光

1933年春天，一个消息传遍了天津的下野军官圈：冯玉祥在张家口揭竿而起，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爱国军人共赴国难、收复失地。

消息传来，孙良诚激动得坐不住了。

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连声说：“焕章先生不愧是我们的老长官！国难当头，就该有这样的气魄！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自己抗！”

很快，冯玉祥的邀请信也到了，委任孙良诚为抗日同盟军骑兵挺进军军长，请他即刻赴张家口共商大计。

孙良诚当即决定动身。他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准备北上大干一场。谢庆云也被任命为军部参议，随行前往。

谢庆云的心情同样激动。

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机会真刀真枪地打日本人了。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收拾行装，跟着孙良诚一路北上。

张家口的气氛，与天津的压抑截然不同。

大街小巷都贴着抗日标语，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各地投奔而来的爱国军人、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冯玉祥穿着粗布军装，每天在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全民抗日、收复察东失地。

宣侠父也在这里。

他是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政治宣传与统战工作。谢庆云到张家口的第一天，就去看望了他。故人重逢，分外欣喜。

“庆云，我就知道你会来。”宣侠父握着他的手，目光热切，“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站出来。抗日同盟军，就是要给全国人民做个榜样——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

“宣先生，我就想跟着你们，真真正正打一仗鬼子。”谢庆云诚恳地说，“这些年闲在天津，看着国土沦丧，我心里像火烧一样。”

宣侠父点点头：“好！我们一起干。不过你要做好准备，这条路不好走。蒋介石不会看着我们抗日，日本人也会疯狂反扑。前面的困难，会很多。”

谢庆云说：“我不怕。只要是真抗日，再难也值。”

那段日子，是谢庆云几年里最充实的时光。

他协助孙良诚整训骑兵部队，筹备粮秣军械，忙得脚不沾地。虽然条件艰苦，装备简陋，可每个人都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赶走日本人，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不久，抗日同盟军兵分三路，向日伪军发起反攻。

吉鸿昌率部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又血战五昼夜，拿下多伦，把日伪军赶出了察哈尔省。捷报传来，全国震动。

谢庆云在后方听到多伦光复的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才是中国军人该有的样子！这才是革命军队该打的仗！比起那些争权夺利的内战，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战争。

可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蒋介石容不得抗日同盟军的存在。他污蔑同盟军“破坏国策”“赤化割据”，调集大军围剿察哈尔，同时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同盟军将领。

日伪军也趁机反扑，多伦得而复失。

内外夹击之下，抗日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

孙良诚见势不妙，心里又打起了小算盘。他本就是抱着“东山再起”的目的来的，如今眼看同盟军撑不住了，继续待下去非但捞不到好处，反而可能引火烧身。

于是，他没跟冯玉祥打招呼，也没跟谢庆云多商量，趁着夜色悄悄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离开了张家口，撤回了天津。

谢庆云得知消息时，孙良诚已经走了一天了。

他又气又失望。气的是孙良诚如此不顾大局，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失望的是，自己寄予厚望的老长官，终究还是改不了投机的本性。

宣侠父来送他的时候，神色平静。

“孙良诚走，不奇怪。他从来都是这样，把实力放在第一位。”宣侠父说，“庆云，你要记住，抗日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升官发财的跳板。真正的抗日，要准备付出代价，准备牺牲。这条路很长，也很险。”

谢庆云郑重地点头：“宣先生，我记住了。我不会动摇的。”

察哈尔的微光，就这样熄灭了。

可这束光，却在谢庆云心里留下了滚烫的印记。他亲眼看到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有多高涨；他也亲身体会到了，真正为民族而战的队伍，有多强大的力量。

蒋介石可以扑灭抗日同盟军，却扑不灭中国人心里的抗日火种。

而谢庆云心里的火种，也在这场短暂的燃烧里，越烧越旺。

3. 梁冠英、吉鸿昌部参议：再遇宣侠父

从察哈尔回到天津后，谢庆云没有闲太久。

不久，经西北军旧部引荐，他到梁冠英的第二十五路军当了参议。梁冠英也是西北军出身，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安徽一带。谢庆云的老友吉鸿昌，也在这支部队里。

更让他高兴的是，宣侠父也在这里，公开身份是二十五路军的高级参议，实际上负责兵运工作。

两人又一次在同一支部队共事，接触比以前更多，交往也更深了。

宣侠父的住处，成了谢庆云常去的地方。

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满架子的书。每次去，宣侠父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或是接待秘密来访的同志。

在这里，谢庆云系统地读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了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宣侠父也从不避讳，给他讲红军的故事，讲苏区的土地革命，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谢庆云听得越多，心里越透亮。

以前他只是模糊地觉得，国民党不行，共产党或许行。如今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行——因为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因为共产党有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纪律，因为共产党真的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奋斗。

他也见到了吉鸿昌。

这位西北军的名将，身材魁梧，性格豪爽，一身正气。谢庆云早就听说过吉鸿昌的大名，“吉大胆”的名号在西北军无人不晓。相处之后，更是佩服他的爱国情怀和刚直秉性。

吉鸿昌这时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只是身份没有公开。他和宣侠父一起，在部队里宣传抗日，发展进步力量。谢庆云常常和他们两人一起畅谈国事，每每聊到日寇猖獗、国土沦丧，都扼腕叹息；聊到未来的抗日前景，又满怀憧憬。

有一次，吉鸿昌送给谢庆云一张地毯，手工编织，质地精良。

“庆云，这是我在宁夏的时候，当地老乡送的。你常年奔波，留着用吧。”吉鸿昌爽朗地说，“咱们这些人，今天脱了鞋，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但有一条，只要活着，就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忘了打鬼子！”

谢庆云郑重地收下了。

这张地毯，他一直珍藏着。后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那张地毯，就是吉鸿昌当年送给他的。物是人非，可那份爱国的热血，永远滚烫。

在二十五路军的这段日子，是谢庆云思想进步最快的时期。

宣侠父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步步引导他、启发他；吉鸿昌像一位并肩的战友，用行动感染他、激励他。他不再是那个迷茫困惑的旧军官，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在哪里。

他向宣侠父坦诚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加入共产党。

宣侠父很高兴，却也很慎重：“庆云，我相信你的觉悟。但入党不是小事，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意味着危险，意味着牺牲。你再好好想想，也让组织再考察考察。不着急，我们的路还很长。”

谢庆云点点头。

他不着急。十七年都等了，不在乎再多等几年。他要用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可惜的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蒋介石对二十五路军里的“赤色分子”早有察觉，很快就下手了。梁冠英顶不住压力，开始排挤进步人士，宣侠父被迫离开了部队。不久，吉鸿昌也被解职，去了天津。

谢庆云也离开了二十五路军，重新回到了天津。

相聚总是短暂，分别却是常态。

但谢庆云心里，已经不再茫然。宣侠父虽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