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医的回忆：活体解剖两个八路军，解剖过程令人发指！

1942年3月底，在山西省潞安陆军医院对俘虏“进行了活体解剖演习”，对其中一名“灌进了活体的麻醉剂较大的量，以便检查其死与不死的征候”，“另一名俘虏即是我对他施行了‘气管开刀术’的练习”。试验后，“我即和另一军医用带子绞住，把他完全勒杀至死”。

第一章

1956年10月，横滨港起了薄雾。

一艘从中国天津开来的轮船靠了岸。甲板上站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旧西装，身形消瘦，颧骨突出。他叫汤浅谦。

整整八年。从1948年被捕，到1956年被释放回国，他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度过了八个春秋。

海风从海面上卷过来，带着咸腥的气味。汤浅谦站在船舷边，手扶着冰凉的铁栏杆。远处横滨港的轮廓在雾中一点点清晰起来，那是他离开多年的故土。可他的脚像钉在了甲板上，迈不动。

他想起1942年的山西。

那年他二十六岁，刚从东京的医科大学毕业不久，穿着笔挺的军装，挂着中尉军衔。父亲是私人医生，家境殷实，他从小就想当个医生，治病救人。可1941年毕业那年，日本已经深陷中国战场四年。军国主义的狂热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整个国家。学校里的老师每天都在讲“大东亚共荣”，靖国神社就立在上学的路边，每个学生经过都必须鞠躬，谁不鞠躬就会遭到严厉训斥。他想当医生，可军队需要军医。他别无选择。

1942年1月，汤浅谦被征召入伍，派往中国战场。几个月后，他被分配到山西潞安陆军医院。

那是一所由旧学校改造的医院。院墙很高，窗户很小。走廊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混合的气味。每天都有中国劳工被押进来干活，佝偻着背，低着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汤浅谦每天查房、开药、写病历，日子过得像一台机器。

直到1942年3月的一天。

那天早上他走进医院，发现走廊空荡荡的。往日那些佝偻着背的中国劳工一个都不见了。他感到奇怪，问了问同僚，没人回答他。没过多久，上级的通知到了——参加人体解剖实验。

汤浅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当时“有些害怕”。一个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当然知道活体解剖意味着什么。可他不能拒绝。命令就是命令。在日本军队里，上级的话就是法律。

他换上手术服，走进那间三四十平米的解剖室。房间里已经聚了二十多个医务人员，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笑，对接下来的事毫不关心。院长西村庆次中佐已经到了，第36师团军医部长小竹大佐也到了。汤浅谦走过去打了招呼，然后退到一边，低着头站在那里。

没多久，门开了。两个中国人被押了进来。

一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皮肤粗糙，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一看就是个农民。另一个高高壮壮，衣装整洁，不像干农活的人。【77†L10】两人的眼睛都被黑布蒙着，手脚被绳子捆得死死的。他们被按在两张铁制的解剖台上，有人在他们身上别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八路”两个字。

汤浅谦看着那两个人。那个老农民一直微微颤抖着，嘴唇在动，不知道在说什么。那个高壮的年轻人却一动不动地躺着，胸膛起伏得很平稳，像一块石头。

汤浅谦的心跳开始加快。他轻声问旁边的人：“请问这两人犯了什么非死不可的大罪呢？”

旁边一个叫平野的军医听到了，咬牙切齿地回了一句：“八路军都该杀！”

都该杀。三个字。像一把刀。

汤浅谦没再说话。

解剖开始了。

没有人给那两个中国人打麻药。

第一项手术是切除阑尾。主刀的军医手法很熟练，刀锋划开皮肤的时候，那个老农民猛地抽搐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血涌出来，顺着铁台的边缘滴到地上，一滴，两滴，越来越多。

