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的父子兵，建国后父亲成正部，儿子授少将

湖南慈利三官寺乡株木岗村，有一座老旧的湘西民居。屋前的古柏四季常青。这座老屋是袁任远的故居。从这座老屋里，走出了一对走过长征的父子。父亲袁任远后来成为正部级干部，儿子袁意奋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1898年，袁任远出生在慈利三官寺一户农家，原名袁明濂。他在家乡读了私塾，后考入慈利县中学。1918年，二十岁的袁任远考入湖南法政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湖南有志青年接触新思想的地方。

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袁任远和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罢课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毕业后，他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远赴南洋，在马来西亚、缅甸等地教书谋生，同时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仰光，他担任一家进步报馆的编辑，用笔杆子批评时政。这段辗转的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外部世界，也让他看清了旧中国的种种问题。

1925年5月，袁任远在长沙入党。入党后，他先后在长沙、慈利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一个原本可以安稳度日的教书先生，偏要回到穷乡僻壤去闹革命。这个选择，决定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1928年，袁任远在湘西参与组织发动了石门南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湘鄂西地区早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行动。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到达上海，由中央指派前往广西。

1929年12月，他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成功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袁任远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七军在桂、粤、湘、黔四省边界艰苦转战，行程数千里，于1931年来到湘赣革命根据地。此后，他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34年，袁任远调任大庸军分区政委。

对于儿子袁意奋来说，父亲这段出生入死的岁月，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影。袁意奋出生于1917年。父亲离家革命时，他年岁还小。他是在母亲和乡亲们的照料下长大的。他知道父亲在外面干大事，却不清楚父亲到底在什么地方。

父子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常常几年也听不到一点消息。这种隔绝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34年秋。一个消息传到了正在中学读书的袁意奋耳朵里：父亲回来了，正在大庸。

这个消息彻底改变了袁意奋的人生轨迹。他没有犹豫，马上中断学业，独自出门去寻找父亲。他一路打听，一路赶路，终于在大庸找到了袁任远。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风尘仆仆地站在父亲面前。

袁任远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快和自己一样高的儿子。儿子的想法很简单，开口只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跟着你走。

袁任远看着儿子，心里经过了思想斗争。他很清楚，走上这条路，就是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他最后接受了儿子的请求。

袁意奋随后被分配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名宣传员。战友们很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大家都称呼他们为“红军父子兵”。从这一天起，这对父子正式并肩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路。这是最后一支出发的主力红军。袁任远那时他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队伍出发时，他站在路边，看着长长的行军队列。袁意奋就在这支队列里，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宣传干事，身背行装，跟着部队向西开进。

长征途中，父子二人聚少离多。他们分属不同的战斗序列，常常几天甚至几周都见不上一面。偶尔在行军途中碰见，也只是匆匆对视一眼，简单交代几句注意安全的话。

袁任远是军团首长，有战马和警卫员，可他跟普通战士一样穿着草鞋行军。有老部下对他提起，说可以把意奋调到机关来，父子间也好有个照应。

袁任远说，所有战士都是别人的儿子，我袁任远的儿子不能搞特殊。父子二人在整个长征途中，身处同一支队伍，却保持着最远的距离。

1936年6月底，红二、六军团来到甘孜附近，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合。7月2日，两军主力在甘孜正式举行了会师大会。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随即准备进入草地北上。

这是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进入草地前，袁任远特意找到了儿子。父子俩终于有了长征路上难得的一次相聚。袁任远看着消瘦的儿子，从自己的行囊里掏出半袋干粮，递到袁意奋手上。

这半袋干粮，是他在行军途中一口一口省下来的。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粮食就是生存的希望。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叮嘱了一番。

袁意奋接过干粮，转身走进了即将踏入草地的队伍。进入草地后，他因为连日劳累和营养不良，发起高烧。他几次陷入昏迷，倒在了沼泽边缘。身边的战友轮流搀扶着他，架着他往前走。靠着战友的帮助和活下去的意志，他最终走出了草地。

与此同时，父亲袁任远也在同一片草地上艰难跋涉。他不知道儿子此刻正挣扎在生死线上，还是已经倒在了某个水洼旁。

这种无法知道对方生死的煎熬，是战争年代一个父亲必须承受的。当部队走出草地，来到哈达铺，袁任远打听到儿子还活着的消息时，他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长征结束后，父子二人的路开始走向不同的战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任远担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在贺龙师长、王震旅长的指挥下，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袁任远后调任绥德专员，担负起巩固根据地、支援前线的任务。

袁意奋则在一二零师教导团历任连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等职。他从一名长征时的宣传员，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员。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袁任远被派往东北，担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投身后方建设和土改工作。

儿子袁意奋留在西北野战军，担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二团副政委。他随部队参加了西府战役、陇东战役和荔北战役。这对父子，像两条并行的铁轨，共同承载着解放全中国的时代列车。

新中国成立后，袁任远先后担任湖南省副主席、内务部副部长。1958年，他调任青海省省长、省委书记。在青藏高原的艰苦环境里，他领导了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困难时期的救灾工作。

1978年，袁任远当选为中央纪委副书记，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贡献力量。

袁意奋则走向了祖国的海疆。1954年，他被选送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58年，他学成回国，投身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1959年，他亲自率领舰艇巡逻编队，巡航西沙海区，宣示国家主权。1964年，袁意奋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

这对父子，一个在政府的领导岗位上日理万机，一个在万里海疆上守卫国门。他们这一生，始终聚少离多。

1986年1月2日，袁任远在北京病故，享年八十八岁。他留给儿女们的，只有革命一生的精神财富。二十一年后的2007年5月29日，袁意奋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慈利株木岗村的袁任远故居，到现在还静静立在那里。屋前那棵古柏，见证了百年的风雨沧桑。人们后来这样总结这个家庭：“夫妻长征、父子长征、两代将星、三代共产党、全家革命”。

当十七岁的袁意奋追上父亲的队伍，革命队伍的队列里，便多了一对打不散的父子兵。他们的两万五千里路，是用信仰和脚步一起量出来的。这条路上，半袋干粮能救命，一句嘱托能暖心，一个父亲的背影，足够指引一个少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