汤浅谦站在旁边看着。他的任务是观察和记录。

接着是肢体切断缝合手术。军医们把那个老农民的右臂切开，切断部分肌腱，再缝合起来。整个过程没有麻醉。老农民的身体一直在发抖，但他始终没有喊叫。只有喉咙里不断发出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喘息声。像一头被按在案板上的老牛。

两项手术做完，老农民已经撑不住了。他的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呼吸变得又浅又快。可他们没打算放过他。

第三项手术是切开咽喉插入气管。有人拿来了野战气管切开器，一把带着弯钩的金属器械。主刀的军医把器械插进老农民的喉咙，割开了气管。

血喷出来。老农民的身体猛地弓起来，又重重地摔回去。几秒钟后，他不动了。

他死了。

汤浅谦记录下死亡时间。手有点抖，但字迹还算工整。

房间里只剩下那个高壮的年轻人。

他一直躺在旁边的铁台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从头到尾，他一声都没有出过。

接下来轮到他了。

军医们开始在他身上做同样的手术。切除阑尾，切断缝合肢体，切开气管。每一刀下去，他的身体都会绷紧，肌肉像绳子一样绞在一起。可他始终没有叫。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汤浅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另一个八路军模样的人被解剖时还在不停地喘气。”他喘气，但不叫。

下午四点，实验结束了。

医务人员们说笑着三三两两离开了解剖室。有人还在讨论晚上去哪儿喝酒。铁台上的那个年轻人还没有死。他的气管被割开了，血流了一台子，可他还在喘气。虽然很微弱，但确实还在喘。

汤浅谦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年轻人躺在血泊里，眼睛半睁着，不知道在看什么。

汤浅谦想走过去，想做点什么。可他不知道能做什么。他是个医生，可这一刻他什么都不是。

院长西村庆次走了过来。他看着那个还在喘气的年轻人，脸色阴沉。他命令一个下属往年轻人的心脏里注射空气。

空气被推进去了。

年轻人还在喘。

西村院长的脸涨红了。他不相信，一个八路军怎么可能这么顽强。他又命令汤浅谦和平野军医把人勒死。

有人递过来一根麻绳。汤浅谦拿住一头，平野拿住另一头。两人把绳子套在年轻人的脖子上，用力拉紧。

绳子的纹路陷进皮肉里。年轻人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变紫。他的眼睛睁大了，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可他还在喘。

西村院长暴跳如雷。

最后，有人拿来了麻醉药和哥罗仿。汤浅谦把药液推进年轻人的静脉里。这一次，他终于不动了。

他的眼睛还睁着。

汤浅谦和平野军医把尸体拖出解剖室，拖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土坑边。坑是早就挖好的，不大，刚好能放下一具尸体。两人把尸体推进坑里，慌慌张张地铲土掩埋。

汤浅谦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42年3月底。

他后来在笔供里写：“我即和另一军医用带子绞住，把他完全勒杀至死。”一句话。没了。

可那个年轻人的眼睛，汤浅谦记了一辈子。

第二章

1942年4月14日。太原。

汤浅谦接到命令，从潞安赶到太原参加一场“军医教育”活动。地点在太原市第一军工程队，对外叫“太原工程队”，实际上是一个俘虏收容所。

那是汤浅谦第一次走进太原集中营。

占地三百亩，三进的大院子，前院住日本办公人员和一小队日本兵，中院住伪军，后院是关押战俘的地方。院墙很高，顶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岗哨，有狼狗。后院很大，一排排低矮的土房，每间挤着几十个人。没有床，直接睡在地上。冬天冷得能冻死人，夏天热得像蒸笼。

汤浅谦那天去的是集中营的“病房区”。说是病房，其实是刑房。一溜低矮的砖房，窗户都用黑布蒙着，从外面看不见里面。

他推开其中一间的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混着福尔马林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他后退了半步。

房间里已经站了三十来个军医，都是从山西省内各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抽调来的。有的人在低声交谈，有的人在翻看手术器械。房间正中央摆着四张铁台，每张台子上都绑着一个人。

四个中国人。都是八路军战俘。

汤浅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那天接到的命令是“用活人身体的手术演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拿活人练刀。

有人递给他一把南部十四年式手枪。子弹已经压好了，四发。

一个日本军官走过来，指了指铁台上最左边那个人，对汤浅谦说：“动手。只准打小腹。”

汤浅谦抬起枪。

铁台上那个人三十来岁，肩膀很宽，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外奔波的人。他的眼睛被黑布蒙着，嘴巴也被布条勒住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汤浅谦扣动扳机。

枪声响了。

那个人猛地抽搐了一下，血从小腹涌出来，浸透了灰色的粗布衣服，流到铁台上，滴到地上。汤浅谦的袖口溅上了血点，黏糊糊的。

他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

四发子弹全部打进了那个人的小腹。

血喷涌而出。墙壁上、地面上、汤浅谦的白大褂上，到处都是。

那个人还没有死。他的身体在痉挛，嘴里的布条被血浸湿了，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担架很快把人抬进了隔壁的手术室。

手术室里摆着两张铁台，暖黄的灯泡吊在头顶，光线昏暗，照得人影绰绰。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与热血混合的铁锈味。没有乙醚，没有麻药。兵藤少将下令直接开刀。

汤浅谦站在手术台前，手里握着手术刀。

那个人躺在台上，小腹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他的呼吸很急促，胸膛起伏得厉害。黑布还蒙在眼睛上，可他的嘴在动，不停地动，像在说什么。布条勒得太紧，听不清。

汤浅谦深吸一口气，刀锋划开了皮肤。

皮肉翻开。血涌出来。助手用纱布去堵，纱布瞬间就被染红了。汤浅谦继续往下切，刀锋避开大血管，一路深入到腹腔。

镊子探进去，在肠系膜附近找到了弹头。四发子弹，有三发嵌在肌肉里，一发打穿了肠壁。汤浅谦用镊子夹住弹头，慢慢往外拔。弹头滑出来，掉进铁盘里，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四分钟。四颗弹头全部取出来了。

围观的军医们发出一阵低声的惊叹。有人点了点头，有人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汤浅谦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开始缝合伤口。

他低头缝合的时候，无意间抬了一下眼。

铁台上那个人的黑布不知什么时候松动了，露出半只眼睛。那只眼睛直直地看着汤浅谦，浑浊，却倔强。

汤浅谦的手顿了一下。针尖停在半空。

那只眼睛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就那么看着，像一口枯井，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

汤浅谦低下头，继续缝合。

旁边的铁台上，另一个八路军战士正在被截肢。没有麻药，刀锯直接锯断了小腿骨。那个人咬着牙，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像一头困兽。

手术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

下午，所有的“手术演习”都结束了。四个八路军战俘，两个当场死亡，两个在送回牢房后不久也断了气。

汤浅谦走出手术室，脱下沾满血的白大褂，扔进回收桶里。走廊里三三两两的军医在交谈，有人在笑。

他走出院子，站在集中营的围墙外面。四月的太原，风里还带着凉意。远处有炊烟升起来，是附近的农户在做晚饭。他忽然想起东京的家，想起父亲诊所里的药柜，想起医学院教室里的人体模型。

那些模型是塑料的。冰冷的。没有温度。

而今天他手里的刀，切开的是活人的肉。温热的，跳动的，会流血会痉挛的肉。

他蹲在地上，干呕了几下。什么都没吐出来。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汤浅谦一夜没睡。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闭眼就是那只眼睛。浑浊的，倔强的，像一口枯井的眼睛。

第三章

1942年8月底。潞安陆军医院解剖室。

汤浅谦又一次站在了手术台前。

这次是十几名军医一起上阵，两名八路军俘虏被绑在铁台上。汤浅谦分到的“任务”是气管切开手术——用野战气管切开器把其中一名俘虏的气管割开。另一名俘虏则由别的军医负责，注射大剂量的麻醉剂和哥罗仿，“为了试验这药料的作用如何使之窒息至死”。

手术进行得很快。切开、割断、缝合——汤浅谦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了。从3月到8月，不过五个月时间，他已经从一个刚毕业的医学生变成了一台手术机器。

手术结束后，两名俘虏都死了。一个被割断了气管，一个被麻药窒息至死。

汤浅谦洗了手，换了衣服，走出解剖室。走廊里阳光很好，从高窗上斜斜地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浮动。他靠在墙上，点了一支烟。

烟抽到一半，他想起来——他甚至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

从3月到现在，他亲手参与了解剖多少个中国人了？他数了数。3月两个，4月四个，8月两个。一共八个了。

八个活人。被他用刀切开，用器械割断，用药剂杀死。

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是怎么被俘的，在被俘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们被送来的时候身上别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八路”。

八路。两个字。就够了。

汤浅谦把烟头摁灭在墙上，转身回了宿舍。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间巨大的手术室里，四周全是铁台，每张台上都躺着一个人。密密麻麻的，数不清有多少个。所有人都睁着眼睛看着他。浑浊的，倔强的，像枯井一样的眼睛。

他醒了。一身冷汗。

从那以后，这个梦就开始反复出现。每隔几天就来一次，一次比一次清晰。

1942年12月。汤浅谦再次被调到太原参加“军医教育”。

这次规模更大。几十名军医聚集在太原集中营的“病房区”，又是四名八路军战俘被绑在铁台上。汤浅谦负责的是弹丸取出手术——先用手枪射击俘虏的小腹，再切开腹腔取出弹头。

流程他早就熟悉了。开枪、切开、取出、缝合。一气呵成。

可这次出了点意外。

他切开那名俘虏腹腔的时候，发现弹头卡在了脊椎附近。位置很深，镊子够不着。他试了几次，弹头纹丝不动。汗水从额头滴下来，落在敞开的腹腔里，和血混在一起。

铁台上那个人一直在喘气。很微弱，但很均匀。一下，一下，像钟摆。

汤浅谦换了一把更长的钳子，伸进去，夹住弹头，慢慢往外拔。弹头一点一点地出来，带着碎骨和肉屑。当弹头终于脱离组织的那一刻，铁台上那个人猛地抽搐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闷哼。

然后他不动了。

汤浅谦低头看了一眼——心脏停跳了。

他直起身，把手里的钳子和弹头扔进铁盘里。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块毛巾，他擦了擦手上的血。

“下一个。”有人说。

下一个俘虏被抬上了铁台。

汤浅谦又拿起了枪。

第四章

1943年。潞安陆军医院。

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日本在各个战场上开始显露颓势。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波及到了中国战场，物资短缺，药品匮乏，伤兵越来越多。潞安陆军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缺胳膊断腿的日本兵，呻吟声此起彼伏。

可解剖室的灯从来没有灭过。

1943年3月底。汤浅谦又一次站在了解剖台前。两名俘虏被送了进来。

这次的手术和第一次几乎一模一样——切除阑尾、切断缝合肢体、切开气管。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项“内容”：切除睾丸。

为什么要切除睾丸？汤浅谦没有问。上级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手术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两名俘虏都死了。一个死在手术台上，一个在送回牢房后没多久断了气。

汤浅谦洗了手，走出解剖室。走廊里有个年轻的卫生兵在拖地，拖把上的水是粉红色的，混着血。汤浅谦绕开那摊水，回了办公室。

他坐下来，翻开病历本，准备记录今天的手术。笔尖停在纸面上，迟迟落不下去。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解剖了多少个中国人了。

3月两个。4月四个。8月两个。12月四个。今年3月又两个。

十四个了。

从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整整一年。十四个活人。被他用刀切开，用器械割断，用药剂杀死。

汤浅谦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不知道是日本兵的狼狗还是村里的土狗。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诊所里养了一只猫。有一次猫病了，父亲给猫做手术，他在旁边看着。父亲的手很稳，刀锋很轻，猫没有受太多罪就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伤口已经缝好，喵喵叫着要吃鱼。

那是他第一次见识手术。他当时觉得，医生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

可现在呢？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握过手术刀，握过手枪，握过麻绳。这双手切开过活人的皮肉，取出过嵌在骨头里的弹头，勒断过还在喘气的脖子。

这双手，还配叫医生的手吗？

汤浅谦把手缩回来，藏进白大褂的口袋里。口袋很深，手在里面攥成了拳头。

那天晚上他又做了那个梦。还是那间巨大的手术室，还是那些铁台，还是那些眼睛。可这次多了一个人——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那个个子不高、手掌有厚茧的老农民。他站在最前面，直直地看着汤浅谦，嘴唇在动，像在说什么。

汤浅谦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第五章

1944年。战争越来越吃紧了。

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兵员损耗巨大。潞安陆军医院里的日本伤兵越来越多，药品越来越少。可解剖室的“手术演习”从未中断过。

1944年4月初。两名俘虏被送进潞安陆军医院解剖室。

十几名军医围在铁台周围，每个人轮流上阵“练习手术材料”。汤浅谦这次负责的是截肢手术——锯断一名俘虏的右腿。

他拿起骨锯，对准膝盖上方，开始锯。

骨头很硬，锯起来很费劲。他来回拉动锯条，骨屑飞溅，混着血水沾在白大褂上。铁台上那个人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在抖，可他一动都不能动——手脚都被铁箍固定在台子上。

锯了大约五分钟，骨头断了。汤浅谦把断肢拿下来，扔进旁边的铁桶里。桶里已经有好几截断肢了，有胳膊有腿，胡乱堆在一起。

他开始处理断面的血管和神经。止血、缝合、包扎。手法很熟练，流程很标准。如果躺在台上的是一只实验犬，这堂课可以打满分。

可躺在台上的是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没有打麻药、从头到尾都在发抖的活人。

手术结束后，那名俘虏被抬回了牢房。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死了。失血过多。

汤浅谦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吃早饭。他嚼着馒头，没什么表情。旁边的军医在讨论昨晚的牌局，有人输了钱在抱怨。汤浅谦吃完馒头，喝了口水，起身去查房。

1944年9月下旬。又是两名俘虏。

这次汤浅谦的任务是“提供解剖材料”——把其中一名俘虏交给解剖室的十名左右军医进行“演习手术”，把另一名交给院长“砍了头”。

十名军医围着铁台，轮流上阵。有人切阑尾，有人锯骨头，有人割气管。汤浅谦站在旁边看着，手里拿着记录本，不时写几笔。

铁台上那个人一直睁着眼睛。他的眼睛没有被蒙住——这次没有蒙。汤浅谦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平静的，冷淡的，像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忽然开口说话了。说的是中文，汤浅谦听不太懂，但大概听出了几个字——“你们”“不是”“人”。

旁边的军医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有人用日语骂了一句，然后继续手术。

那个人没有再说话。他的眼睛一直睁着，直到最后。

另一名俘虏被带到了院长的办公室。汤浅谦没有跟过去，但他后来听人说，院长用一把军刀砍掉了那个人的头。头被砍下来之后，眼睛还睁着。

汤浅谦那天晚上又做了那个梦。这次铁台上的人更多了，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头。所有人都睁着眼睛看他。浑浊的，倔强的，平静的，冷淡的。

他在梦里大喊了一声，然后醒了。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惨白惨白的。他坐在床上，浑身是汗。隔壁房间传来军医的鼾声，又响又沉。

他忽然想给家里写封信。可拿起笔，又不知道该写什么。告诉父亲他每天都在做什么？告诉母亲他手上沾了多少血？

他把笔放下，躺回去，睁着眼睛等天亮。

第六章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

1月底。潞安陆军医院。

一名俘虏被送进解剖室，提供给医院解剖室军医及独立步兵第14旅团军医约十人进行“活体手术演习”。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那名俘虏死了。

汤浅谦洗了手，换了衣服，走出解剖室。走廊里有个日本兵在哭——他的战友昨天阵亡了。哭声很低，压着嗓子，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汤浅谦从那个日本兵身边走过去，没有停。

1945年3月中旬。

最后两名俘虏被送进了潞安陆军医院解剖室。十名军医围在铁台周围。

汤浅谦看着那两个人。一个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脸上还有稚气。另一个年纪大些，四十来岁，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年轻的那个一直在发抖，嘴唇发白。年纪大的那个却很平静，闭着眼睛，像在睡觉。

手术开始了。切阑尾、锯骨头、割气管——流程和过去三年一模一样。汤浅谦熟练地操作着，每一刀都精准到位。

年纪大的那个在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汤浅谦，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一下。

汤浅谦手里的刀顿住了。

那个笑很轻，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就消失了。可汤浅谦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嘲弄的笑。一个胜利者的笑。一个明明躺在铁台上、被人用刀割开皮肉的人，却用眼神告诉对方“你输了”的笑。

汤浅谦低下头继续手术。手有点抖。

手术结束后，两名俘虏都死了。

汤浅谦走出解剖室，站在院子里。3月的山西还是很冷，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土腥味。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走进这间解剖室的时候，也是3月。

整整三年。从1942年3月到1945年3月。

他算了算——直接参与的活体解剖一共七次，每次两个人，一共十四个。外加五名和平居民。一共十九个人。

十九个活人。被他用刀切开，用器械割断，用药剂杀死。

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家里还有谁。他只知道他们被送来的时候身上别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八路”。

八路。两个字。

他点了支烟，站在风里抽完。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那天晚上他没有做梦。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第七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潞安陆军医院里的日本军人一夜之间慌了神。有人开始烧文件，有人开始收拾行李，有人坐在角落里发呆。汤浅谦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看着天空。天很蓝，几朵云飘过去，慢悠悠的。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9月。中国军队接管了潞安陆军医院。所有的日本军医都被集中起来，等待处置。汤浅谦混在人群里，低着头，不说话。

有人开始遣返日本侨民和战俘。一批一批的人被装上火车，运往港口，送回日本。汤浅谦看着那些人离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想走，又不想走。想回家，可回家之后呢？父亲问他这几年在做什么，他怎么说？

1948年。汤浅谦在阳泉被太原市公安局逮捕。

他被送进了战犯改造所。

那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四周是高墙，墙上有铁丝网。和太原集中营很像——汤浅谦第一次走进改造所的时候，心里猛地抽了一下。

可这里和集中营完全不同。没有铁台，没有手术刀，没有绑在台上的活人。有的是学习室、阅览室、操场。每天上课、讨论、写材料。

改造所的工作人员给他发了一套新的棉衣，一床干净的被子。饭菜虽然简单，但能吃饱。没有人打他，没有人骂他，没有人拿他做实验。

汤浅谦很不适应。

他在日本军队里待了四年，在战犯改造所里要待八年。四年里他学会的是怎么用刀切开活人的身体。八年里他要学会的是怎么重新做一个人。

改造所里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床、洗漱、早饭、学习。下午讨论、写心得、劳动。晚上看书、写日记、睡觉。

刚开始的时候，汤浅谦不怎么说话。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别人跟他说话他就嗯一声，不多说一个字。

工作人员找他谈话，问他过去的事情。他开始不说，后来慢慢地说一点，再后来什么都说了。

1954年11月20日。汤浅谦写了一份笔供。

他详细交代了1942年到1945年间在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和太原集中营的所有罪行——七次活体解剖，一共十四名八路军俘虏，五名和平居民。

笔供写得很详细。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多少人、什么手术、谁死了、怎么死的。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手一直在抖。

他忽然发现，写下来的这些东西，比他想象的多得多。十九个人。十九条命。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数过。现在写在纸上了，白纸黑字，一个都少不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改造所的宿舍很安静，能听到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他想起1942年3月那个下午，那个高壮的年轻人躺在铁台上，眼睛半睁着，气管被割开了还在喘气。

他想起1942年12月那个晚上，那个弹头卡在脊椎里的俘虏，心脏停跳时的那一声闷哼。

他想起1944年9月那个被砍头的俘虏，头被砍下来之后眼睛还睁着。

他想起1945年3月那个年纪大些的俘虏，闭着眼睛笑了一下。

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从眼前走过去。所有人都看着他。浑浊的，倔强的，平静的，冷淡的，嘲弄的。

汤浅谦把被子蒙在头上，蜷缩成一团。

第八章

1956年。汤浅谦被释放回国。

八年的改造生涯结束了。他坐上了从天津开往横滨的轮船。

船在海上走了几天几夜。汤浅谦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面。海水是灰蓝色的，无边无际，浪花拍打着船舷，发出单调的声响。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大海是什么时候。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海边玩，他光着脚在沙滩上跑，海浪打过来淹到脚踝，凉凉的。那时候他觉得大海好大，大得看不到边，像整个世界。

现在他看着这片海，觉得它小。小得装不下他脑子里的东西。

船靠岸的那天，横滨港起了薄雾。

汤浅谦走下舷梯，站在码头上。八年了。横滨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港口还是那个港口，海鸥还是那些海鸥。可他不再是二十六岁的那个他了。

他不敢回老家。不敢见父亲，不敢见母亲。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儿子回来了，可这个儿子手上沾着十九个人的血。

他在横滨一个朋友的诊所里落了脚，白天替人看病，晚上写回忆录。朋友问他这几年在中国做什么，他说在战犯改造所待了八年。朋友没再问。

回忆录写得很慢。不是写不出来，是写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每一个字都在提醒他——你做过什么。

他给回忆录起了个名字，叫《难忘的记忆——日本军队的活体解剖记实》。

书写完之后，他开始到处演讲。去学校、去社区、去各种集会。他站在台上，把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来。

“我有罪。”他说。

台下有人听着，有人流泪，有人愤怒地站起来骂他。他都接受。

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汤浅谦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当时我只是服从命令。上级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想过对错。我以为那只是工作。可后来我知道了——那不是工作。那是犯罪。”

他说完这段话，台下一片安静。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握过手术刀，握过手枪，握过麻绳。现在这双手在发抖，怎么也停不下来。

第九章

汤浅谦的余生都在忏悔中度过。

他不断地写，不断地讲，把那段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有人说他是真心悔罪，有人说他只是在寻求心理安慰。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一直讲到老，讲到走不动路为止。

他在回忆录里写过一个细节——那个1942年3月被活埋的年轻八路军。

“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活埋了他。”

这句话他写过很多遍。每次写到这一句，笔尖都会停很久。墨水洇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圆点，像一滴泪。

那个年轻人是谁？他从哪里来？家里还有谁？他怎么当上了八路军？他被俘之前打过什么仗？他被送到潞安陆军医院的那天早上吃早饭了吗？

汤浅谦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个人很高很壮，衣装整洁，不像干农活的人。他只知道那个人从头到尾没有叫过一声。他只知道那个人被注射了空气没死，被勒了脖子没死，最后打了麻药才死。

他什么都不知道。可他忘不掉。

每次一闭眼，那个人就站在面前。半睁着眼睛，气管里冒着血泡，还在喘气。

汤浅谦在回忆录里写：“这个人折磨了我一生。”

他说的没错。那个人确实折磨了他一辈子。从1942年3月那个下午开始，一直到汤浅谦去世，那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只是那个人。还有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那个弹头卡在脊椎里的俘虏，那个被砍了头的俘虏，那个闭着眼睛笑了一下的俘虏。十九个人，一个都没有离开过。

他们在汤浅谦的梦里站着，排着队，看着他。不说话，不动作，就那么看着。

汤浅谦后来在演讲中说：“我简直就不是人，而变成了恶魔。”

恶魔。这个词他用得很重。可仔细想想，一个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活生生解剖了十九个活人，不是恶魔又是什么？

可汤浅谦又和恶魔不太一样。恶魔不会忏悔，不会失眠，不会在几十年后还在做噩梦。恶魔不会写回忆录，不会到处演讲，不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有罪”。

汤浅谦会。

他一直在说，说到最后。

第十章

汤浅谦的故事讲完了。可那个时代的故事远远没有讲完。

从1938年6月到1945年8月，太原集中营存在了整整七年。七年间，超过十万名中国战俘被关押在这座占地三百亩的院子里。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十个人进去，四个人出不来。

他们是怎么死的？被活体解剖死的，被细菌实验死的，被活人刺杀训练死的，被超量抽血死的，被狼狗咬死的，被活埋死的。

每一种死法都残忍得让人不敢去想。可这些都是真的。有档案，有笔供，有照片，有幸存者的口述。

1942年7月26日。一批俘虏从太原工程队被以外出劳动的名义骗出来，带到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东边。日军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活人刺杀训练。

四个批次。三百多名八路军战俘被当作活靶子，让日本新兵练刺刀。训练结束之后，三百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赛马场上，血流成河。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叫赵培宪。

赵培宪是怎么活下来的？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他命大，也许是日军漏了他。总之他活下来了，成了那次屠杀唯一的见证者。

他后来把这段经历讲了出来。讲给后人听，讲给历史听。

像赵培宪这样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他们从太原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带着满身的伤和满心的痛，把那段历史一五一十地传了下来。

刘侵宵。1940年12月被俘，关进太原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和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利用担任工程队长的权力改善战俘生活条件，利用外派劳工的机会营救了几批八路军官兵。

1941年，刘侵宵获救出狱。

他的儿子刘林生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书里详细记录了太原集中营的暴行，也记录了被俘将士们在集中营里秘密抗争的故事。

刘林生在书里写：“父辈们经历的痛苦，是一个时代国人苦难的缩影。”

这句话说得很好。可我觉得，不只是苦难的缩影，更是坚韧的缩影。

那些被绑在铁台上的八路军战俘，那些被割开皮肉却没有叫一声的人，那些被注射了空气、被勒了脖子还没有死的人，那些闭着眼睛笑了一下的人——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缩影。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叫什么名字？

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了。档案烧了，人死了，名字散落在时间里，找不回来了。

可汤浅谦记得他们。记得很清楚。记了一辈子。

这大概是那些无名者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回声，通过一个刽子手的记忆，活了下来。

汤浅谦2000年前后去世，活了八十多岁。他死之前还在写，还在讲，还在说“我有罪”。

他有没有得到原谅？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那些被他解剖的人早就死了，没法开口说原谅还是不原谅。可汤浅谦自己似乎也没有在等一个答案。他只是在说，一直在说，说到最后。

也许对他来说，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赎罪。也许不是。也许他只是忘不掉，所以必须说出来，让其他人也记住。

不管怎样，历史记住了。

记住了那些名字不详的人，记住了那间三四十平米的解剖室，记住了那把割开活人皮肉的手术刀，记住了那只浑浊的、倔强的、像枯井一样的眼睛。

也记住了汤浅谦。一个从医生变成恶魔、又从恶魔变回人的日本军医。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战争可以把一个人变成什么东西。

也可以让一个人用一辈子去偿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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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国家档案局《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第二集：汤浅谦（1954年11月20日笔供），载《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第8版

2. 刘林生《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2012年首发

3. 新华社《虐待战俘、活体刺杀、解剖实验：“太原集中营”实证日军暴行》，2025年9月19日